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竟然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乃至宗教等诸多方面。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几乎每位哲学家都在其学术生涯中无不尝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和那些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以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适用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我还是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法则也应该存在。虽然迄今为止我们收获甚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一直忙于积累知识和实践，却没有时间使之沸腾，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炼出对我们人类社会有价值的智慧结晶。
我涉足到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免小心翼翼、诚惶诚恐。这里我不妨借用科学家的研究方式，找出历史学自身的规律和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最可靠最杰出的研究成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元素完全就绪，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非生物的有生物）就开始了。
将这句话用历史学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只有当一切种族的、气候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诸多条件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亦或在不太完美的世界，这些因素尽可能处在一个理想比例的时候，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发地脱颖而出。”
我举一些反面事例来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大脑发育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兴盛的，哪怕是身处天堂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乌佩尼维克岛[1]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天到晚只是一味地盯着冰上的海豹洞穴，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伦勃朗也绘不出传世的名画，巴赫也谱不出动听的名曲，普拉克西特利斯[2]也塑不出雕像。
如果达尔文被限制在兰卡夏郡的棉纺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就不可能在生物学上做出重大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3]如果是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4]领地的一个偏僻村庄，那他也根本不可能发明电话。
埃及，高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那里气候条件优越，适宜居住，但原住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环境更是糟糕。巴比伦和亚叙王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闪米特族人体格魁梧，强壮彪悍，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气候条件不错，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很不理想。
巴勒斯坦的气候堪称一般，农业相当落后，除了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作为商旅路线之外，商业十分凋敝。并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被耶路撒冷的寺院所操控把持，这当然无益于个人才干与事业的进取和发展。
腓尼基[5]的气候倒是无足轻重，腓基尼人也强壮，商贸往来十分兴盛。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严重失衡。船主阶层几乎把持掌控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于是，早期提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落入富人手中。穷人被剥夺了一切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变得麻木，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最终，腓尼基亦步迦太基[6]之后尘，在统治者的短见和自私贪婪的驱使下而消亡。
总而言之，在每一个早期的文明中心，成功的某些必要因素总是缺失。
公元前五世纪时，诸要素完美平衡的奇迹在希腊出现了，这不免令人叹服。但它只存续了很短的时间，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奇迹不是发生在宗主国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希腊殖民地。
在我的另一本著述中，我曾详细地描述了那些著名的起到桥梁作用的岛屿[7]，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在人类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到来既接通了商贸，又把亚洲的思想文化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奥尼亚[8]。
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来自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狭窄山地。他们在那里先后建立了若干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弗吉斯、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沿线，文明兴盛所必需的条件以及各个要素，以完美的比例呈现并日臻成熟，以致后世的文明鲜有与之匹敌者，更不要说将其超越了。
首先，这些殖民城市，居住的是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进取心的人。
其次，在新旧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因互通贸易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最后，代表宗主利益的殖民政府，其统治方式给予广大的自由民以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的机会。
我不提及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专注发展商贸的国家来说，气候无足轻重。不管是阴雨连绵还是阳光灿烂，一样可以造船，一样可以装卸货物，只要不是冷得致港口结冰，或城镇被洪水淹没，居民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播报产生兴趣。
这里要说的是，爱奥尼亚的天气却十分有利于知识阶层的产生与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是靠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城镇的讲坛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雏形。
在米利都[9]，一年365天当中有360天人们围坐在讲坛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早期的爱奥尼亚教授，充分利用气候的优势，成为科学发展的先驱者。
这些学者中，有记载的第一人名叫泰利斯[10]，无疑也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者。泰利斯是一个背景模糊的人物。之所以说他来历不明，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死了家人，然后为此而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莱图斯来的。主要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人还是闪米特人（用博学多才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
这生动地表明了这个位于麦安德尔山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世界中心。它的人口构成是多元的，就如同今天的纽约一样。因此人们只是凭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而不会过多地纠缠于他的家庭背景。
既然本书不是数学家的历史，也不是哲学家的手册，因此无需为阐述泰利斯的哲学和天文学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但需要提及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的风气曾一度盛行于爱奥尼亚。那时的罗马还只是一座无名的小城镇，位于一条偏远的小河边。犹太人还是亚叙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野兽出没的荒原。
为了探究这种发展的成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来希腊所发生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当时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们只不过是原始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过程，充满了让人兴奋和刺激的角斗、角逐等诸如此类的竞技。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头工作的话，也许会乐意去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侠义豪气的英雄对待他们信奉的众神，态度坦率质朴，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简单直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十世纪就开始统治控制着希睹人的世界。他们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世间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众神灵和他们的民众分道扬镳逐渐远离的呢？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尚无正解。即便如此，身处云端的神灵和匍匐在地的臣民之间的友情却从未间断过，且一直保持着富有个性的亲切的色彩，于是就赋予了希腊的宗教以独特的魅力。
当然了，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都会知道，宙斯是非常强大的统治者，他蓄着长长的胡须，偶尔使性施展法力时，人世间就会电闪雷鸣，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一般。待孩子们稍稍长大，能够独自阅读古老的史诗时，便开始寻找到这些可怕神灵的弱点。尽管这些神灵的传说在他们孩提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而此刻他们所看到的神灵，会出现在家庭聚会中，他们彼此间开着玩笑，一旦人世间的凡人朋友因政见不同引发争论，这些神灵就会各自站队，相互之间激烈争吵。因此可以说，希腊尘世间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纷争。
虽然宙斯具有凡人的弱点，但他仍不失为非常伟大的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冒犯他。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的——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假如时机恰当，他还是很通融的。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幽默感，对自己和他统治的世界从来不会太当真。
也许这并不是对神灵的最好评价，但这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古希腊从未有过条例森严的教规，规定凡人必须把哪些奉为真理，哪些看作谬误。正是由于希腊人对神灵没有现代意义上所谓的信仰，也没有冷峻的教理和信条供人们遵守，更没有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希腊各地的民众才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来修改塑造宗教和伦理思想以及天国的概念。
住在奥林匹斯山脚下的塞萨利[11]人，对毗邻的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要比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差许多；雅典人自以为有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住在山谷里的阿卡迪亚[12]人，因远离通衢大道，所以他们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最使他们恼火的就是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至于福西斯的居民，因为需要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腰包里还有几个钱，就应该去为阿波罗进香。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犹太人当时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势力日渐强大，终于击败了所有与之匹敌的朝圣地，从而保持了对宗教的垄断近一千年之久，不然要让人们只信奉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条件在希腊是不具备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失败了。他们的努力只是导致了徒劳无益的长年内战。
毋庸置疑，个性鲜明的民族肯定会为其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度被称作是“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只不过是普通的读物，不可能进入“圣书”的范畴。这两本书讲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经历，这些英雄常被看作是希腊人的祖先。因为恰巧这两本书汇集了不少宗教元素，天神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在凡人的相互争夺中各助一方，把正经事抛到脑后，只是尽情地欣赏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亘古罕见的大拼杀。
至于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诺娃[13]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对于这一点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史诗是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漫长的冬夜里，它成为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而且还可以让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自豪。
这就足够了。
这座城市充满了思想和精神自由的氛围，弥漫着来自船舶散发的刺鼻气味，这些航船通往世界各地，还有富丽锦绣的东方绸缎。这儿的人们生活富足，到处飘**着欢声笑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泰利斯出生了，他在这儿工作，学习，最后也在这儿离开人世。假如他探索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见解存在很大分歧的话，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的影响与传播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米莱图斯人可能都听说过泰利斯的名字，就像一般纽约人都久闻爱因斯坦的大名一样。如果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说，爱因斯坦是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家伙，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刊登在周末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大改变了）一千六百年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但它并没有引起千百万普通人的注意，人们对此漠不关心，也许只有当自己喜欢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定律而受到阻碍时，才会想起世上还有数学这门学问。
古代史的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利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来敷衍了事。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米莱图斯报》上登出这样的醒目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利斯究竟是何时、何地、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老路，独自开创新的途径的，我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已经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可供学者随时参考。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师经过精心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行，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日历，方便他们有规律地进行农业劳作。
然而，这些解决了实际问题的杰出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当作是某些无形的神灵个人意志的直接表现。认为这些神灵掌管着四季的交替、天体的运行和海潮的涨落，就像总统内阁成员掌握着农业部门、邮政部门和财政部门一样。
泰利斯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他也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会在公开场合加以讨论。假如海边的水果贩子突然抬头看到了日食，因害怕这怪异的景象而吓得趴在地上，并在内心联想到宙斯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利斯绝不会去告诉人们说，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会发生日食，月亮会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在这个发生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14]人正在战场上厮杀。可是由于发生了日食导致光线不足，他们停止相互杀戮。即便如此，泰利斯也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创造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让他们支持的一方获胜。
泰利斯达到了一个如此高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非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在他看来，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其他更重大的事情发生，日食也会照样出现。
泰利斯通过科学的观察，并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万物的起源和创造，他把它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整个地球并且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遗憾的是，我们手头没有泰利斯本人留下的任何亲笔书写的东西。那时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是直接署上他本人名字的作品哪怕是一页也没有留存下来，我们对他和他思想的了解全是从他同时代人的书中提供的一些零星资料里得到的，由此才对泰利斯的情况略晓一二。泰利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顺便说明一下，这也是早期哲学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存在于活生生的人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了食物而吃饭一样，是极其有危害的。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各色人等，品性参差不齐，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冷漠的，这些都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闲暇时间耐心地研究这个难以捉摸的奇怪生物，并且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而不是凭空想象。这使得他们能够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说教、向人们指点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所以他们极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作为限制人们活动的准则。
他们以自身为例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让身心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以这种方式获取周围人的好感以后，他们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掌控的领域里去探险。作为这种新福音的先驱之一，泰利斯将毕生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提出了质疑，人们还是容许他躺在**寿终正寝——或者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做出解释，我们如今也无从考证了。
一经泰利斯指明了方向，就会有许多热切的追随者。
譬如，有一个来自克拉佐美奈[15]的人，名叫阿那克萨戈拉[16]。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在希腊几座城市里当私人教师，后来以“诡辩家”的身份终其余生。他对天文学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给他招来灾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放肆的言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上覆盖着高山和峡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说，世间有一种“原始物质”，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宇宙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正如他之后的许多科学家指出的那样，阿拉克萨格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讨论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东西。太阳和月亮是遥远的星球，普通民众并不在乎哲学家如何去称呼它们。但是这位教书先生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原始物质”中成长发展而来的，这毫无疑问太过分了。他的这种论断与天神杜卡翁以及皮拉的故事背道而驰，因为根据传说谁都知道，是天神杜卡翁和皮拉在大洪水过后，用小石子变成无数男人和女人，人类才得以重新繁衍生息，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势必会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与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这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而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阿拉克萨格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猛烈攻击的目标。
在君主制时期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一名满嘴奇谈怪论的老师的安全，尽管他宣扬的是不受欢迎的教义和理论学说，还是能够使他免遭愚昧无知农民的愚蠢迫害。可是此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个人所享有的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当时雅典的最高统治者伯里克利[17]恰好在此时失去了多数人的拥戴，而伯里克利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因此，依照法律对阿拉克萨格拉予以治罪，成就了反对前独裁者的绝佳举措，人们借此掀起了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个名叫迪奥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很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接受了。这条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据此，阿拉克萨格拉被投入监牢。不过，城市中的开明势力最终占了上风。阿拉克萨格拉在缴纳了一小笔罚款之后就获释出狱了。他迁居到小亚细亚的兰普萨库斯，公元前428年，他满载着荣誉寿终正寝。
他的例子表明，官方要压制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益的。虽然阿拉克萨格拉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运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艾默德（通常称为阿威罗伊）接受。随后他在西班牙南部自己任教的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那些理论和自己的观察实践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著作越过比利牛斯山，传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的各个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观点，以至于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启蒙读物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人们眼里就如同乘法口诀表一样有益无害。
让我们再回到阿拉克萨格拉的话题。在他受到审判以后经过了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希腊科学家开始获准可以教授与民众信仰有所差异的学说。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最后几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的受害者是一个名叫普罗塔格拉[18]的流浪教师，来自阿布德拉，这是希腊北部爱奥尼亚人的一个殖民地。这个地区据说是德谟克利特[19]的出生地。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一个社会能够以最小的代价，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理想社会。”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认为应该置于政府安全部门的监管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之后，宣称：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人生太过短暂。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探寻神灵是否存在上面，而应该将全部的精力致力于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言论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个理论问世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正处在攸关之际，在遭受一系列失败以及瘟疫疾病的折磨之后，雅典人已经走投无路彻底失望了。很显然，这时对神灵的超凡神力提出质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实在不是时候。于是，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藐视神灵，勒令必须改变理论，服从法庭的审判。
原本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此时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虽然是一名科学家，显然也不想做一个殉道者。
于是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逃往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沉没了。他可能落水身亡了，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还有一个遭到雅典人恶意迫害的是名叫戴阿哥拉斯的人。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输了，认为神没有帮助他，便把怨恨一股脑倾泻在神的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抑郁忧愤，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也影响到他的行为。他开始四处奔走，发表各种各样亵渎神灵的言论。其最后竟然诽谤冒犯了在希腊北部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一个神灵。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的家伙逮到一个机会逃跑了。他跑到科林斯，在这里继续咒骂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最臭名昭著的典型例子，就是专制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根本没有变化，谈到古代雅典人的心胸并不比后人开阔，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心胸狭窄、冥顽不化的有力佐证。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这件事情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才华横溢，却又惹人生厌，他那漫长的、未受干扰的学术生涯，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在普通民众仍然坚信诸多天神存在的时代，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是某位神灵的先知。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一种神圣感召的内心声音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意味着什么，但却完全可以注意到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事物既有的约定俗成的秩序也缺乏应有的尊重。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之处。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这位石匠孩子众多，可是收入菲薄。苏格拉底没有上过什么正规大学的课程，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知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彗星和行星自然规律的知识对于拯救灵魂也毫无用处。
苏格拉底鼻梁塌陷、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白天站在街头和游手好闲的人辩论，晚上在家听着听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训斥（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的事物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位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受人尊敬的老兵，这位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却不幸从那个时代的众多教师中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苦难和惩罚。
为了便于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就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和进步做出了痛苦的牺牲（他后来被认为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的时候，那时雅典的政治是个怎样的状况。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旬），苏格拉底都在竭尽全力告诉世人，他们正在虚度年华，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把大把的光阴虚掷在了那些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着伟大的神灵所赋予的各种恩典，为了获取哪怕只是几个小时的虚荣和野心的自我满足。他是如此坚信人的崇高使命，从而彻底打破了旧哲学的藩篱和束缚，而且甚至比普罗塔格拉走得还远。普罗塔格拉提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进一步宣称：“人内心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终的评判标准；塑造命运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能读会写），对于那些无论是持同情态度还是怀有敌意的听众来说，都是能深入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辩论道，“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力告诉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者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一个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得不到朋友的赞许，没有家庭，居无定所，甚至身无分文，这些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没有对每一个问题的利弊进行详细的调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正确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公开讨论一切问题的完全的自由，而且不受官方的干预。”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遭到指控的被告，这无疑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阐述了错误的论断。自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20]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当民主派完全掌控了国家，并且驱逐了贵族，苏格拉底的厄运就降临了。
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建议他尽早离开这座城市，如果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建议的话，那当然是非常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格拉底一直是一个“口头评论家”。他是个可怕的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栋梁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和拆穿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将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若是他在清晨谈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到了晚上全城就都听说了。有人以他为素材编演了戏剧。当他被捕入狱时，整个阿提卡[21]城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的全部细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比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通晓神的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商），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履行职责，为雅典人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唆犯罪和懒惰的人，一个煽动奴隶不满情绪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境地下，苏格拉底仍然以精湛的口才、娴熟的技巧为自己辩解，以至于使陪审团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的恶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还有良知，只要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呼唤我继续前行，把通向理性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会继续对我遇见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而不会顾虑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延缓三十天执行死刑。这是因为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岛[22]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平静地待在囚室里，琢磨着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不断有人给他提供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累了，准备离开这个人世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交谈，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心思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然后，他喝下毒酒，躺在**，从此以后，一切的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有那么一段时间，苏格拉底的弟子们一度被公众爆发的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妙。
可是过了一阵子，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便又回来了，重操旧业，公开授徒执教。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与此同时，雅典城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次是体力战胜了脑力。毋庸置疑，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传颂的语言，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丝毫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以为，他们推到了雅典的城墙，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斯港口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而雅典的海军将领们再次统帅着希腊的联合舰队。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如同公元四世纪的巴黎一样。无论是罗马、西班牙，还是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让孩子接受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洋洋得意。
这个古代的社会，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道德沦丧的人。他们随意地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神灵，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着美貌如花的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有时纯粹为了嗜血的乐趣而奔赴战场，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亚人。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述的伦理道德抛到脑后，积攒起万贯家私。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这些人能得到社会群体的敬重，因此也不可能被推崇为当时文化的化身和文明的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他伙同尼禄[23]在罗马及其殖民地大肆掠夺，聚敛了大量的钱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摇头叹息：“简直是腐败至极啊！”
然后，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24]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深知人们常常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别的国家妄加评论。不过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副其实的代表，正像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两千年前的人们对尽善尽美的渴望并不亚于今天的人们。
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无瓜葛。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想、把它作为生活中最高追求的所谓“野蛮人”，正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认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中等，便是幸福和满足的最佳保障，那么这种人生哲学也是相当成功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这些人对灵魂的归宿并没有寄予很大的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大大超越了仍旧匍匐在地面上的其他动物。如果他们常常谈及“神灵”，那么运用这个词语就好比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等词语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疑难问题的一个代号，就像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也许含义丰富，也许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