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上，正是《荈赋》

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

茶叶的生长环境、

秋茶的采摘情况、

烹茶时水跟茶器的选择、

品茗鉴赏的全部过程。

从战国、秦到汉魏六朝，茶从药食同用发展到民间普遍的茗饮与食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在下葬时间不晚于公元前168年的辛追墓中出土了一箱竹篾包装的黑米状的小颗粒。研究确认，黑米状的小颗粒是茶，墓葬中刻有“一笥”的竹简，意为“一箱茶”。西汉宣帝神爵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9年，在四川资阳人王褒写的《僮约》中，茶已经变成市场上的商品了。《僮约》中已经出现了“脍鱼炰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的字样。“武阳买茶”的意思是说王褒让家里的用人赶到邻县的武阳就是现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地区去买茶叶。“烹茶尽具”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角度是说烹茶待客的时候需要洗干净所有的器皿，另一角度是说烹茶的时候要器具齐全。无论哪种解释，都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用器具来专门侍弄茶叶了。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里记录了十几味中药：“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其中的荈诧就是茶，这是我国在汉代把茶作为药物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的东汉华佗在《食论》里说：“苦荼久食，益意思。”西晋孙楚《出歌》说：“姜桂荼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明末清初思想家、经学家顾炎武有一本代表作《日知录》，他把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日知录》里记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中亦说：“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

综上可见，中国乃至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辞源》释巴蜀：“巴郡和蜀郡的合称。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全境。”巴蜀地区当时是我国重要的茶叶生产中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茶叶的生产逐渐从巴蜀地区向全国传播，尤其是向东、南传播日益显著起来。其后长江中游、中原地区逐渐取巴蜀在中国茶文化的地位而代之，这从成书不晚于东汉时期的《桐君录》、西晋时期的《荆州土记》均可得到佐证。《桐君录》记载：“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荆州土记》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及至唐代陆羽著《茶经》时，茶业产区已经广泛分布到了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浙江、江苏、陕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广西等众多地区。

汉代饮器玉、漆、铜材质耳杯

从文献记载上看，白茶是六大茶类中最早出现的茶类。文献上最早明确记载茶叶的蒸青制法是在唐代出现的。唐代孟诜《食疗本草》（成书于713—741）写道：“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茶，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蒸青绿茶制法的记录。陆羽《茶经·三之造》（780年）也说：“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所以在唐之前的干茶或饼茶基本都属于白茶，而无蒸青绿茶。另外有一种说法，在秦汉以前的巴蜀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炒青或蒸青绿茶。只能说，这些工艺可能确实在上述区域出现了，但由于地理闭塞或其他原因未能传而广之。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未看到有关于此的任何确凿的文字记录。

西周 祭祀青铜器一套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远在周朝，政府就有分管茶叶的官员了。当时的茶叶主要是作为祭祀使用，可见，那时候祭祀用的东西随时要取，随时要用，那么它必定是晾晒干的东西，如果不是干叶，必然不能随时取用。实际那个时候的茶就是不揉不炒，自然晾晒而干，已经似于现在的白茶了。《僮约》中所记“武阳买茶”，指的也是自然晒干的茶叶，不可能是鲜叶。茶叶能集中到市场去卖，一定得晒干才行，否则就会腐烂。武阳卖的茶应该类似白茶。

《广雅》成书于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张揖撰。《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说明那时不单有散茶，还有用米汤掺和着茶叶一起做成的饼茶。喝时要把茶饼炙烤一下，捣成茶末后放入瓷碗中，然后冲入开水，再加上葱、姜等调料一起饮用。为什么要“成以米膏出之”呢？这就说明了那时候的茶，肯定不是蒸青的，它就是晒干的茶。如果是蒸青的茶，经过热气熏蒸，茶叶中必然流出茶汁，果胶之类的黏性东西也会部分分离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茶搞成团状或者饼状了。而这里说“成以米膏出之”，通俗地讲，是当时的人们把米膏当成了糨糊，把这些晒干的茶叶粘在了一起，所以这些茶必然是晒干的白茶。

“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的吃茶风俗至今在个别地区仍然保留着，比如云贵那边少数民族的油茶、烤茶、竹筒茶，湖南安化的擂茶。做安化擂茶，要选用当地茶叶，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花生、芝麻、食盐、生姜等食料放进陶钵里，接着用茶树粗枝做成的圆头木棒加少量水研碎，磨成泥状后倒进茶钵里用开水冲调成汤，再分别舀进大碗，其后将炒熟了的米、绿豆投入碗内食用。

湖南安化洞市老街的擂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事渐渐为豪门所青睐、文人所歌咏，同时带动了饮茶习俗的传播并使其逐渐进入百姓生活。《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记录了一个孙皓赐茶代酒的故事，“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胜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由此可见，“以茶代酒”的饮器共用场景出现在了豪门的宴饮之上。

晋代对茶的记录在文学史上出现了两个首现，其一是张载的诗《登成都白菟楼》中首现赞茶文字，其二为杜育写就的我国最早专门歌吟茶事的诗赋《荈赋》。张载，西晋中书侍郎，以文学著称，有《登成都白菟楼》一诗传世。《晋书》记载：“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公元280年，张载去探望在成都做蜀郡太守的父亲，省亲期间，他游走于成都，对那里的市井风貌、风土人情有了深入了解，《登成都白菟楼》就是张载此次成都之行的作品。白菟楼又称“张仪楼”，为秦时张仪所建。诗词描写了白菟楼的雄伟气势跟当时成都商业的繁荣、物品的丰富，特别赞美了四川的香茶，这是中国文学赞茶诗句的首现。诗中写道：“重城结曲阿，飞宇起层楼……

茶园采摘

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六清即指《周礼》的“六饮”，是供周天子食用的六种饮料，有水、浆、醴、凉、醫、酏。九区即九州，在晋代指当时全国区划分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后用“九州”泛指全中国。在张载的笔下，茶水的味美冠于周天子的六饮，茶水的芬芳流播九州。这就反映出当时作为饮料的茶已经为人们所日用且向四方传播。

西晋末年，杜育所作《荈赋》是中国最早的专门描述茶的诗赋作品，全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茶史上，正是《荈赋》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茶叶的生长环境、秋茶的采摘情况、烹茶时水跟茶器的选择、品茗鉴赏的全部过程。其中对于茶器，杜育明确指出舀茶汤的工具是《诗经·大雅·公刘》里的“酌之用匏”，即用大自然里葫芦做成的匏；喝茶的器具是出自越州窑的陶碗。另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一句，这一描述说明了所用茶末很细，等级很高，其时的饮茶已经在一部分人那里脱离了茗粥、羹饮方式，过渡到了煎茶之法，否则 “沫沉华浮，焕如积雪、烨若春敷”的沫饽现象是不会出现的。《荈赋》的重要价值在于其不但总结记录了彼时茶事、茶器，而且为唐代陆羽在其后著述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奠定了基础。宋代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曾写道：“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荈赋》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绘下了浓重的一笔。

西晋.青瓷鸡首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际还有一首西晋文学家左思所作的《娇女诗》，作者精心描绘了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在日常生活中天真稚气、活泼可爱的性格。其中有一幕吹鼎煮茶的生活场景——“心为荼荈据，吹嘘对鼎?”，刻画了两个小姑娘心里为煎汤不熟而着急，因此对着烧水的器具不停地吹气催火之生动场景。可见，饮茶习俗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了。

与左思同时代的西晋惠帝，有一段饮茶之事被陆羽记入了《茶经》：“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荼上至尊。”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也记载了这件事，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虞记载：“惠帝自荆还洛，有一人持瓦盂盛荼，夜暮上至尊，饮以为佳。”晋代臣子叛乱，晋惠帝司马衷逃离京城避难。晋惠帝就是在历史上被当作白痴来描述的那位皇帝，面对百姓无粟米充饥，他有句“善良”的名言叫“何不食肉糜？”叛乱过后重返洛阳时，臣下依然对他行帝王礼仪，黄门侍郎用瓦盂盛茶汤献给他喝，以表敬意。从他狼狈回城下属为他献茶的器具变成瓦盂这个细节来看，之前宫廷应该有皇帝专用的饮器，无奈乱世下找不到符合天子礼仪的器皿了，只能用瓦盂来替代。

北朝至隋 青釉贴塑人物纹凤首龙柄壶 故宫博物院藏

西晋弘君举《食檄》有：“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应下诸蔗、木瓜、元李、杨梅……”主、客寒暄之后，主人应该用鲜美的茶汤来敬客，并且要喝完三爵。这里记述的饮茶器皿是爵，爵本来是古代盛放或者饮酒用的礼器，说明其时酒器与茶器还存在共用现象，或者可以说茶饮与酒这时候已经可以分庭抗礼了。

西晋时，司隶校尉傅咸在教示里说：“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傅咸说：“听说南市有个四川老妇人做茶粥在街头卖，巡视的官吏把她盛放茶粥的器具打破了，后来老妇人又到市场上去卖茶饼，为什么要为难这个老妇人禁止她卖茶粥呢！”东晋元帝时也有一个卖茶老妇的故事为《广陵耆老传》所记载：“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旁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一个是市坊实事，一个是民间的神话传说，但通过这两个例子能够看出两晋时期，茶作为一种零售饮品已经在河南洛阳、江苏江都的市场上存在了，且有专门蓄茶之器。

南朝 青瓷托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南北朝时，南朝的风俗是饮茶，北人的风俗是食奶酪。有一些南朝人归服北朝后，为北地带来了饮茶之风，自此茶由南方地区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这也为后来游牧民族的饮茶风俗奠定了基础。《洛阳伽蓝记》记载：“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王肃初到魏国，不吃酪浆跟羊肉等食品，常常用鲫鱼羹下饭，渴了就喝茶，京师的士人说王肃一次能饮一斗茶，所以赠给了他一个“漏卮”的外号。

南朝梁刘孝绰在给晋安王的谢启中说：“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可见其时宫廷已经有了赐茶的礼仪，且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清代。

清代 皇家赐茶用的玉质茶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时茶也开始与佛、道二教结缘，茶以悟道，以茶修身。《宋录》里记载，南朝的昙济道人在安徽寿县八公山东山寺设茶招待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刘子尚、刘子鸾。刘子尚品茶后高兴地说：“这是甘露呀，怎么能说是茶呢？”信仰佛教的南齐世祖武皇帝萧颐在他的遗诏里说：“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综上文献，说明在这段历史时期与茶有关的器皿包括了炊器鼎，“捣末置瓷器中”的瓷器（合理推测，实际就是大号的瓷罐或陶罐），酒器爵，葫芦做的瓢，陶碗，瓦盂，壶。看得出，此时茶器与炊器、食器、酒器还没有严格的分野，而是处在混用状态，当然更谈不到对茶器的审美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饮茶从“浑以烹之”的原始方式开始朝精细、仪轨方向发展，这也决定了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茶器必然会有新的演变。

我们再来看看本章所述历史时期内，包括茶器在内的生活器皿的材质又有了哪些重要的发展。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中晚期真正的瓷器——青瓷诞生了。考古工作者对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东汉窑址的考证发现，那里的窑制品有些是在1260多度的高温下烧成的，其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1.64%，二氧化钛的含量为0.97%，胎釉结合紧密，吸水率极低，瓷质光泽，透光性好，看上去如一池清水。这就证明在东汉我国已经能够烧造出基本符合现代标准的瓷器了。从原始瓷发展到东汉青瓷，是陶瓷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它为后来瓷器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类文明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由此揭开了瓷器的新篇章。

浙江湖州博物馆现藏有一个东汉青瓷罍，1990年出土于湖州西郊弁南罗家浜村窑墩头砖室墓。这个罍的腹部有模印套菱纹和菱形填线纹的组合纹路，酱褐色胎质，周身施青黄色釉但不及底。该器是早期德清窑成熟瓷器的精品，在当时是一种储物容器，肩部刻划有字符，有学者认为是隶书的“茶”或“荼”字，为早期用于储茶的器具。

东汉 青瓷罍 湖州博物馆藏

东晋 德清窑黑釉双系盘口鸡首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之后在浙江的一些东汉窑口又相继发现了黑釉瓷器。黑釉瓷器为东汉首创，其胎骨不及青瓷细腻，氧化铁含量达到了4%—5%，所以外表呈色深褐或釉黑如漆。黑瓷的出现虽然跟成熟的青瓷无法比肩，但是它反映出我国的瓷器在东汉已经出现了多种面目。

在南方，因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烧瓷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青瓷、黑瓷在南方逐渐产生、成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是以青瓷为中心，向着白瓷和黑瓷两个方面的釉色纯化发展。白瓷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1971年在河南安阳的北齐范粹墓中出土了七件白釉器物。研究显示，这些白瓷含铁量已经下到了1%以下，这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早的白瓷。白瓷的出现对茶器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利好，瓷壁色白能正确反映出茶汤的颜色。胎体通透素雅，更为后来彩瓷出现作了基础物质准备。唐代瓷业形成的“南青北白”的局面实际在南北朝已经初露端倪。

青铜器发展到三国两晋的时候已经渐渐式微，很多铜器被铁器取代。铜主要用于铸钱以供货币流通。日常生活中，瓷器比铜、铁分量轻，易用，并且也没有渗水现象，所以瓷器逐渐在南北方普及开来。

如果说陶器的烧成、彩陶的绘制孕育出了自然亲和的中国早期文明，那么其后“成造化之功”的东汉青瓷的烧成，黑瓷、白瓷的出现更是让我们进入了新的文明。

隋 白釉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 白釉执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