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四百三十五年里，曾经有很多奇特的船只和航天器经过欧洲航行到美洲。人们乘坐各式各样的轮船渡过大西洋。有一次，两位思乡心切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乘船返回故国，他们的经历之糟糕，可以说世所罕见。

乔治·福克斯在这次航行中乘坐了一艘老爷船，这是一艘极其不舒适的船，这艘船每两小时渗进水达十六英寸之多，乘客和船员都要不停地守候在抽水机旁边。对弗兰德·乔治来说，情况也大同小异。他曾经在比这艘老爷船的船舱肮脏得多的监狱待过。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到甲板上跟水手交谈，而且据我所知，只要有一个人能聆听他那令人愉快的关于人类心灵的讲演，他就喜形于色。

在历史领域，有两个主题我经常回避。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而是因为我太喜欢了。如果要写一本关于阿西西的方济各或来自凡人德雷顿的乔治的逗笑书，那么就没有必要长篇累牍地描写中世纪罗马教廷或十七世纪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发展的细节。

这两个人卓尔不群。他们狂放不羁、肆无忌惮，是生活的艺术家，光彩四射的人物，以及难以对付的公民，他们是你所喜欢的任何一种人。他们凭借绝对的自信和不知疲倦的热情，在极少的时间里，为这个大陆的真正进步做出了比令人尊敬的圣徒和牧师做出的贡献还要多得多的贡献。弗兰德·乔治不敬地称大教堂为“尖顶房子”，那些圣徒和牧师的肖像在那里蹙眉俯视着我们，对雏菊和美洲旱獭的小兄弟来说，那些教堂的门经常是关着的。

对两个人中的第一个，我不想费太多笔墨，以免惹麻烦。这个天主教殖民地，即现在所谓的马里兰自治州，从各个方面说都超过了新英格兰沿海的加尔文派的殖民点。创始人乔治·卡尔弗特高尚的人格让帕塔普斯科两岸凸显着宽容精神。分不清他的勋爵爵位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翁布里亚山的这位善良的哲学家，又有多少属于实用政治。

但是，乔治·福克斯的情况就不同了。

所有的运动仍然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上的，还没有堕落成为一种强硬的宗教教义的制度，这些运动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人们无法准确地追踪它们对现代事件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可以明确地说，有组织地反对奴隶制首先出现在宾夕法尼亚。但是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南北内战是由威廉·佩恩的追随者引发的呢？我不知道。

全世界现在都认为，第一批坚决主张进行监狱改革的人是那些在新旧英格兰的死牢里度过了很多时光的佛兰德人。但是，是乔治·福克斯直接教导我们把罪犯看作病人而非邪恶的无赖吗？或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这，我也不知道。

任何研究过佩恩在美洲的殖民地起草的“特许状”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文件同几年后托马斯·杰斐逊写下的关于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的思想的文稿片段是多么地相似。我们因此能够说来自阿尔伯马尔县的著名怀疑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格会教徒吗？

历史上类似的事件一旦出现，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就会对我们固有的顺序感产生貌似真实的影响，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得出根据事件的前后发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的结论。

我深信，如果威廉·佩恩能够将他的试验继续多搞几年的话，如果他的后继者像他那样有能力的话，总之，如果贵格主义能够取代清教主义成为美洲大陆上的主导因素的话，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暴力事件显然会更少，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会比现在更可爱和幸福。

佩恩的制度在美洲没有能坚持很长时间，至多五十年。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贵格会教徒们点燃了正义精神的灯塔，照亮了当地黑暗和隐蔽的角落，从此从没有中断过。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大肆吹嘘他们个人多么神圣，没有自称比邻居更高明，甚至没有将那些自己所好的思想和原则强加给他们的邻居。

对这样一群人来说，这是非常伟大的。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受制于每一位废话连篇的治安官；仅仅因为他们似乎持有某种观点，并无其他罪行，就会被绞死或鞭打至死；对于基督教圣公会主教的贪婪和清教徒神职人员的尊严来说，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他们是一群虔诚的男男女女，经常受到**把他们的苦难重新评价为一种优越感，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

这些怪异而有趣的异教徒，他们坚持认真对待耶稣的教义，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悄然从鞭笞柱转到了绞刑架上，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强有力的保护者。

贵格会教徒不信仰英国国教，不信奉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国教，他们的习惯是单独召开自己的会议。这些集会的性质是和平的。贵格会不信奉暴力，并且远离政治生活。治安官们当然知道这些。但是在那时，司法是收入的一种形式。当生意萧条时，最好把一个贵格会教徒拖上法庭，借口是他不向法官脱帽，罚他两个英镑。再说，这些怪异的人不信任律师，因此不会有被他们控告错抓的危险。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世界上最坚定的改革家很多是富有的青年，他们生活安逸，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了解了日常生活中的残酷无情，顿感震惊和恐怖，于是成为反叛者，直到生命的终结。

佛陀、圣方济各和乔治·福克斯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轮到一位名叫威廉·佩恩的花花公子。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科克镇当地的警察决定对最近的礼拜会所组织一次小型的突袭查抄，以搜查到尽可能多的贵格会教徒。按照惯例，他们把这些人带到警察局拘留起来，等待法官对他们进行审判。试想，当法官大人在犯人当中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君子时是多么的震惊。这位法官卑躬屈膝，连连道歉。当然，这完全是误会，这位年轻人会宽恕这一最令人遗憾的事件，认为自己自由了，随时可以回家了吗？不，这位年轻人不会，而且据我们所知，这次搜捕似乎已经导致威廉·佩恩投身于贵格会运动中，使他同受压迫的穷困的新的信仰的信徒站在了一起。

年轻的威廉一向对宗教多少有点兴趣，甚至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坚定地相信人类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救星，结果他因不到教堂参加礼拜而被开除了。但是作为埃塞克斯郡旺斯特德镇的海军上将威廉·佩恩爵士的儿子，在他一生头二十年生活的社会圈子里，人们认为公开表露自己的感情不好，而他也没有勇气彻底与之决裂。

然而，一旦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就不会半途而废。他抛弃了自己的上层服饰，放弃了自己想当军人的抱负，而去撰写小册子，为所有嘲笑他的人解释他那奇怪的信条，而且成为了一场闻名的诉讼案中的中心人物。在那场诉讼案中，陪审员拒绝按照主审法官的指示给犯人定罪，从此开创了一个一直为英国和美国所尊重的法律先例。

但是，那不是他同当局的唯一一次交手。佩恩总是在布道讲经，总是被关进监狱，于是又总是被宽恕，然后又因某种颇具基督教特色的新罪行再次被送进监狱。然而，他总是在教人改变信仰，对他有意在美洲荒原上建立一个贵格会殖民地，他的愤怒的亲属感到非常满意，于是情况可能变得荒唐可笑。

贵格会教徒对美洲知之甚多。就像早期的方济各会的僧侣那样，他们总是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奇特探险。他们可能突然拜访过土耳其的苏丹王、莫斯科的沙皇或阿尔及利亚的总督。而且因为他们朴实而率真，没有普通的职业先知烦人的特征，他们往往受到很好的招待，只要他们严格地同非基督徒统治者打交道，他们似乎不会受到伤害。

当刚从约克郡一家监狱长期服刑出来的玛丽·菲斯克在阿德里安堡前面的营地邂逅他的时候，土耳其苏丹可能有点吃惊。但是他表现得像一位绅士，很认真地听取了她的话，并赐予她在他的帝国活动的自由，同时赐予她一个私人保镖。

至于莫斯科人和摩尔人，他们的举止也彬彬有礼，出人意料。当不受约束的公谊会教徒访问他们并对他们说，如果所有的人互相喜欢，停止争吵和不再偷窃邻人财物，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他们非常庄重地说“对”，并邀请陌生的来访者停下来吃顿晚饭。

这些现代传教士在美洲的遭遇却大相径庭。他们中很多人被绞死了。其他人被从一个村子追打到另一个村子。至于妇女，她们永远受制于新英格兰的那些牧师，他们往往把每一个涉及外貌悦人的妇女的案件都变成一个对行巫者的搜捕事件，接着趁机捞取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其他所有派别的教徒都对美洲敬而远之。必须承认，贵格会教徒反而乐于同命运进行这样暴力的抗争，而且他们几乎像孩子一样对野人的福利充满兴趣，希望有机会向全世界（尤其向新英格兰人）证明，有比枪声和威士忌酒瓶所暗示的通常做法更有利的解决土著人问题的办法。

接着到了1670年，他们有了机会。

威廉·佩恩爵士去世了，他给儿子留下了斯图亚特王朝所欠的八千美元债务。斯图亚特王朝是借方，但是当偿还日期临近的时候，他们突然感到了祖先的**而且可能像最小气的格拉斯哥钱商一样吝啬。但是他们在理财方面不能说没有一些技巧。他们总是愿意用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来偿债。经过数年的谈判，他们把一大片被称为宾夕法尼亚（以青年人的父亲命名的）的土地赐予了威廉，据说这块土地位于马里兰和特拉华之间，尽可以向西和向北延伸。

1682年12月1日，佩恩乘“欢迎”号轮船离开英国到他的新领地。

那是在我们民族独立前所进行的最有意思的殖民试验之一的开始。

这个新的殖民地将不会成为另一个被不在现场的董事会拥有、管理和开发的企业。与之相差千里，极善于提出口号的佩恩，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称他的领地是“一个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自由殖民地”。

凭着这种天真的热情，他走得太远了。他甚至坚持认为这个地方的原居民也是人类，当他大胆说出这个想法时，殖民地其他居民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了——一个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的愚蠢空想家。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要么是一个悲哀的笑柄，必须用杜松子酒和彩色的珠子予以安抚；要么是撒旦的作品，安插在海岸上，以骗取上帝选民的合法遗产：因而顺从于每一个手持可靠火枪的基督徒。

当贵格会教徒遵从上帝的“大法”，真正将“友好的白人，友好的印第安人”的理论付诸实施，不欺骗印第安人、不带火绳枪和大头棒去教堂，而是将孩子交给就近的印第安妇女看管，自己庄重地走向最近的礼拜会所时，殖民地其他居民知道魔鬼和佩恩已经有秘密条约，于是他们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领地，防范这种邪恶而且愚蠢的友好和解做法的后果，并匆忙订购了大量的火药。

除了这些滔天罪行，贵格会1696年的年会还宣布了有悖于《新约》教义的奴隶制，对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所有良民来说，显而易见，这种在殖民地治理方面的荒唐试验一定不会长久，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幸的是，他们是对的。

关于所有将耶稣基督说过的没有生命的话变成活生生的行为准则的努力，似乎是厄运难逃。在几年内，诸如乔治·福克斯、阿西西的方济各或威廉·佩恩这样的人功成名就，我们往往会说：“现在事情干完了！世界听到了这些简单的话，会免除大部分的麻烦，那是来自天堂的遥远呼声。孩子们仍然会得麻疹，老人会死于麻疹，但是日常生活中愚蠢的嫉妒、仇恨和羡慕将被作为多余的废品而被抛弃。”

接着，一旦当第一轮热情消耗殆尽，当世人普遍醒悟这些人并不真的是上帝的化身，他们没有一下子使全世界脱离贫困和摆脱瘟疫的秘诀时，于是人们高呼，他们是可恨的江湖骗子和伪君子，应该在最高的绞架上绞死。

可怜的佩恩把他继承的财产浪费在了殖民地上，他一生数度进出监狱，全部的时间奉献给了同胞们的幸福，最后在倒霉的日子里倒下了。他的孩子死了或变成了酒鬼，其中有一个甚至成为费城臭名昭著的人物。他信任的朋友欺骗他，他的私人秘书企图骗取他的六万多美元，当佩恩拒绝被讹诈时，他的私人秘书想方设法以欠债之名送他入狱。与此同时，其他的殖民地因其对待土著人的问题造成了边境战争，这常常使贵格会教徒的处境非常艰难。

1712年，一场幸运的中风（大自然经常表现得比人类更善良）使佩恩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在之后几年里，他能够漫步在乡下住宅里令人愉快的过道里。接着他去世，随他而去的是乔治·福克斯的美梦。

但不是彻底完结。

伟人如同潮起潮退的埃及洪水，他们暂时的存在使得国家更加幸福、更加富裕，更加富有高尚的理想。

贵格会作为一个教派，遵守规范社会一切有组织的形式的法律。贵格会很快失去了曾是其创始人最大的遗产的精神灵活性。即使这样，贵格会教徒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慈祥、善良和宽容，这使他们好于他们的邻居加尔文宗教徒和圣公会的教徒，而且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范围内，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使宾夕法尼亚长期在殖民地中独树一帜。

当然，我知道所有对他们不利的观点。他们吝啬、小气而且不苟言笑。他们从不去看戏。他们不喜欢音乐，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没错！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们通常只管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