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杂耍演员！

他们并非过着很幸福的生活，说实话，他们也并非很逗乐。

同代人对他们不够尊重，那些后来者看到其乏味的作品，耸耸肩说：“作为我们国家知识发展中的一个篇章很有意义，但是太枯燥乏味了！太乏味了！”

为了对新联邦的艺术和文学状况做到彻底公正，我们必须回到三百多年前的时期。

在另外一本书中，我曾经将社会和宗教的巨变比作上帝投到人类波澜不兴的水池中的石子。这些投掷物掀起了涟漪，涟漪扩散到池子的角角落落，而且随着越来越远离中心，涟漪变得越来越弱，但从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可能不会掀起轩然大波，但是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水面的平静，尽管是微不足道的。

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这样一次**，它有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使人类的目光从令人生疑的天堂欢乐转向寻求有形的世俗欢乐。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接着越过阿尔卑斯山，扩大影响范围，直到旧大陆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感到了“人类至上”这一新的福音的影响。

由于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将其同大陆其他地区隔开，英国是最后一个受其影响的国度。正值一切顺利进行之际，正当贝斯女王手下的诗人、音乐家、戏剧家、演员和画家将其拥挤不堪的小岛变成一块伟大乐土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和约翰·加尔文博士出现了，将一吨有争议的砖块扔进了新人类这个快乐的池塘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场风波时至今日还在继续。

总之，在文艺复兴运动得以彻底征服英伦三岛之前，宗教改革溅起的巨大水花吞没了文艺复兴运动，而且再次以疑窦丛生的死后快乐取代了更为积极的生前满足。

由于历史上的一个怪异的转折，对光荣人类的新理想不为所动，后来完全处于宗教改革影响之下的那个阶层，恰是移居新大陆并得以将其自己的道德规范、喜好以及行为标准强加于北美整个殖民地社会的那个阶层。

你可能还记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件小事。恐怖主义分子捉住了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将他拖上了断头台。他的朋友们表现出难得的勇气，请求法庭的庭长免他一死，因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

“呸，”庭长大人回答道，“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砍掉他的头！”

用铁棒统治清教徒社会的加尔文派神职人员，也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那些投身于无用的艺术追求，以及那些不像所有敬畏上帝的良民那样靠在工厂或办公室上班度日的人。

他们没有将画家、雕塑家和作家斩首。他们不必那么做。

这些可怜的人脱离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艺术领域，新英格兰仍然像朱迪亚古老的不毛之地一样毫无收获，那里曾经作为马萨诸塞理想国创立者的理想，使他们充满了满腔热情，这种热情没有被视为是精神轻浮和心灵邪恶的表现。

对某些工匠应该另眼相看。谦逊的木匠和石匠仍在建造一流的房屋。但是，那时的建筑总是带有加尔文派的偏见。所罗门不是已经建造了一个庙宇，名声远播至遥远的阿比西尼亚？不是有一本名叫《出埃及记》的书，其中记载了关于柱子、木板、门和门闩的规格？

结果，伐木工获得了自由，而为数不多的铜匠和银匠的狡猾丝毫没有丧失，这种狡猾使他们的行业在旧大陆显得与众不同。但并不止于此。在一个认为《圣经》就是最高的文学表现形式的民族中，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已经变得肤浅如纸。

另一方面，音乐跟剧院和舞厅的世俗享乐密不可分，令人一刻也无法忍受下去。

绘画艺术从没有深入普通家庭，而多数移民出身于普通家庭。他们在低地国家长期逗留期间听到的关于画室生活的故事使他们相信，画笔和调色板是魔鬼的特别发明，应该尽力避开它，如同对扑克牌和圣诞礼物那样。

舞台仍然保留着。对于那些希望保持心灵纯洁的人来说，舞台一向是仇恨的对象。一提到莎士比亚这个名字，他们就不寒而栗，至于伊丽莎白时期的其他伟大戏剧家，根本就无人提及。辛苦劳作的日子，由于缺乏对一般意义上美的追求，显得非常乏味。但是，安息日早晨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性布道，对死后情况的人为描述，这些都让女人孩子大哭小叫，从而为普通人发泄被压抑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出口。而在搜捕行巫者的盛大仪式上，参加者狂热的举动和施虐的幻觉，使那些坚持认为存在某种东西比关于所多玛和蛾摩拉[1]的传闻更强大一些的社区成员得到了放松。

除了一些简单的赞美诗选集、单词拼写课本和照例必有的令人厌恶的老一套布道选集外，美洲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艺术毫无贡献。

这样一种状况不能永远保持下去。

处死贵格会会士，将戏剧演员关进乡村牢房，清剿圣徒教会的一切异议分子，这样做相对容易得多。但是，如果一旦本国的年轻人开始离经叛道，那就完了。人类心灵的前独裁者将会被拉进无望取胜的殊死搏斗之中。这种搏斗尚未结束。

然而不幸的是，正当心灵获得解放之际，我们文明的中心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边疆的开拓者们，虽然是自愿撤离不能满足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要求的文明社会的，但他们不能将艺术视为从游手好闲者、漂亮女人、圣徒和织锦在世界盛行时期流传下来的无用之物。多年后，有话要说的人们才敢于以书籍和报刊的形式来发表他们的思想，而且早期的多数作家深知自己在社会上地位低贱，因此不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满足于作为移植过来的英国人，他们有时将美国的一些东西引入自己的小说，但是他们写作时就像跟他们仍视为“母国”的国家没有分离一样。他们不停地呼吁一种纯粹的爱国主义，比起不修边幅的边疆人，他们很少意识到美国的传统，虽然他们在诗中赞美边疆人高尚的品质，但是边疆人出现在他们的城市和议会却让他们感到前途不妙。

早期，的确有一些精美的散文问世。《独立宣言》无疑是这样的杰作，其作者深知遣词造句的真谛，而《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则证明他们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从《新英格兰识字课本》中学来的。

这些文件与其说是对文学宝库做出的新贡献，不如说是政治睿智的表现，直到一代人以后，欧文、霍桑、库珀、洛威尔和朗费罗才给悉尼·史密斯贬低人的嘲美——“谁读过美国人的书？”——一个满意的回答。

当时，对一个没有独立财产的人来说，仅仅靠当作家来谋生是不可能的。人们对洛威尔、欧文和库珀表现出的尊重，不仅因为非常赞赏他们付出的劳动，而且同样也是因为他们有着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时，一个一流艺术家终于出现了，他的独创性及其精雕细琢的艺术功力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爱伦·坡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是一个**不羁、反复无常的家伙，这就注定他要过着悲惨孤苦的生活，在格拉布街那些令人失望的记录中也难以找到可与之相比的事例。

一个人拥有如此的才华，难免不展示其多余的聪明才智和艺术热情。很多人在西部的巨大冒险行动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另外的人则把全部心思投入铁路建设或进一步发扬光大前辈的事业。但是，如果这些令人仰慕的逃避方法失败的话，他们往往会沦落为从事一种唯一具有文学性质的职业，这种职业对那个时期血气方刚、双拳紧握的男子汉来说并不是绝对关闭的。

我指的是新闻圈子。

自从恺撒的《每日纪事》首次面世以来，世界就对报纸这个行业寄予厚望——平民百姓如何变得知书达理；如何通过使每个男女老幼都成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公民来扩疆拓土；民主如何能够战胜愚昧和偏见等一切黑暗势力！当然这些美丽的梦想结果很少得以实现。最后，一些单张报纸仅仅发展成为对群众进行集体知识麻醉的工具，成为一切客观公正讨论和争论的大敌。

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上述的题外话登载于1927年的通俗小报上，请你记住），报纸为那些有话要说或从没有机会让邻居注意其意见的人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益的服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地方。

既然纯文学不能提供谋生的机会，终于有了另外一种方式，可使年轻人不用进会计室和工厂，但却感到自己投身于某种创造性的生活。

这就是教师职业。

普通学校仍然相当简陋，学院仍然带有母国的印记，那也是神学培训学校的印记。

因而，那些有着自己思想的可怜的人不是学府想要的那种老师，正如尊敬的爱默生博士及其几个最杰出的同代人的痛苦经历所告诉你的那样。

殖民地和共和国早期盛行的艺术和文学，其状况并不乐观。有些人料想到世界上有些东西用金钱是买不到的：有些思想比明天的面包和果酱更宝贵。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残酷而艰难的，但是，这些不舒适的条件最后被证明是一种潜在的福分。

那些能够乞讨、借到或偷窃足够的钱远渡重洋的人，几乎都逃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那些地方，他们接触了某些其他形式的文明，那些文明从未受到过加尔文主义的影响。

那些自愿的逃亡者多数又回来了，因为对家乡的发自内心的强烈热爱。一旦回来，他们就继续进行正义的战斗，争取思想、言论和写作自由的权利，蔑视教会搜捕行巫者的暴行，试图尽其所能将其欣欣向荣的土地变成适合真正的文明人安居乐业的国家。不出所料，那些优秀的男男女女大多没有因其无私的劳动而受人感激，而且，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精神寂寞，这种寂寞致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酗酒无度，神志不清或自杀身亡。一些较为坚强的人生存下来了，他们不在我们很多开拓者中的最无用的人之列。

是的，他们从没有砍倒过一棵树或开垦出一亩土地。

但是，他们使一些不起眼的思想在贫瘠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迄今为止，这些思想仍然被神学的偏见和教义的傲慢这些寸草不生的石头所掩盖。

就其本身而言，那绝不是毫无价值的成就。

[1] 所多玛和蛾摩拉：据《圣经·创世记》记载，所多玛和蛾摩拉是摩押平原五城中的两个，罪恶深重。耶和华派了两位天使去毁灭二城。所多玛、蛾摩拉后来也就象征神对罪恶的愤怒和刑罚，警诫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