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向权力冲刺，杰克逊失败了。由于是仅以很少的票数差距失败的，因此，这位新的救世主的追随者们发出了骇人听闻的叛国呼声。

既然他们的候选人是“人民的选择”，既然人民是通过投票过半数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借耶和华之口发表意见，所以，有悖于其决定的任何法案，都被视为公然侮辱万能的上帝。

更有甚者，在安德鲁·杰克逊1824年落选之后，辱骂声和谴责声随即汹涌而来，因为在过去二十五年间，政治几近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

美国前六位总统，都是高贵的绅士、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彬彬有礼，学识渊博，擅长交际，创建了共和国，缔造了宪法，是功勋卓著的元老。

他们中不曾有人因生活所迫而不得已去躬耕陇亩、使锹抡斧。

因其个人风格或者经济背景，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寻求过农民的政治支持，另外一些人也曾同沿海的商人、银行家和制造商结成同盟。不管他们是否曾是贵族生活或民主生活理想的代表，一种提供高效而忠诚的服务的愿望都曾给他们以激励。他们认为应召出任最高职务是一种颇为庄严的回报，之所以天降大任于斯人，谦虚地说，是因为他们的同胞们认为他们最适合担任其临时统治者。

他们中一些人力求奢华，讲究排场，另一些人则不修边幅，但是，这既是个人喜好的一种表现，也是政治上的一种计策。那么这位推崇杰斐逊总统先生而且吵吵嚷嚷、志在必得的年轻人会怎么样，我不愿去做猜测。

之所以绕了个弯子，谈及礼仪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不确切理解我们共和国初期的官场做法，就不可能理解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著名革命家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为何诚惶诚恐地期待他的继任者走马上任。

对于那些有着政治听觉和社会视觉的人来说，杰克逊当选似乎是绝对必然的。就当时来说，不仅经济利益的中心从东部转移到了西部，而且杰克逊本人对当时将要掌权的党来说也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他是一个威严的人（当然无疑也是我们最谦恭有礼的总统），然而从出身和所受的训练来说，他都是边民的孩子，即使在受命出任国家的行政首脑时也依然如此。

杰克逊的父母于1765年自爱尔兰移居北卡罗来纳。两年后他们的儿子安德鲁出生。十四年后，这个孩子就已长得人高马大，参加了革命，并参与了几次小型战斗，还曾身陷英国监狱营。杰克逊经常回忆起这段经历，直到他最后的日子，他到死都是大不列颠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后来，这个年轻人决定逃离田纳西的一个农场，摆脱那里的苦役。对每一个孩子的潜力都深信不疑，是新兴的西部时尚。在那里，年轻的安德鲁利用闲暇学习了法律，为将来从政做了准备。

1788年，安德鲁接到了第一项任命，受命出任北卡罗来纳西区的检察官。不久后他荣升为联邦众议员和美国参议员。在这段生涯中，他并不为人所注目。令人侧目的是，他痛恨一切似乎会使他想起过去君主制的那些事情，这从他激烈反对华盛顿将军的一切政策、支持一个不可靠的人物——副总统阿伦·伯尔等事情上，可见一斑。

但是，一旦离开华盛顿和其他文明的地方，他就会忙忙碌碌过自己的日子。他帮助起草了所在州的宪法——他曾担任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法官达数年之久——而且被认为是共和国未来的领导人之一。

虽然从事着法学和行政领导这样的工作，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一个非常急躁易怒的公民，也没有制止他进行多次决斗。这些危险的决斗是因何而起，在什么地方进行的，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酒气熏天的社会里，一句话就可能引发争吵，在1800年，一次争吵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拔枪相见”。

在这些决斗中，杰克逊有时会杀死对手，有时也并非那么走运。1806年决斗中受的伤就一直折磨着他，到死方休。

再后来，爆发了最后一次对英国的战争，亚拉巴马及佐治亚的印第安人起义。杰克逊作为一个民兵小分队的总指挥，追击克里克人进入了荒原。在霍斯舒本德的战斗中，他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威胁到南部诸州的安全。

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得他在正规军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他留在了南方，由于熟悉那里的地形，他占领了英国企图用作反攻美国的供应基地的佛罗里达地区，打败了帕克南率领的英国远征军，拯救了新奥尔良。

接下来，作为新奥尔良的军事指挥官，他无视一切民法，赶走了反对他的一位联邦法官，自己还卷入了一场蔑视法庭的案子，这个案子引起了一场拖了近三十年的官司。接着，又发生了一场印第安人的运动。佛罗里达半岛，名义上受西班牙管辖，但是波旁王朝对其管理不善，也没有将其放在心上，实际上那儿被一大帮土著人和混血儿强盗占据，成为匪穴。1818年，西米诺尔人（旧克里克联盟的残余）同佐治亚南部的移民爆发了一场常规战争。他们撤出了美国的辖区，越境逃到了西班牙的领地。对杰克逊来说，纸面上的边界线不过是旧大陆外交的一个不必要且令人厌恶的提示符。他越过西班牙边境追赶西米诺尔人，占领了佛罗里达（尽管美国和西班牙当时和平相处），绞死了两个他认为鼓动西米诺尔人叛乱的英国商人。随后，接到通知说，他的华盛顿老板对他这次入侵友好国家的领地表示不满；而且，东部有几个名人想要以所谓的“谋杀”阿巴思诺特和安布里斯特一案，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对此，他大发雷霆。

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西班牙以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将佛罗里达卖给了美国，并放弃了对杰克逊的指控，也许是遗忘了。杰克逊被任命为这块新领土的军事州长，这个位子（就像他在新奥尔良的时候）再次使他同联邦法官以及他的有时计较个人得失的部下发生了激烈争执。

1822年，正是这个脾气暴躁的老头，被田纳西的州议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得到了大批忠心耿耿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在总统选举团中获得了最多的票数，以九十九票独占鳌头；而约翰·昆西·亚当斯获八十四票，威廉·哈里斯·克劳福德获四十一票，亨利·克莱仅得三十七票。

多数人拥有统治、支配权，甚至拥有可以虐待少数人的权利，对于笃信这种权利的人来说，仅仅因为一纸文件中的一段话就不让他当总统，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了绝对多数，最后的决定要由众议院做出。

当时，亨利·克莱要求其追随者转而支持他的朋友亚当斯先生，结果亚当斯先生入主白宫。杰克逊将军认输了，但是他离开华盛顿时坚信自己被蒙蔽了，东部的贵族老爷们又一次欺骗了平民百姓，剥夺了他们的代表出任总统的机会；如果不严格照搬过时的法律条文，而且从数量优势的道义上来说，这个机会本来是属于他的。

现在，杰克逊回到了他“隐居的地方”，在东部几个精明政客的帮助和支持下，准备1828年卷土重来。这些政客利用这位老先生的先人之见，致使他确信那些与之意见不合的人腐败邪恶，全非好人。

在那次选举中，他席卷了马里兰以南和阿帕拉契亚山脉以西诸州的选票。此外，通过他在当地党徒的精心安排，他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全部选票以及纽约州选举团选票的多数。其结果就是，他获得的选票是亚当斯的两倍，可能会以唯一真正适合他脾气的角色——独裁者的角色到华盛顿赴任。

1829年3月4日，获胜的民主体制的追随者来到了国家的首都。一万五千多人来听他们的领导人做宣誓就职演说，之后，还有可能很多人拥入白宫各个窄小的房间，热情地与他握手，向这位人民的英雄表达他们对他全心全意的支持和始终不渝的爱戴。

杰克逊按照他一贯的作风担当起新角色。他向朴实无华的朋友们微笑着，耐心倾听他们的发言，容忍他们踏踩他的地毯和家具。但是，当嚣声散尽，乱局重整，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他大权在握，之后的八年时间里，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最典型的传统和现代专制主义统治着这个国家。

实际上他是一个保守派，不是新英格兰意义上的保守，而是那些与世隔绝的边疆人眼中的保守。他们将不能立竿见影满足其需要的一切东西斥之为无用的东西，视其为一种古老而娇气的文明的可鄙残余；他们希望以一种新的未经考验的民主的偏狭标准，取代非常成熟的贵族体制的固定之规。

如果有人希望杰克逊的胜利意味着重返各州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快乐旧时光，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因为在安德鲁·杰克逊统治时期，华盛顿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帝国之都。

杰克逊本人不信任合众国银行，并重创了那个有用的机构。如果有人因此预言资本主义将毁灭，那么他们必将幡然醒悟，因为关税虽然略有调整，但并没有废除。那些旨在摆脱这一不受欢迎的负担，曾经通过在其孤立的辖区内宣布关税无效的农业州，立即受到了联邦出兵镇压的威胁，它们很快被迫对杰克逊言听计从。

如果还有人头脑简单，认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从此可以将治国大权赋予那些最适合担当此任的人选，那么，当整个联邦任命权体制变成了一个对政治服务的奖赏制度，当“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的说法成为国家行政长官的正式行为准则时，他们定会震惊不已。

然而，跟杰克逊的独裁对整个美洲大陆做出的伟大而持久的贡献相比，这些不足之处微不足道。

当然，杰克逊将军同时代的人，非常刻薄地将其新统治者的武断粗野的方式同上一代统治者威严的风度做了对比。他们倾向于同意托马斯·杰斐逊的判断：这位名声远扬的新奥尔良英雄既粗鲁恶毒又头脑糊涂。他们还谴责其追随者，其用词如同当今政客评价来自遥远的莫斯科的朋友。

而且，令他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这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根本不懂社交礼仪，他们在白宫随处抽烟——一个非常惊人的创举；还听任围绕一个女人过去的荒唐争执沦为一场激烈的斗殴。结果就是内阁中半数人辞职，致使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

黑人的解放，由于伴随着代价高昂充满血腥的战争，在历史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白人的解放往往被人忽视，因为它没有受到行刑人和绞刑架的干扰。但是，在使白人摆脱古老的农奴制的最后枷锁获得自由的运动中，新独裁者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或许不是有意为之，但其作用仍很重要。

边民们可能不在乎他们曾否听说过欧洲，但是欧洲开始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美洲在民选政府方面进行的伟大试验，并且获得成功，激励欧洲自己努力挣脱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枷锁。

首先在封建制度依然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接着在波旁王朝恢复了令人深恶痛绝的中世纪专制政体特点的法国，再就是奥地利和德国，甚至在遥远的俄国，都进行了以代议制政府取代目前的贵族统治制度的尝试。这种尝试在法国和英国取得了成功，在俄国却失败了，而在奥地利和德国则获得了部分成功。无论在哪个地方，这些尝试都带来了民主力量的复兴。它们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应归功于美洲存在着一种欧洲领导人梦寐以求达百年之久的政府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将是尽善尽美的完人。老天不容！这种民主之理想国，一旦为坏人所操纵，其危害在更短的时间内超过善良而聪明的人创立的其他形式的政府。最为糟糕的是，它曾有（而且仍有）一种鼓励平庸、甘于无知和低效的倾向。

另一方面，它往往会释放出某些能量和热情，这些能量和热情在贵族或富豪统治的国家注定会永远受到压制，更不用提在神权国家了。

杰克逊的行为和判断曾铸成大错。当他怒气冲冲或猜疑重重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最终会给本国繁荣和福祉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但同时，他在务实政治上不仅给美洲而且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

他使新旧大陆的人们看到，一个民选政府能够像一个组织严密的贵族统治的政体那样成功地治理一个帝国。虽不那么一帆风顺，或许也不那么庄严郑重、效率很高，但它可以使政府运转正常，而且可以保证普通人在自尊和独立上的投资能够获得比当时实行的其他制度更大的幸福回报。

对于这些问题，根据无可辩驳的统计数据和原型计划，当然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当代参观者的看法则给人以启发。

“绝对不可能。”特罗洛普夫人说，她痛苦地回忆起了被迫向辛辛那提的乡下人出售高筒橡皮套鞋和发夹的痛苦岁月，绝对看不出在西方的这个伟大民主国家有什么好的。

但是阿历克西·托克维尔伯爵则有不同看法，他不是从债主的监牢不好受的角度，而是从布鲁日的一个难闻的寄居宿舍看待这个大陆的。

“这场奇特的政治实验具有某种意义。”他告诉朋友说。

他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