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纸媒的那些年

记忆中，我人生读到的第一本杂志是《少年文艺》。老家邻居的姐姐攒了好几年的书一并给了我，据说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原来我从小就开始文艺了……）；上初中之后，母亲每年会帮我去邮局订《萌芽》，我开始读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也许是因为进入青春期，特别喜欢那种叛逆文学和**裸的忧伤。给《萌芽》投过几次稿，未果。那时候的登稿门槛很高，出书在人们看来更是堪称“伟大”的事。所以，那时候我的另一个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出书，当作家。当时，我几乎把所有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杂志和磁带上；进了大学，网络开始普及，但大学四年我都没在寝室装电脑，更习惯于每周去校图书馆借书，一次四五本，白天上课的时候放桌子底下看，下课回寝室洗漱完毕就坐**看。那会儿看得最多的是小说，以及半个月一本的《城市画报》，也买过一阵子的《氧气生活》，之后就是托朋友定期帮我代购的PPAPER。杂志为我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每个城市有那么多人在有趣地活着，并且不断创造着新的可能性。我在心里种下了一个新的美梦：我要做一本自己的杂志！

二〇〇八年，我大学毕业，没有选择去传统媒体，而是误打误撞被家人安排进了网络新媒体单位。即便那是一家省级重点门户网站，但毕竟那时候网媒的春天还未到来，网媒记者并不招人待见。从事着新媒体的行当，我心里却装着一个杂志梦。机缘巧合之下，我遇到了一位愿意出资帮我做杂志的投资人，我便约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准备一起大展拳脚，信心满满地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孵化我们天真无邪的杂志梦。就在万事俱备之际，投资人“跑路”，我们实在心有不甘，我的那位好友竟单枪匹马找到了出版社社长谈判，最终争取到了一次出版权。

两年后，我俩将毕业后工作一年多所有的存款倾囊而出，一人出了一万块钱印刷费，将那本中途“难产”的刊物——《美德·梦想志》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正式出版了。我们自掏腰包花了两万块钱印了一千本杂志，每本定价二十元（可见即便全部卖完，不细算前期的投入，这事儿都是不赚钱的）。因为没有更多的资金做发行渠道，印的一千本杂志全靠朋友无偿帮忙代售或寄卖，其中效果最好的是通过当时的淘宝店铺预售了几百本，很快就全部卖完了。不过至今，我家楼下的仓库里还堆着两箱那时剩下的《美德》杂志（苦笑）。

因此，我很早就明白，在国内做杂志根本不可能是为了赚钱，就是冲着一股子情怀，因为心里有梦，所以才燃着熊熊的热情。虽然，《美德》再也没有出过第二期，但我从未后悔用人生中赚到的第一个一万块去做了那件疯狂的小事，因为我把那个阶段能抓住的机会和能努力去做的事做尽兴了。直到前两年，有人翻出旧账，问我还愿不愿意继续把《美德》捡起来做下去，我说“不了”，因为已经“了（liǎo）了（le）”，那种感觉就像胸中郁积的块垒都被我尽情地吐了出来。人这一辈子，心里总会装着一些事,有过一些人，在你遇到的时候拼了命去抓过，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无论结果如何，也就了（liǎo）了（le），心里舒坦了、翻篇了、过了。

每个月不管再忙，我还是会定期去泡书店，也会定期买书，十几年的老习惯是改不掉的。在咖啡馆翻阅杂志的美好，喜欢看纸质书的偏执，我阅读、写作、出书，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儿时的理想。在这个纸媒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写作除了是给自己的记忆做个备份，更重要的是让我意识到码字不再只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也可以是一种分享和传递。

每次出新书，总有人会理所当然地来索书，我也总会厚着脸皮，看似不近人情地对他说：“书要自己买哦，如果嫌贵，大可以去网络花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购买电子版来看啊。”或许，这也会被人贴上“小气作者”的标签吧。但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舍不得一本书的钱，而是心里对“纸质阅读”的珍视，我愿意相信，每个码字人的每本书都好似是他（她）的一段人生情义，我就不信它还不值你半张电影票的钱！当然，我也是后来才领悟，连纸媒都陆续倒闭了，有人花一杯咖啡的钱来买书的情意是多么珍贵。

二〇一五年年初，我一边经营着摄影工作室一边开始给《外滩画报》旗下的新媒体公众号“大城小店”供稿，主要采写杭州的探店和生活方式类文章，写得愉快又自在，而且认识了一群有才华又有品味的新媒体人以及城市撰稿人。我觉得那是一件特别棒的事，因为它使得我永远走在这个时代的最前面，去了解并试图揭开城市中最具可能性和新鲜感的存在。而借由彻底脱离体制后这种独立的媒体人状态，我对自己的采访观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采访”二字英译为interview，也翻译为“面试、接见、会谈、见面”，用构词法拆分：“inter-”意为“在……之间、相互的”，“view”是“看”的意思。因此，我所理解的采访应该是面对面的，双方此时此刻进行着的对话活动，当然这也是基于传统纸媒时代的老观念了。但或许是因为新媒体网络的影响，大家都越来越懒惰了，越来越追求速成，以至于越来越多的“采访”都简化成了“Q＆A”，即“提问和回答”，编辑或记者列一串问题，发送给被访者，被访者填写完毕后回发过来。我也曾经尝试过用这种方式进行采访，但效果不佳，即便对文字进行了二次加工和处理，出来的文章依旧给人一种复制粘贴的感觉。试想，你都没见过你的被访者，没听到过他的声音，怎么写得出有感情的内容？你都没和他有过一场唾沫横飞的聊天，如何给更多人讲述所谓的生活方式？从那次之后，我强迫自己坚持每一个采访都必须做到面对面交流，否则宁可暂缓这项选题。

世界越来越小，往返特价机票让飞行成本越来越低，但为什么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和主体性的约见反而成了一种奢侈？我们可以像空中飞人一样来来回回，却不愿留点时间给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是距离禁锢了人，还是心禁锢了距离？实际的采访中，即便无法做到面对面，也还是可以通过语音或视频电话进行采访啊！信息技术的发展应为即时交流和面对面创造更多可能性，而不是缩短或直接省去本该花十五分钟坐下来聊一聊的机会。

另外，常会有一些算不上朋友的朋友和我说：“你帮我写一篇稿子呗。”

“不写。”直接拒绝。

“为什么？那我可以给稿费啊。”

“也不写。”我很坚持。

因为我不是靠写字为生，它是我的热爱。以前在单位被领导安排任务，不管喜欢不喜欢，只能写，或者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写。但现在我只想写自己爱的、喜欢的、有热情的内容，我就是图个开心，写不擅长、不喜欢、自己都不觉得好的东西是件痛苦的事情。文章骗不了人，采访无法违心。

还有，我认为寻找命题和对象也是采写的重要环节与过程，我讨厌攫取捷径的人。采写一种类型的稿子久了之后，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你联系方式的“朋友”，上来就理所当然地问你要资源：“喂，你是不是认识那个谁谁谁，能给我个联系方式或者帮我联系一下吗？我也想去采一下。”这时候，我真的很想翻起白眼：“你谁啊，我们很熟吗？我为什么要帮你？”我是属于那种能自己找人、找线索就坚决不会麻烦别人的人，现在信息那么发达，网络搜索这么厉害，想采访谁百度一下，照着店铺的电话打过去自报家门，大部分小店或者机构组织听说你是媒体也不会拒绝的吧。我曾经因为找不到一家店的联系方式，直接不请自来跑到店里，结果伙计说老板不在，也不肯给私人电话，于是我第二天又去了一次……记者挖信息寻线索不是基本的业务素养吗？别总想着抄近道啊！

以上是我的采写观，当然主要针对我前些年所在的生活方式类领域提出的一些个人观点，如有不同看法，那就求同存异吧。

同年年底，我接到《外滩画报》即将休刊的消息，继《都市周报》《浙壹周》《上海壹周》等之后，又一份我喜欢的纸媒刊物忧伤地宣布休刊。早在二〇一三年，亚马逊公司总裁、《华盛顿邮报》的新东家杰夫·贝索斯就曾在采访中预言：“未来某一天——我说不上多少年以后，也许是几十年以后——纸质报刊也许会成为一件奢侈品。”虽说纸媒的衰落是大势所趋，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我的内心多少还是免不了矫情地感伤一下，毕竟，我知道那里凝结了多少人的坚持与梦想。许知远说：“书束缚了我，印刷崇拜毁了我。”这是一个纸媒行业的冬天，老媒体人在微信朋友圈里感叹，“这个冬天已经很冷了，而且还有霾”。我安慰道：“一定只是暂时的，等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就会回归了。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一天到底会不会到来，何时才会到来。在一代人心中，杂志人似乎已不再只是一个职业名称，而成为一种精神，充满热情、创造力和不放弃、坚持到底的品质。无论是纸质阅读，还是移动互联网阅读，都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存在的本身并没有对错。有人说，“活着”和“生活”之间只隔了一件事，叫作阅读。阅读的媒介在变，但阅读本身依然是人们心中一座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给人以持久深刻的力量。

我曾在微博写过一个新年目标：少看手机，多阅读、煲片、运动，选择少而精的旅行。我想，在接下去的每一年，这仍旧会是我的目标。

愿纸媒不灭，阅读永存。但比一切形式更重要的是坚持对内容的挑剔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