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遂川荆竹山，由于长途跋涉，饥渴难忍的战士随手挖了当地老百姓的红薯吃，针对这些损坏群众利益的现象，毛泽东提出了三条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言简意赅的“三条纪律”颁布之后，大家照着做，但是具体落实起来却出了不少问题。

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在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针对有战士在百姓家住宿时借的门板还错了、把睡觉时用过的稻草乱放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

(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6)不打人不骂人。以此将三条纪律具体化，更有利于队伍执行与管理。

同年3月，为接应湘南暴动的朱德部队，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湖南南部的桂东县沙田镇，发现这个拥有几百家店铺，平日里人来人往的镇子，竟然户户店门紧闭，街道空寂无人。原来，以前到过该镇的部队大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再加上反动派大肆宣传，污蔑工农红军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无恶不作。深受兵匪之害的群众听信了谣言，纷纷逃往深山老林以“避难”。

看到这样的状况，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深刻反思着，自己带领的队伍与老百姓深入接触过程中曾发生过哪些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同时，他也在反复思索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大大小小上千次农民起义，被“逼上梁山”的农民或被残酷镇压，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鹰隼，他们的命运令人扼腕。而这支以农民为主的工农红军该怎样避免重蹈覆辙?该怎样真正获得人民的支持，成为“人民的军队”?于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和军队成长的需要，毛泽东对宣讲过但未系统成为条例的军队纪律反复地斟酌，进行了逐项修改与补充。

1928年4月，毛泽东在工农革命战士和穷苦老百姓面前逐条逐项地宣读了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当时称“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

(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自此，《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式成为工农革命军军规，其中蕴含着彻底肃清旧式军队影响、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深远谋划。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些行动准则规范，有文化的战士将六项注意抄写在行军包袱布上。行军时包袱布背在背上，宿营时包袱布挂在墙上，六项注意就一目了然。现今，国家博物馆还收藏着这样的包袱布，为国家一级文物。

1929年盛夏，红四军在福建连城整训。因为战士们在新泉洗温泉浴一事闹得群众有意见，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建议：六项注意要加“不准随地洗澡”这一条。毛泽东十分认可，人民军队应该制定纪律来自我约束。洗澡可以，但洗澡要避女人。政治部主任陈毅则建议再加一条“不准随地大小便”(后改为“大便找厕所”)的规定。于是，六项注意就升为了“八项注意”。

无论是“六项注意”还是“八项注意”,看起来都是些细微“小事”,但这些“小事”却内涵丰富，代表了革命军对群众秋毫无犯、执纪如铁的严明作风。也正是这样的严明作风，使得工农革命军拥有了不同于以往起义的农民、旧式的军队之显著特征。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人民军队的宗旨作了精辟的概括：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①这一宗旨，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这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队伍，获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靠着人民的支持、掩护和帮助，人民军队得以积蓄力量、成长壮大，直至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依据革命形势对其内容重行颁布。三大纪律：(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1)说话和气；(2)买卖公平；(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5)不打人骂人；(6)不损坏庄稼；(7)不调戏妇女；(8)不虐待俘虏。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号称“第一军规”的钢铁纪律铸就了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是全军克服困难、勇往无前和不断取胜的强大动力和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