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几年我一直咬牙切齿地想改名，因为我认为我这些年诸事不顺、一个劲儿地头朝下“走背字儿”，完全是与我这名字没起好有关。

我极为羡慕那些把自己的姓名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名词联系起来的人，如：姓时的叫时间，姓毕的叫毕然，姓吴的叫吴所谓，姓李的叫李拜天。看看这些名字多有趣，多响亮，多招人喜欢。再看我这名字——杨建英！男人女名，很是晦气。雌雄不分，是我恨这名字的第一点；第二点是谐音不好。——“羊见鹰”“阳见阴”，这羊羔见了老鹰能有个好？白天进入黑夜能说很妙？……

我曾在网上搜索过这个名字，想找一些同名同姓的“战友”壮壮声势，结果搜出一堆老太太。

在我们老家有这样的习俗，男孩一出生就起一个贱一点儿的名字，好养活。于是我的伙伴中就有了王狗剩儿、张狗蛋儿、许三丫儿、赵胖妞儿等，不过人家那些都是乳名。随着年龄增长，除了一些长辈有时开玩笑喊那么一两嗓子，到如今，一个个成家立业，有儿有女了，谁还敢叫。我这名字就不行了，正儿八经的“注册商标”，写进户口本的，撕都撕不掉。

《金瓶梅》中潘金莲有言：“南京的沈万山，北京的大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人活一世，草活一秋，没个响亮的名字这一生是很窝囊的。我并非宿命之人，可人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举。我浑噩多年，一事无成，难道与这个不成气候的破名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

总之，“难言之隐，一改了之！”

二

我记得前总理温家宝访美，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谈时说，中国最大的困难就是有 13 亿人口。“13 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多么小的问题乘以 13 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 亿，都会变得很小。”我虽没有经天纬地之才，治国安邦之志，但也经常为这 13 亿人的名字问题发愁。就凭这 100 多个姓氏，3700多个常用汉字，要为 13 亿人都安上一个得体响亮的名字，又不重复，何其之难！是的，重名问题是中国姓名最为突出的大问题。据说，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名字的字数。可这就解决问题了吗？我看未必。

我们新疆是多民族地区，许多人的名字是音译，字数多，可重名问题依然存在。不信，您站在新疆城市的繁华路口大叫一声“买买提”，可能有不下 20 个人回应您。

记得多年以前，我在矿山工作时，车间里有 3 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小伙子都叫革命别克，都是先进工作者。依照传统，一个单位里有人重名重姓，那就参照买鞋的规矩，分出个大小号来。就像体育界的大小王涛、演艺界的大小陶红那样。我们把这三个巴郎子也分了号：大的叫大革命别克，小的叫小革命别克，还剩一个不大不小的不知该咋叫，大伙一合计，干脆就叫“干革命别克”吧。车间主任也这么叫，早上开晨会主任分配任务：“大革命别克把井下四中段的配电盘检修一下；小革命别克一会儿和我一起去拉机油；车间里的雷管和炸药不多了，那个啥……干革命别克，你带几个人去炸药库拉一些回来……”

香港回归那阵子，国人除了兴奋之外，也看到了一些“古怪”的名字：范徐立泰、闾丘露薇……天下还有这样的复姓？于是，很多人以为是报纸出了错误。后来弄清楚了，这是人家“女同志”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了夫姓。其实这也不新鲜，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像我奶奶那辈人都这样，如：我奶奶姓董，嫁到我们杨家就叫杨董氏，依次类推诸如：张李氏、方王氏、赵陈氏，等等。但如果姓马的嫁给姓齐的那就成了“齐马氏”，姓洪的嫁给姓奚的就更麻烦了——奚洪氏！

扯远了，不过，这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别致的、避免和他人重名的好办法。看来，前人比我们聪明多了。

三

我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我的父辈们的姓名与人生成败的关系，结果表明：他们的人生之路与姓名有着很大的关系。

按家谱上排，我的上一辈是“得”字辈，因此，我父亲排行老大叫杨得海，小叔叫杨得山，堂叔叫杨得水。如今，这哥仨都已过花甲之年。而纵观他们这大半生，我发现他们也真应验了“叫什么就得什么”的说法。

先说小叔杨得山，他这名字多棒！——“羊得山”有山就有草，靠山就吃山，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

我小叔是位艺术家。早年间，毕业于戏曲学校，学的是板胡。毕业后，分配到梆子剧团任琴师，傍的全是名角儿。起初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各种外来艺术冲击国内艺术市场，造成古老的戏剧艺术走了下坡路。国粹京剧都减了市场，戏曲梆子更是混得快和白菜帮子一个价儿啦，他就干脆退下来，不干了！之后，他专心画国画，拜在京城许多名师门下，其中就有国画大师吴冠中。现在他早已跻身著名国画家行列，先后赴 20 多个国家办过画展，作品被中南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处收藏。总之，杨得山真就得益于他的山水画了。

再说堂叔杨得水，他这名字也不错，有水有草，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他 16 岁进城里的建筑队当了一名建筑工人，我们老家称这个行当为泥水匠。60 岁退而不休。老爷子手艺精湛，绝活很多，被公司返聘当技术监工。每日下班，半斤猪头肉，二两老白干儿，一碗炸酱面；吃完，泡一壶“好叶子”，一边喝西湖龙井，一边听二黄流水。因此，杨得水也算得着水了。

最后，再说说我这“苦命”的老爹杨得海了。

我不知我那大字不识一筐的爷爷，咋会给我爸起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大海波澜壮阔，海水又苦又涩，有羊的活路吗？

我爸高小毕业后在天津参加工作，搞商业，就在海河边，离海很近。如果不出意外，干到现在他也会弄个一官半职的，因为当年他的同事都发达了。不想，1962 年支边的号召一提出，我爸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西行之路，来到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新疆！他走时没和家里打招呼，等过了嘉峪关，才写了封家书。

起初，我奶奶不知道新疆在哪，还以为离石家庄不远呢。后来，问了村里一个明白人才弄清了是咋回事儿。明白人说：“新疆那地界八成儿和孙猴子取经去的那个西天是一个公社的。”老太太一听，当时就背过气去了。

是呀！对于我们那个“离家 5 里就要写家书”、贪家恋土的故乡来说，我爸的做法着实是惊天动地……

这一晃都快半个世纪了，父亲是否找到了他生命中的那个“海”？答案是肯定的。几十年中，他穿越过瀚海阑干、茫茫戈壁、草原绿海、苍茫雪海、如潮人海、艰难苦海。当然，对于我来说，父亲这大半生何尝不是一个深邃的海！

20 世纪 80 年代，我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我父亲在家乡找到接收单位，打来电话流着泪说：“哥，你回来吧！”我爸也流着泪说：“我离不开新疆了……”

年前，我陪父亲回乡探亲，在与叔父们的欢聚宴会上，我发表了关于他们的人生与姓名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老哥儿仨听完哈哈大笑，异口同声地夸赞我——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