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路上，于我，已是一种宿命。

在普兰邮电局的一次通话，使我明白我已走了多远——我处在朋友们认定的大地的边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知道我所在的具体位置，很多人没留意过这个地方，哪怕仅仅是在地图上。

但她是知道的。她的心一直跟随着我的行程，像一个影子，准备在我滑倒时，扶我一把。我在狮泉河写过一封信，那封信走了30多天。而她则每天写一封信，通过心的邮路寄给我，想象中肯定我已经收到。她的祝愿使我得以返回。因为爱，她相信我肯定能够回去。这是我回到万里之遥的她的跟前时，从她写给我的厚厚一摞信中得知的。

而另一位在更远处的京城的朋友则担忧地问我：“你到了那么远的地方，还能够走回来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过了好久才说：“我赖于此，并扎根于此。”

朋友沉默良久，并没有追究这句话的出处，只是真诚地说：“还是回来，无论走了多远，总能回来的。”

而我当时纯粹是“无家之游”。我像一个明朝时期的浪子，以颓丧的态度来选择这种生存放逐的方式。在这种现实（转瞬即为历史）困境中，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我显得如此地无能为力，这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我觉得自己连何心隐也不如，他还能够像他的老师一样，率性所行，纯洁自然，做一个行为与语言的浪子——在明朝专制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做这样的浪子是十分危险的，时时都可能招来祸端。而我只能沉默。何心隐可选择“烈烈而死”，可我仍然碌碌于世。在语言的流浪之路上，何心隐自然是词锋锐利，蹈厉扬风，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他语言的翅膀被权力的铁腕揉得粉碎——可他毕竟做了啊！

我不知何以想起了明朝这个阳明学派的第四代传人。这大概是因为作为“语言”浪子的他，却在语言上失败了的缘故吧。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是当时文人生存性的失败。

他们以“弃家”来使自己的个体生命与世俗世界隔开。这是在走向生命本质自由的道路上的初步胜利，其象征意义更是十分深刻的。但他们并非轻松愉快的旅人，他们无心留意山川江河的美，而忧心忡忡地徒步而行，不免踉踉跄跄，纵情放逸时少，恐惧苦闷时多……

何心隐让我一夜无眠，也就是在这个无眠之夜，我发现普兰的夜色呈现一种独特的蓝。这个夜晚我如此清醒，使我怀疑自己不仅仅受了何心隐的影响，还受了那蓝的蛊惑。因为我没有通常失眠时的那种焦躁，更没有疲惫的肉体带给灵魂的困乏。

在这样的夜晚，我有一种迫切地想打扫自己思想房间的愿望。其实，思想的房间早已不成其为房间，而成了一个装杂物的偏厦。

这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打扫干净呀。而除了这里，除了这能清洗心灵之屋的高原，别处是无法做这件事的。

我只有——赖于此吗？

我想起了关于科迦寺的一个传说。

科迦村在孔雀河边的科迦村。传说，吉德尼玛衮从前藏来到阿里，把普兰作为基地，并在朗钦日山上建造古卡尼松宫，但是有一位印度阿扎让香客前来从事佛事活动，行前留下七大包银子。吉德尼玛衮惊奇地请教大师如何处理，大师说，此为佛道佳礼，不得占为己有，它昭示着您为众生积善行德。依照佛意和大师的指点，吉德尼玛衮把银子供于色康大殿中，又请工匠在中尼边界的谢仓林地方，塑了文殊菩萨的塑像，还请来大法师仁钦桑布给塑像受了戒。而后，用木轮马车将护法神自谢仓木运往古卡尼松宫。沿途无论遇到岩石、密林，还是冰川、雪山都毫无阻挡，然而当马车抵达杰玛唐与阿米里大宝石相遇后，护法神不再前行了。

护法神停下来，并声称：“我赖于此地，并扎根于此地。”

是啊，我多想像护法神那样停下来，至少待清洗了思想的房间再走啊。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故乡，而这里正可作为我的故乡，如那首歌所唱的：

加尔嘎山坡有雪的锁，

开雪锁的钥匙是金子般的太阳，

骏马返回加尔嘎山坡，

因为加尔嘎水草丰美；

翻过山坡一两座

就能望见故乡科迦的山坡……

但不知为何，我唱这首曲调优美、欢乐的歌时，总带着忧伤。

我赖于此并扎根于此，可我还是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于我，已是一种宿命。

这仍然让我迷惘。因为无家的人就是在空中悬浮着的人，他始终希望风能使他飘向彼岸的净土，而风却让他始终停留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