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决定了一个党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遵义会议的很多重要建议都是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担架上一步一步讨论出来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把三人的努力幽默地称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一种艰辛的努力与斗争的艺术。

1934年，由于李德、博古错误的军事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中央红军不得不从辛苦工作多年的中央苏区撤出，走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途。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张闻天与王稼祥都在党内、军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考虑到张闻天等人在党内的特殊影响和地位，毛泽东早在长征出发前，就已经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进行争取工作。

91王稼祥起先是反对毛泽东的，他对是非的判断还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同在苏联学习过的王明的指示。因此，在赣南会议上，王稼祥支持并拥护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批判。后来通过对毛泽东主张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特别是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

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彻底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以至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第一个站起来明确表示支持和肯定毛泽东。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张闻天来到中央苏区虽然参与领导了反“罗明路线”斗争，但随着越来越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慢慢在思想认识和具体行动等方面都同“左”倾领导人博古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搬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相互靠拢，逐步达成共识。

在长征出发前，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被分散到军团去，毛泽东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非常虚弱，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遭敌机轰炸身负重伤，右腹部伤势还未痊愈，两人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当时的“三人团”忙着指挥战事，顾不上他们。所以，特定的条件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三人谈论最多的就是为何不能打破

敌人第五次“围剿”。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趋一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博古、李德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在湘西布下了口袋阵，等待红军往里钻。可是，博古、李德明知前路险恶，仍然坚持原定目标不变，中央红军仍然一步步继续向湘西前进。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等人展开了斗争，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

有了前期担架上三人的充分交流和信任，张闻天、王稼祥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的通道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等问题。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会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黎平进发，避开了蒋介石布下的“口袋”。

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进军路线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采纳毛泽东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茂密的橘林旁，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讨论当前的形势，二人均认为被排挤在外的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就把这一消息及时告诉了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他们也都赞成在适当的时候开个会，改由毛泽东指挥。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在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团结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协商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担架上的谈心交流与思考探讨。而索尔兹伯里提到的担架上的“阴谋”,实际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