寻找长征的落脚点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先是准备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在湘西布下了口袋阵，等待红军往里钻。中央在黎平会议讨论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遵义会议后，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已经不大可能，党中央决定争取“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随后，又准备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可这些选择最后都没实现，直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后，红军才站稳了脚跟。

可以看出，陕北根据地并不是党中央和红军的原计划，而是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计划的结果，以便在极其危险的转移过程中摆脱敌人围追堵截，保全自己。红军长征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最终选定陕北，是毛泽东发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存在，鉴于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为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的工农红军该往哪走需要迅速决定。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同党中央存在严重分歧。党中央认为两支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向前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综合分析日本入侵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国内形势和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后，中央认为红军应该北上至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既便于进一步发展壮大，也便于东出晋冀抗日救国。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应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28日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从而为北上向陕甘发展，到靠近抗日前线地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

陕北有着优越的革命条件，距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较远，不是国民党誓在必夺的地方，而且周围地方军阀矛盾重重，勾心斗角，所以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有利于缓和国民党对我之进攻，使红军获得一个休整的机会，进而逐步争取国民党中当权人物的转变，有助于早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陕北靠近华北，靠近抗日前线，便于红军转到抗日前线直接对日作战，且靠近苏联，便于得到援助。早在1928年，刘志丹和谢子长就在陕北开展革命活动，创立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农民武装和游击活动都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群众有着很高的觉悟和强烈的抗日要求。加之陕北地处高原，地形闭塞，环境复杂，这种环境对于红军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发挥极为有利。

落脚陕北的决策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中孕育着必然。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攻占腊子口后，中共中央于21日顺利抵达甘肃哈达铺。小镇哈达铺本是红军在此困难之际进行短暂休养和整编之地，却无意之中成为红军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在哈达铺的邮电所，红军找到国民党的报纸，得知国民党正在围剿陕北的“赤匪”。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一共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如著名的井冈山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中央苏区。但是南方根据地后来相继丧失。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且有一块相当稳固的红色根据地，这条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22日上午，党中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在分析形势后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27日，党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正式决定并宣布改变俄界会议定出的首先在靠近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的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彻底结束了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局面，为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成功会师，最终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决策的无比正确性。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