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分析中词语的重要性（1927）

我在我的论文和演讲中都曾指出，儿童的表达模式与成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儿童会把他的思想和潜意识幻想编成戏剧并表演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词语不具有重要意义——就儿童所能掌握的词汇而言。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非常压抑幻想的5岁小男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分析。他已经提供了很多分析素材，大多是通过游戏。但是，他表现出没有意识到这点的倾向。一天早上，他请我玩卖东西的游戏，要我演卖东西的人。对这种通常不准备说出关联分析的小孩子，我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我问他我应该是什么人——女士或先生——因为他进商店时要叫我的名字。他说我是“曲奇—蛋糕先生”（Mr. Cookey-Caker）。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指一个做蛋糕的人。我必须卖引擎，对他而言，引擎代表了新的阴茎。他称呼自己是“踢人先生”（Mr. Kicker），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踢某人的意思。我问他“曲奇—蛋糕先生”去哪里了。他回答：“他去了某个地方。” 他很快就意识到，因为他踢了“曲奇—蛋糕先生”，所以“曲奇—蛋糕先生” 被杀死了。对他而言，“做蛋糕”代表着以口腔和肛门的方式制作孩子。在这个解释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攻击，而这个潜意识幻想打开了通往其他潜意识幻想之路，他所对抗的人一直都是“曲奇—蛋糕先生”。只要他只在游戏时带出潜意识幻想，“曲奇—蛋糕先生” 这个词就是通往他所逃避的现实的桥梁。当儿童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词语承认客体的现实时，这通常意味着进步。

关于《一个有法医学意义的梦》的短论（1928）

为了支持我对布莱恩医生（Dr. Bryan）所提出的梦的评论，我必须提到我在为上一次会议撰写的论文中提出的某些理论主张。【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去年秋天我在这里发表演说，曾提供过更多细节上的说明。在俄狄浦斯冲突的一个早期阶段，与母亲**并与父亲竞争的渴望，以口腔—肛门施虐本能冲动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在这个发展阶段占据主导地位。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男孩通过穿透母亲的子宫，摧毁了它，并赶走了父亲的阴茎。根据一个典型的婴儿的性理论，父亲的阴茎被认定永久存在于子宫之中，（父亲的阴茎在这个阶段完全是父亲的化身），他摧毁阴茎的方式是把它吞噬掉。和这种倾向混合在一起的是另一种倾向——然而还是可以清晰地辨识这两者。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摧毁母亲的子宫，并吞噬掉阴茎。但另一种倾向的基础是对母亲的一种口腔—肛门施虐式的认同。由此男孩产生抢夺母亲体内的粪便、孩子和父亲阴茎的渴望。在这个层次所引发的焦虑异常强烈，因为它涉及父亲和母亲的结合，由子宫和父亲的阴茎代表。我认为这种焦虑是严重心理疾病最根本的基础。

从对小孩子的分析中，我了解到对有阴茎的女性（这对男性的生殖能力障碍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的惧怕，其实是对母亲的惧怕——她的身体被认为一直包含着父亲的阴茎。对被放置在母亲之内的父亲（或他的阴茎）的惧怕，在这里被置换成对母亲自身的害怕。通过这样的置换，极大地加剧了真正和母亲有关的焦虑，以及针对母亲身体的破坏倾向所产生的焦虑。

在布莱恩医生提出的这个格外有趣的案例中，这种焦虑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梦中，这位压制着病人的母亲要求拿回他从她那里偷走的钱。只有从女性那里他才可以拿到钱。这个事实明白地显示了偷走子宫内的东西的强迫行为。偷来的钱他要作何用途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一点似乎很明显，病人拿钱的目的，是要把它丢到浴室的马桶里。这种行为的强迫性特质，可以用他想要修复的焦虑来解释：想要还给母亲（或子宫）他偷走的东西——浴室的马桶象征了母亲（或子宫）。

我的一名女病人患有严重的神经症，由于她担心自己的身体会被母亲摧毁。她做了下面的梦：她在一间浴室里，听到脚步声，她迅速把一个篮子中的东西（正如我们发现的：代表着粪便、孩子和阴茎）丢入马桶中。在母亲进来之前，她成功地冲了马桶。她母亲伤了肛门，她正在帮助母亲包扎伤口。在这个案例中，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在潜意识幻想中，主要是以肛门受伤这一形式表达的。

因此，偷钱是对抢劫母亲的早期肛门施虐渴望的一种重复；由焦虑驱使，强迫性冲动造成的偷窃行为，为的是修复早期的偷窃，归还之前所偷走的东西。后面这个渴望是通过把钱丢入马桶中表达出来的。

父亲在病人的焦虑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立刻就能显现出来，但是还是可以阐释出来。我说过，表面上似乎只是和母亲有关的恐惧，其实也意味着对父亲（阴茎）的惧怕。并且，偷窃的事紧跟着一段和病人雇主的对话，是关于一般性的侵占公款。在对话中，雇主表达了他对这类较轻罪行的特别的谴责态度。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出，被父亲处罚的需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病人犯下这些罪行。此外，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修复，表现在他面临被另一个人（一位新的办事员）侦察这一事实。这个人再一次代表了父亲，病人所无法忍受的焦虑会驱使他向父亲抗争，也正是他对父亲的焦虑，使他避免对父亲（的惩罚）进行极力抗争。

以上是我在报告这个梦的会议上所作的评论，此后我又了解到一些病人的病史，我想就此再做一些补充。这个男孩对扫帚上的巫婆有着婴儿化的惧怕，他认为巫婆会用某些器具伤害他的身体，让他变瞎、变聋和变哑。这代表着他对有阴茎的母亲感到惧怕。他在朦胧状态中旅行到苏格兰去找巫婆，表面上是因为他现在无法忍受的焦虑，迫使他尝试着要和她把事情解决掉。然而，这种和解的企图和母亲内在的父亲有多大的关联，从下面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旅行之前，他有一个幻想，他帮一个女孩抵抗一个男人的性侵害。事实上，他旅行的真正目的是拿到巫婆的“帽子”（阴茎）。但是，正如在后来的偷窃事件中，他在最后一刻因为惧怕另一个人而罢手，在这段旅程中，他并没有达到最后的目的：和父亲阴茎竞赛。在到达爱丁堡时，他生病了。他的关联分析显示，这个城市代表巫婆的性器，其意义是他也许不能更进一步地深入了。这种焦虑也与病人的性无能有关。

布莱恩医生指出，在看过牙医之后所做的焦虑之梦，是基于对母亲的认同。在这里，对那些可怕的破坏及爆炸的恐惧，是因为这个认同的肛门施虐本质。因为病人认定他自己没有能力怀有小孩，导致他摧毁和抢夺母亲的子宫，他也预期自己的身体会受到相同的破坏。被父亲阉割与对母亲的这种认同有关。这是由牙医的行为所代表的。它也显示在当病人描述梦境时浮现出的回忆。他看到自己站在公园里的什么地方，母亲特别警告他要远离公园。母亲告诉他坏人可能会攻击他，而他自己得出结论：他们可能会偷他的表。

正如布莱恩医生在结论中所指出的，病人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或者应该离开公园，也拿不准怎么能够或者应该离开公园，这和他的一种焦虑有关——他担心在和母亲**时，会被父亲攻击——也就是说，在母亲的身体之内和身体之外都被攻击。

基于对婴儿早期早发性痴呆分析的理论推演（1929）【翻译自德文。】

一个4岁痴呆男孩的案例是我研究的基础。我的研究显示：自我在特定状况下对施虐产生过早和过度的防御，阻碍了自我的发展和现实关系的建立。

评论玛丽·查德维克的《女性周期》【Woman's Periodicity by Mary Chadwick（1933）。——译者注】

作者一开始把读者带回史前时期，说明月经对不同的人群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男人和女人、对小家庭和大家庭，以及在更小和更大的群体中。月经一直被男人视为危险事件，他们报之以恐惧、焦虑和轻蔑。盛行的看法是，接触正处于月经周期的女人是危险的，因此定下了严格的限制，好让这“不干净”的女人远离群体数天。女人被驱逐的方式，因部落特点不同而异。一些青春期仪式会将少女驱逐出部落数月到数年之久，而将处于经期的女性驱逐出群体是这种仪式的短暂重复，甚至在今天仍能在原住民中发现这种现象。

查德维克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对经期女性的原始害怕，是恐惧某些魔鬼的报复，从根本上等同于阉割焦虑。此外，她也说明后来一些时期的一些其他群体现象有着相似的根源，例如对巫婆的害怕，甚至导致她们被烧死。即使在今天，某些宗教的要求和禁令也有着相同的考虑。这种焦虑也表现在某些迷信中，例如普遍认为被经期女性碰触的花朵会凋谢。

在这段介绍之后，作者转向现代人和单独的个体。她重申每个人都必须应对相似的焦虑——原因是认识到两性差异以及女性有周期性出血的“威胁性”征兆。每个孩子迟早都会发现两性差异和女性有月经的事实。在意识或无意识中，这样的知识在儿童内心运作，引发其对自身性器完整性的焦虑念头。每个人会根据自身的体质、发展状态和可能的神经症来回应这样的知识。

查德维克详细描述了在女人的月经前、月经中和月经后，女人、男人、孩子和雇员身上都发生了什么——显现在外的和隐藏的——按照规律性的周期。他强调了由经期女子的抑郁倾向和普遍神经紧张引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这本书非常戏剧化地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对月经的普遍神经质的态度如何传递给孩子。以及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如何再次显示相同的困扰——认同机制在这种现象中起着主要作用——还有他们又如何再把相同的问题传递给下一代。神经症就以这样的方式代代相传。本书可以向父母和教育者提供许多有趣的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并改变他们的态度，也许可以预防对未来一代进一步的伤害。

凯伦·史蒂芬医生（Dr. Karin Stephen）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精神分析心理位置的某些层面，然而关于这个问题仍有一些方面她并未涉及。在我看来，这些方面对理解超我的起源意义重大，也和沃丁顿医生（Dr. Waddington）的理论密切相关。

在此我将简要概述我在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中证实的一些事实，这些也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事实。在婴儿的心中，“好”的感觉首先出现在愉悦的感官经验中，或者，至少是没有内在和外在的痛苦刺激。（因此食物是特别好的，实际上，食物带来了满足，也使不适感得到了释放。）邪恶就是导致婴儿痛苦和紧张的东西，以及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和渴望的东西。由于“我”（me）和“非我”（not-me）之间的区分在开始时几乎不存在，内在的好和外在的好、内在的坏和外在的坏，对孩子而言几乎是相同的。然而，很快，“善”和“恶”的概念（虽然“概念”这个抽象的词语，并不适用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且高度情绪化的过程）就扩展到他周围真实的人身上。根据儿童对父母的感觉，父母也被投注了好和坏，然后再次被纳入自我之中。在儿童的心中，他们的影响决定了个体对善和恶的概念。在投射和内射之间的往返运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的头几年建立起与真实的人的关系，同时超我的各种层面也在心中被建立起来。

儿童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人的形象（首先是他的父母），这些人就像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这种心理能力由两个事实决定：一方面，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刺激（开始时几乎无从区分）变得可以互相交换；另一方面，婴儿的贪婪（他想要纳入外在的好的愿望）增强了内射的过程，外在世界的某些经验几乎同时变成他内在世界的一部分。

婴儿天生的爱和恨的感觉首先集中在母亲身上。回应母亲的爱和照顾，爱得以发展；恨和攻击则是由挫折和不适所激起的。同时，母亲成为婴儿投射自己情绪的客体。通过将自己的施虐倾向归诸父母，婴儿发展出超我残酷的层面（正如史蒂芬医生已经指出的）；但是，他也将爱的感觉投射到身边的人身上。通过这些方式发展出慈爱的有帮助的父母形象。从生命的第一天开始，这些过程就受到照顾者的实际态度的影响。而外在世界的实际经验与内在经验不断互相影响。孩子受到必要的身体和心理需要的驱使，在赋予父母爱的感觉的同时，他也因此建立起后来的理想自我。如果没有母亲的食物和照顾，他会毁灭，他整体心理的安好和发展，有赖于他在心中安全地建立起友善和保护的形象。

超我的各种不同层面，在所有连续的发展阶段中，都源自孩子感知父母的方式。形成超我的另一个强有力元素，是孩子对自身攻击倾向的厌恶，早在生命最早的几个月，他就无意识地经验到这种厌恶。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早期心理的一部分反抗另一部分的现象呢？——这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谴责的倾向，也是良心的根源。在孩子无意识的害怕中可以发现一个强制的动机：在孩子心中，渴望和感觉是全能的，一旦他暴力的冲动占了上风，这些冲动会对父母和自己造成破坏，因为在他的心中，父母已经变成他自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超我）。

孩子特别害怕会失去他爱的和最需要的人，这不仅在他心中引起约束自己攻击行为的冲动，也使他产生另一种冲动——保存他在幻想中所攻击的客体的冲动，使它们恢复正常，弥补他可能已经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这种做出修复的冲动，推动、导向了创造的冲动和所有建设性的活动。现在，早期善恶的观念中加入了某些东西：“善”变成了保存、修复和再创造那些他的憎恨所危及到或已伤害到的客体；而“恶”则变成他自身危险的憎恨。

于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及社交和合作的感觉，就被感觉为道德上的好，因此它们是阻止或克服罪疚感的最重要的方法。当超我各种不同层面统一在一起（成熟和平衡良好的人就是这样），罪疚感也不会失去作用，而是和对抗它的方法一起整合到人格之中。如果罪疚感太强，且无法得到恰当的处理，它可能会导致产生更多罪疚感的行为（比如在罪犯身上），并成为所有病态发展的原因。

当这些规则在心中扎根：“你们不应该杀戮”（最初是爱的客体）和“你们应该从破坏中拯救”（还是指爱的客体，首先是从婴儿的攻击中拯救），就建立了一种道德模式，这种模式是普遍的，也是所有道德体系的基础，尽管它会有多重的变异和扭曲，甚至完全反转。原初爱的客体，可以被人类广大兴趣范围中的任何事物所取代：一个抽象的原则，甚至一个单一的问题，都可以代表爱的客体，而这样的兴趣似乎和道德感相去甚远（一个收藏家、发明家或科学家，为了更进一步追求目标，甚至也许觉得可以犯下谋杀罪）。然而这个特殊的问题或兴趣，在他的无意识心灵中代表着原初所爱的人，因此必须被拯救或再创造。任何阻挡他达成目标的事物，对他而言都是恶的。

关于原初模式受到扭曲甚至反转，在心中立刻浮现的一个例子是纳粹（Nazi）的态度。在这里攻击者和攻击行为已经变成被爱和被欣赏的客体，而被攻击的客体则转变成恶的，必须被根除。这种反转可以在早期无意识的关系中得到解释——在与潜意识幻想中被攻击和受伤的第一个人的关系中。因为害怕它会用它被伤害的方式进行报复，于是客体转变成一个潜在的迫害者。然而，被伤害的人和所爱的人是同一个人，而所爱的人应该被保护和恢复原状。若这种早期的害怕过甚，更易于将受伤的客体当作敌人。若结果真是这样，恨就会在爱恨的挣扎中取胜，而且，所剩的爱也会被分散掉，以特殊的方式导致超我的恶化。

在个体心中对善恶进行评价，还有一个步骤是应该提到的。就像史蒂芬医生所指出的，成熟和心理健康是“好”的。（然而，尽管“和谐的成熟”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好”，但这绝非成人对“好”的感觉的唯一状态，因为“好”的种类和规则是多方面的，甚至在那些平衡有时被严重干扰的人身上也是如此。）和谐和心理平衡（更进一步是快乐和满足）意味着超我已经被自我整合，而这进一步意味着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已经大幅度降低，并且我们可以与超我和平相处。这也相当于我们和那个最初又爱又恨的人达到了和谐，而超我即源于此人。从早期的冲突和情绪开始，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我们的兴趣和目标所针对的客体也已几经更迭，并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愈加复杂，他们的转变也越来越大。无论我们感觉离自己的原初依赖有多远，也无论我们从达到我们成人的道德要求中获得了多少满足，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那种最初的渴望始终存在——即保存和挽救我们所爱的父母，并与他们达到和解。获得道德满足的方式有很多，不论是通过社交、合作的感觉和追求，还是通过离外在世界更远的种种兴趣，每当我们产生道德良好的感觉，在我们的无意识心灵中便实现了这种原初渴望：与我们爱恨交织的原初客体达成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