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关于鱼类学教授的古老故事。一天，教授正在讲授关于名贵品种鲟鱼的课程。学识渊博的博士，左手拿着一叠笔记，那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从所有关于Acipenser Rubicundus（红鲟）的书上摘录下来的；右手执教鞭，指点着课题的巨幅精美图画。时间缓慢地流淌。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先生们，”他说，“鲟……”

正在这时，门开了。一条浑身发亮的老鲟鱼，携带着水草和布满沧桑岁月的智慧，静静地游进了房间，直奔讲台而去。

这位精通科学的教授，一下子愣住了，不速之客的打扰，让他不知如何是好。随后，他定了定神，不失尊严地说道：“哪位先生帮忙把这个东西赶走，以便我接着讲下去。”

当我阅读欧洲作者那些旁征博引的著作时，经常会想到这个故事。他们非常刻苦，非常认真，愿意穷毕生精力寻找一个遗失的文件；他们大量涉猎成包成包的印刷品，翻阅成堆的书面材料，以便能够了解像大迁移这样重要运动在某些年的情况，或者解释封建制度和国家朝代发展中那些不那么清楚的方面。然而，他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在大西洋的彼岸，中世纪仍然处在全盛时期，现代美洲是研究大量社会、宗教和经济现象的理想实验室，这些社会现象在哥伦布诞生前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

在欧洲，1200年以前，人们就停止了“漫游”；在美洲，却仍然处于迁徙的全盛时期。1927年，在华盛顿，一批又一批新的“野蛮人”强烈要求得到承认的问题，与227年的罗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清除了欧洲最后的封建残余。在我们美洲的城市，封建制度仍然像以往那样活跃。如果对我的这一观点有疑问，建议你可以对坦慕尼协会[1]或我们任何一个大的政治组织进行一番研究。

那些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给欧洲造成深重灾难的不同王朝之间的对立情况，改头换面之后，仍然存在于美洲。暴力事件不断，我们的报纸足有三分之一的版面都是在报道这些暴力事件。当然，1927年所使用的手段已不同于1727年流行的做法，但是，那些为争夺大片欧洲土地而战的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以及瓦萨王朝，足可以给今天早晨还为获得对石油、粮食、煤炭或电力的垄断而互相开战的成群的金融资本家很多启迪。

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距离产生美，之所以看起来很美，是因为它用一层有益的灰尘，掩盖了国王陛下羽饰帽子上的油污斑点。但是，两百年前王朝之间的大战，完全与现在争夺水力和橡胶的金融界集团之间的冲突一样，既愚蠢又劳民伤财。

只有一点不同。

十八世纪的战役是在马背上进行的。

今天的战役是在摩天大楼的第十七层进行指挥的。

至于路易和乔治王朝时期的历史的主要轮廓，不仅已经广为人知，而且也不那么有趣。

宗教改革之后的神学狂热的火焰也已经熄灭。一想到以兄弟情谊为名，却导致血流成河，人们觉得这种行为非常愚蠢。他们不再愿意为了给一本神圣的书籍中某一晦涩的章节中难懂的段落增光添彩而奔赴战场。但是，他们现在却急于为了某个模糊但备受尊重的“合法继承”原则而战。以前浪费在仔细研究官方《教义问答》的时间，现在被用来研究家谱和工商公司的名录。

大众的品位改变了，但是，人类的执着依然如故。现在，普通公民非常认真地“捍卫乔治或路易的权利”，就像他的祖父一百年前“捍卫真正的上帝的荣誉”那样。

欧洲王朝就像是职业君主的一个封闭式公司。数百年来，他们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代姑表亲相互通婚，因此在十几位继承王位的候选人中很难发现谁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那些“近乎合法”的候选人总能制造出一个所谓的“司法顾问”班子，他们（出于某种考虑）愿意支持其临时雇主提出的一切要求。

十八世纪，王朝之间的冲突，就跟国际桥牌大赛一样。所有参战的国家（而且通常在战斗结束前整个欧洲都被卷入战争）都想竭尽所能多赢几圈。这样在谈判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对方说：“现在我占领了你们的4个省、9座城、1.2万平方英里在印度的殖民地、1.4万平方英里在美洲的领地、2000平方英里在非洲的领地和82名商人，让我们看看——你占领了我们的5个省，但占领的大城市只有6座，另占领l万平方英里在印度的殖民地、2.5万平方英里在美洲的土地（那太糟了，我必须拱手相让！），在非洲没有占领一寸土地（这比较好）以及279名商人。现在4+9+12000=”如此等等，通过这个被非官方人士称为“马匹交易”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从而达成一项似乎对各有关方面都比较公平的协议。

非洲和亚洲的土著人以及美洲的殖民地居民往往被迫参加这种争执，虽然他们对此毫无兴趣，但也应该邀请他们发表意见；然而，统治巴黎、伦敦、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的强权人物，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但是，我必须再次提醒你，不要对我们不明是非的祖先太苛刻了。

就在几年前，我们自己把非洲的心脏变成了战场。在那里，为了德国或盟国的更大荣誉，卡菲尔人自相残杀。我们把不属于自己却要占有的中国城市变成了废墟。我们驱使无数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土著人卷入跟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冲突中来。当这一切结束时，少数年迈的绅士，通过掷骰子的方式，瓜分土地和石油，且厚颜无耻地说他们窃取对方的殖民地是“为了确保世界和平”。

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战争的朝代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曾祖父们曾经为了美洲的不动产而冒险，也曾经视之为无益投资而弃置一边或与人交换，现在那些美洲不动产被冠以了诸如“加拿大自治省”或“美利坚合众国”的雅称。

至于一系列的英法战争，最终使北美洲大陆成为英国人的领地，法国势力被摧毁。这个过程，经常被人提到而且描述得很详尽，我就不再赘述。历史课本会讲到威廉国王之战、安妮女王之战、乔治国王之战、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战，并告诉我们这些冲突发生的时间分别为1689—1697年、1701—1713年、1744—1748年以及1755—1763年，而且还会详细描述那些我方取得“精神胜利”的著名战斗，还会骄傲地描述那些遭遇战，英国人迫使法国人撤出某个孤立的碉堡，并交出一个有着37名士兵和38名印第安女人的堡垒。

但是，红衣和蓝衣职业军人小分队之间偶尔爆发的暴力冲突，跟那些灾难性岁月里在美洲大荒原的边疆地区酿成的鲜为人知的悲剧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

那些十八世纪的政治家，只考虑议定书、协定和官方备忘录，却从不关心当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他们在新大陆地图上描画漂亮的细细虚线，并相互告诉谁应该占有什么的时候，一些其他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不久之后，这些一向被官方忽视的力量，就会毁灭那些古板的大人苦心经营的阵地。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前提必须是欧洲移民数量迅猛增长。

一般来说，那些离开旧大陆拥挤的城市和乡村，在宾夕法尼亚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定居下来，或试图在多石的马萨诸塞农场上种些粮食的男男女女，都是头脑简单的人。除了《旧约》，他们几乎没有读过书。他们对政治的兴趣不会超过本国的国界。他们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吃自己种的粮食，喝自己厨房酿造的酒，穿着妻子为他们编织的衣物。但是，像所有早期组织一样，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他们想要的东西用一个词表达就是——“土地”。

“噢，天啊！”当听说一百名罗得岛居民西行，一位远在伦敦的官员大呼，“那些人绝对不能到那里去。那部分属于法国。”

“谁说我们不能！”正在套牛车的人们道。

于是他们走了。

的确，他们有时候会遇到不幸。法国士兵小分队会把他们赶回来，或为了省事，干脆当场干掉他们。

唉，那些法国城堡，看起来坚不可摧，保护着从圣劳伦斯湾延伸到莫比尔湾的疆域。这些城堡之间有很宽的间隔，在这些间隔的空隙，一股稳定而且不可压制的移民潮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西部富庶的森林和原野。

大西洋沿岸，这样的移民潮已经在小规模流动了。当荷兰人占有远远超过其自身管理能力的土地时，新英格兰多余的人口很快占领了康涅狄格宜人的河谷。英国农民在荷兰堡垒的防御土墙上种植庄稼，彼此相安无事，因为这些人相互需要，不会为他们在欧洲母国的矫揉造作的效忠对象所干扰。

十八世纪，法国人明白对抗自然规律是没有用的。巴黎的政府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美洲的领地的重要性。他们派遣了大批部队到魁北克、蒙特利尔、新奥尔良和温森斯堡、底特律堡，那些士兵足以能抵挡住英国人。但是在东部，那些被剥夺了应享权利的群众向西寻找自由农场时，这些法国士兵的勇敢和技能就无用武之地了。1759年，英国人征服了魁北克城，这时，用于保护大湖地区和密西西比流域土地的堡垒链，到此就彻底地断裂了。

无处不在的法语名字，让我们想起，在我们太祖时期，发生在那些遥远地方的悲剧。这，就是一切。

[1] 坦慕尼协会，1789年成立，1934年垮台。起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专门用于维护民主机构，后来则成为一个政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