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考察人们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时，有必要去研究个体如何从婴儿期发展至成熟。一个团体，或小或大，都是由处于彼此关系中的个体构成的，因此对人格的理解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对个体发展的探究将精神分析一阶段一阶段地带回婴儿期。因此，我将首先详述婴儿的基本倾向。

婴儿困难的种种迹象——暴怒状态、对周遭环境缺乏兴趣、没有能力忍受挫折以及对悲伤快速短暂的表达——除了对身体因素的描述之外，这些迹象在先前没有任何解释。因为在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之前，人们一般倾向于将童年视为一段完美的快乐时期，儿童显示出的各种困扰也没有被认真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逐渐帮助我们理解了儿童情绪的复杂性，并揭示出儿童会经历严重的冲突，这使我们对婴儿心理及其与成人心理过程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洞察。

我在幼儿精神分析中发展出的游戏技术，以及我的工作带来的其他技术上的进步，使我能够对婴儿非常早期的阶段和无意识较深层面得出新的结论。这种回顾性的见解，是以弗洛伊德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基础的，即移情情境。也就是说，在精神分析中，病人在和精神分析师的关系中，重新演出较早的（我要补充说，甚至是非常早期的）情境和情绪。因此，即使是成人，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有时也带着非常孩子气的特征，例如：过度依赖、需要被引导还有毫无道理的不信任。从这些表现中推演出过去，是精神分析师的一种技术。我们知道弗洛伊德首先发现了成人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将它追溯到童年时期。我很幸运能分析非常小的儿童，对他们的心理生活获得更进一步的洞察，而这又将我引向对婴儿的心理生活理解。通过细致地观察游戏技术中的移情，对于心理生活（在儿童和后来的成人身上）如何受到最早期的情绪和无意识幻想的影响，我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将从这个角度，尽量少用专业术语，来描述我对婴儿的情绪生活得出的结论。

我曾提出这样的假说：在出生过程中和对产后情境的适应中，新生婴儿会体验到一种迫害性质的焦虑。这可以通过下列事实来解释：小婴儿会无意识地感受到各种不适，他还无法在智力上理解这一点，仿佛这是敌意力量加诸他的。如果很快让他感到舒适——特别是温暖、慈爱的怀抱方式，以及被喂时的满足——他就会产生更快乐的情绪。这种舒适被感觉为来自好的力量。而且我相信，这使得婴儿可能与一个人（或如精神分析师说的那样，与一个客体）产生第一个爱的关系。我的假说是，婴儿对于母亲的存在有一种天生的无意识觉知。我们知道小动物会立刻转向母亲，从她那里寻找食物；人类作为动物在这方面并无不同，这种本能的知识是婴儿和母亲原初关系的基础。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几周大时，婴儿已经可以仰望母亲的脸，辨别出她的脚步声，她双手的碰触、她的**或她所给的奶瓶的味道和感觉，这些都表示某种和母亲的关系已经建立，不论这一关系有多原始。

婴儿不仅期望从母亲那里得到食物，而且也渴望着爱和理解。在最早的阶段，爱和理解是通过母亲爱抚婴儿来表达的，并且导致某种无意识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的基础是母亲和孩子无意识的紧密关系。婴儿由此获得被理解的感觉，构成其生命中第一个基本关系的基础，即与母亲的关系。同时，我认为被体验为迫害感的挫折、不适和痛楚，也进入他对母亲的感觉之中。因为在生命前几个月中，她对孩子而言代表着全部外在世界，所以好和坏都从她那里进入孩子心中，这导致了对母亲的双重态度，即便在最佳的可能条件下也是如此。

爱的能力和被害感在婴儿最早的心理过程中有很深的根源，它们首先聚焦在母亲身上。破坏冲动及其伴随的情绪态度，诸如对挫折的怨恨、由此激起的憎恨、不肯妥协将就、对全能客体（即母亲，婴儿的生命和幸福都依赖于她）的嫉羡，这些不同的情绪都唤醒了婴儿的被害焦虑。加以必要的修正，这些情绪在后来的生命中仍然起作用。因为针对任何人的破坏冲动，总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即觉得那个人也变得充满敌意和报复。

天生的攻击性，必定会因为不利的外在环境而加强。相反，它也会因为婴儿所得到的爱和理解而减缓，这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持续地运作。但是，虽然外在环境的重要性到今天越来越得到承认，内在因素的重要性仍然被低估。即使在有利的环境下，因个体而异的破坏冲动，也是心理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将儿童的发展和成人的态度看作内在和外在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既然我们理解婴儿的能力已经增强，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仔细观察来认识爱恨之间的挣扎。有些婴儿对任何挫折都会经验到强烈的怨恨，如果挫折是由剥夺导致的，婴儿就会以不接受满足来表现这种强烈的怨恨。我认为，比起那些偶尔爆发怒火但可以很快平息的婴儿，这类儿童有一种更强烈的天生攻击性和贪婪。如果一个婴儿显示出他能接受食物和爱，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相当快地克服对挫折的怨恨，而当满足再度被提供时，他就可以重新获得爱的感觉。

在继续我对儿童发展的描述前，我觉得我应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简明地定义一下“自体”（self）和“自我”（ego）这两个术语。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是自体组织化的部分，它持续受到本能冲动的影响，但是又通过压抑将这些本能冲动保持在控制之下。此外，它指挥着所有的活动，并且建立和维持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自体通常涵盖了人格的全部，不仅包括自我，也包括弗洛伊德称为“本我”（id）的本能生活。

我的工作使我得出这样的假定：自我从出生起就存在并运作着，除了上述的功能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即防御自己，对抗因内部挣扎和外部影响而引发的焦虑。此外，它还开启了一些过程，其中我首先选出“内射”和“投射”，对同样重要的分裂（splitting）过程——即割裂冲动和客体的过程——我会稍后说明。

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为我们提出一个伟大的发现：不论在严重心理障碍还是正常心理生活中，内射和投射都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我不能去特别描述弗洛伊德如何从躁郁症的研究，发现了构成超我基础的内射。他也阐释了超我、自我和本我之间的重要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本概念渐渐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正如我在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中认识到的，内射和投射从出生后开始就发挥作用，是自我最早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些活动从出生起就运作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射意味着婴儿所经历的外在世界、其影响与情境，以及他所遇到的客体——所有这些都不只是被经验为外在的，而且被纳入自体之中，变成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成人，如果没有这些源于内射的持续不断的对人格的补充，也无法评估其内在生命。同时进行的投射则意味着，孩子有一种能力，将各种感觉（主要是爱和恨）归诸他周围的其他人。

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针对母亲的爱和恨，与小婴儿将他所有的情绪投射在母亲身上的能力密切相关，从而使母亲成为一个好客体，也成为一个危险的客体。然而，虽然内射和投射的根源在婴儿期，但它们却不只是婴儿化的过程。它们也是婴儿幻想的一部分，这在我看来也是从生命开始就运作着，而且有助于塑造他对周围环境的印象。然而通过内射，这种已经改变的外部世界的图像，便影响着在他心中进行的事情。于是，一个内在世界被建立起来，它是对外在世界的部分的反映。也就是说，内射和投射的双重过程，造成了外在和内在因素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贯穿生命中的每个阶段。以同样的方式，内射和投射持续人的整个一生，并且在成熟的过程中被修正。但是，在个体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中，它们永远不会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即使是成人，对现实的判断，也从未完全脱离其内在世界的影响。

我已经说过，我所描述的投射和内射过程，从某个角度来说，必须被视为一种无意识幻想。正如我的朋友，新近故去的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在她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1952）中所说的：“幻想（首先）是心理的必然结果，是本能的精神代表。所有的冲动、本能的渴望或反应，都被经验为无意识幻想……幻想呈现了在当时主导心灵的那些渴望或感觉的特殊内容（例如：愿望、恐惧、焦虑、胜利、爱或悲伤）。”

无意识的幻想不同于白日梦（尽管两者有一些联系），它们是一种发生于无意识深层的心灵活动，伴随着婴儿所经验到的每一种冲动。例如，一个饥饿的婴儿，可以通过幻想来暂时处理自己的饥饿——幻想被给予**的满足，以及他通常由此得到的所有愉悦，诸如乳汁的味道、**的温暖、被母亲抱在怀中和被母亲所爱的感觉。但是无意识幻想也会采取相反的形式——当**拒绝给予这种满足，就会感觉受到了**的剥夺和迫害。这些幻想变得越来越复杂，涉及更广泛多样的客体和情境，持续整个发展过程并伴随所有的活动。它们在心理生活中，从未停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再怎么强调无意识幻想对艺术、科学工作和日常活动的影响也不为过。

我已经提到母亲被内射，而这是发展中的基本因素。在我看来，客体关系几乎从出生时就开始了。母亲在其好的层面（关爱、帮助和喂养孩子）是第一个好客体，婴儿使其成为自己内在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婴儿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好客体能否充分成为自体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被害焦虑（以及相应的愤恨）不是太强烈。同时，母亲的爱的态度大大促进了这个过程的成功，如果母亲被当作可以依赖的好客体纳入孩子的内在世界，自我之中就被加入了一个强有力的要素。因为我的假说是，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个好客体发展起来的，而对母亲一些好特征认同，就奠定了进一步有益认同的基础。认同于好客体的外在表现是，小孩子复制了母亲的活动和态度，这可以在他的游戏中看到，通常也表现在他对待更小的孩子的行为上。若强烈地认同于好母亲，也使孩子更容易去认同一个好父亲，以及在后来认同于其他友善的形象。结果，他的内在世界就主要包含好客体和好感觉，而这些好客体也被感觉为回应着婴儿的爱。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人格，也使将这些同情和友善的感觉扩展到他人成为可能。显然，父母之间以及他们与孩子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快乐的家庭氛围，对这个过程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论孩子对双亲的感觉有多好，攻击性和憎恨也仍然在运作着。对此的一种表达是与父亲的竞争，这源自男孩对母亲的欲求，和所有与之相关的潜意识幻想。这样的竞争表现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在3到5岁的儿童身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然而，这种情结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根源是婴儿最初疑心是父亲从他身边夺走了母亲的爱和关注。男孩和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有很大的差异，我只说说下面的特征：男孩在其生殖发展中，会回到原来的客体（母亲）身上，因此他会寻找女性客体，结果就会嫉妒父亲或一般男人；女孩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转而离开母亲，在父亲身上后来又在其他男人身上寻找她所欲求的客体。然而，我是以过度简化的形式陈述这一点的，因为男孩也会被父亲吸引并认同他，因此，同性恋的元素就进入了正常发展中。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女孩。对女孩而言，与母亲的关系以及与一般女人的关系，从未失去其重要性。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不只是对父母的一方怀有憎恨和敌意，对另一方有爱的感觉，而是爱的情感和罪疚感也会进入与敌对父母的联系中。因此，很多冲突的情绪是以俄狄浦斯情结为中心的。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投射。通过将自己或自身的冲突和感觉的一部分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实现了与那个人的认同，不过这种认同不同于因内射而来的认同。因为如果一个客体被纳入自体之中（内射），那么重点就在于获得这个客体的某些特质，并被它们所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入另一个人（投射）中，那么认同的基础就是将自身的某些特质归诸另一个人。投射造成的影响有很多种。我们倾向于将自己本身的某些情绪和思想归诸他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放入他们里面。显然，这种投射的性质是友善的还是敌意的，取决于我们平衡的程度或者被迫害的程度。通过将我们感觉的一部分归诸另一个人，我们就理解了他的感觉、需要和满足。换言之，我们把自己放进了他的位置。有些人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完全迷失于他人之中，甚至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同时，过度的内射也会危害自我的强度，因为自我变得完全被内射的客体所支配。如果投射主要是敌意的，便会损害真正的共情（empathy）和对他人的理解。因此，投射的性质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极为重要。如果内射和投射之间的互动不是由敌意或过度依赖所主导，而是保持良好的平衡，那么内在世界就会因此而丰富，外在世界的关系也会因此而改善。

我先前曾提到过婴儿的自我将冲动和客体分裂开来的倾向，我将这视为自我的另一种原始活动。这种分裂倾向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早期自我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凝聚。但是在此我必须重申我的一些观点：被害焦虑会增强将所爱客体和危险客体分开的需要，因此会将爱和恨分开。因为小婴儿的自我保存有赖于他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通过将这两方面分裂开来，并依附于好的一面，他便保留了对好客体的信任和爱的能力，而这是活下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一点这种感觉，他就会暴露于一个完全敌意的世界，他恐惧这个世界会将他摧毁，那么他也会在内在建立起一个敌意的世界。我们知道，有些婴儿的内在缺乏生命力，他们不能活下来，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发展出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关系。相反，另一些婴儿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仍然保有足够的生命力，来使用母亲所提供的帮助和食物。我知道有一个婴儿，他经历了长时间的难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但是当被抱近**时，他便热切地吸吮**。有些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做大手术，也报告过同样的情况。其他婴儿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存活的，因为他们在接受食物和爱上有困难，这意味着他们还没能对母亲建立起信任和爱。

随着发展的进行，分裂过程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改变，但是在某些方面，它从不会被完全的放弃。在我看来，全能的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分裂，在出生的3到4个月处于主导地位。我将这些机制和焦虑综合起来称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它在极端状况下会成为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伴随破坏感的情绪在这个早期阶段极其重要，其中我选出贪婪和嫉羡这两种极具干扰性的因素：它们首先发生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后来又发生在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中，事实上它们是伴随终生的。

贪婪在婴儿之间差异巨大。有些婴儿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为他们的贪婪超过他们可能接受的一切。与贪婪同行的有要掏空母亲**的冲动，还有不考虑任何人剥削所有满足来源的欲望。非常贪婪的婴儿可能会暂时享受他收到的任何东西，可是一旦满足消失，他就变得不满，被驱使着首先想要剥削母亲，很快转为剥削家庭中每个可以给他关注、食物或任何其他满足的人。毋庸置疑，贪婪会因焦虑而增加——被剥夺的焦虑、被抢夺的焦虑，以及不够好所以不能被爱的焦虑。对爱和关注如此贪婪的婴儿，对自己爱的能力也没有安全感，所有这些焦虑都会增强贪婪。这种状况也存在于较大孩子和成人的贪婪中，而且其根本规律没有丝毫改变。

至于嫉羡，要解释为何喂养和照顾婴儿的母亲也会成为嫉羡的客体，不太容易。但是每当儿童觉得饥饿或被忽视，他的挫折会导致这样一种幻想：觉得乳汁和爱是母亲故意不给他，或者是母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保留，这种怀疑是嫉羡的基础。在嫉羡的感觉中与生俱来的不只是渴望拥有，还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毁掉他人对所觊觎客体的享受——倾向于毁掉客体本身。如果嫉羡非常强烈，其损毁的特质会导致和母亲及后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受到困扰，它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被充分地享受，因为想要的东西已经被嫉羡损毁了。而且，如果嫉羡强烈，美好便无法被吸收，无法变成一个人内在生命的一部分，也不能由此而产生感恩。相比之下，充分享受所接受事物的能力，以及感恩给予者的经验，都强烈地影响着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基督徒在饭前祷告所说的话并非毫无意义：“对于我们即将接受的东西，愿主使我们真心感谢。” 这些话意味着，人们恳求一种可以让自己幸福并摆脱愤恨和嫉羡的品质——感恩。我曾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所有人里面她最爱妈妈，因为如果妈妈没有生下她、喂养它，她将如何是好？这种强烈的感恩的感觉，联系着她的享受能力，而且表现在她的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中，特别是在慷慨和体谅中。在整个一生中，这种享受和感恩的能力，使得各种兴趣和快乐成为可能。

在正常的发展中，随着自我整合的增加，分裂过程有所减少，同时理解外在现实的能力增加，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婴儿的矛盾冲动汇集起来，也导致了客体的好坏两方面更好地合成。这意味着人们即使有缺陷也可以被爱，世界也不只是非黑即白。

超我是自我进行批判和控制危险冲动的部分，弗洛伊德最初粗略地将这个部分置于童年时期的第五年。而根据我的观点，超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在运作了。我的假设是，在出生的5到6个月，婴儿开始害怕自己的破坏冲动和贪婪，对他所爱的客体可能会造成伤害，或已经造成了伤害，因为他还无法区分他的欲望和冲动，以及它们实际的效果。对于已经造成的伤害，他体验到罪疚感和想要保留这些客体并修复它们的冲动。现在所体验到的焦虑，主要是抑郁性质的，而与之伴随的情绪，还有所引发的防御，我认为都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将其命名为“抑郁心理位置”。有时出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罪疚感，在婴儿期有非常深的根源，而修复倾向在我们得到升华和客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小婴儿时，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尽管没有特别的外在原因，他们也会显得抑郁。在这个阶段，他们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取悦旁边的人：微笑、嬉戏的姿势，甚至把盛着食物的汤匙放入母亲嘴里，试图喂她。同时，在这个时期，对食物的抑制和梦魇通常也开始了，所有这些症状在断奶时达到最高峰。大一点儿童可以更清楚地表达处理罪疚感的需要，各种建设性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中，也存在取悦和提供帮助的过度需要，这些所表达的不只是爱，也表达出修复的需要。

弗洛伊德主张，“修通”（working through）过程是精神分析程序的一个核心部分。简言之，这意味着让病人在和分析师及其他人的关系中，以及在病人现在和过去的生命中，一再地经验他的情绪、焦虑和过去的情境。然而，修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正常客体的发展中。随着对外在现实的适应增加，婴儿对他周围的世界形成一种较少幻想的图景。母亲离开又回到他身边，这种重复的经验使得母亲的缺席不那么令人害怕了，因此婴儿对母亲离开的疑虑降低了。以这种方式，他逐渐修通早期的恐惧，并且与他自相矛盾的冲动和情绪达成妥协。这个阶段抑郁焦虑居于主导，被害焦虑减少。我认为，在小孩子身上可以观察到很多明显的怪异表现、无法解释的恐惧症，以及特殊的癖好，这些既是修通抑郁心理位置的标志，也是修通的方式。如果孩子心中所升起的罪疚感不是太过度，想要修复的冲动和属于成长一部分的其他过程便会带来缓解。然而，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从未完全被克服，它们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可能会暂时重现，但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人可以处理这种暂时发生的焦虑，并重新获得平衡。然而如果太过紧张，就会阻碍一个强大的平衡良好的人格的发展。

在处理过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以及他们的影响之后——尽管我担心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我想要考虑一下我曾描述的这些过程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我已经谈到对外部世界的内射，也指出这个过程会持续终生。每当我们欣赏、爱慕什么人，或憎恨、鄙视什么人时，我们也把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纳入我们自己之中，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态度就是由这类经验形成的。一种情况是它丰富了我们，成为我们珍贵记忆的基础。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时会觉得外在世界被毁坏，内在世界也因此而贫瘠。

在此，我只是简单提及婴儿从一开始就要经历的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这些经验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首先是来自父母，后来是来自其他人。在整个一生中，外在经验都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外在经验还是取决于孩子解释和吸收这些外在影响的方式，甚至婴儿也是如此。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的运作有多强烈。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成人的经验也受到自己基本态度的影响。这些态度或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幸，或者当我们受到怀疑和自怜过度支配时，这些态度甚至会将轻微的失望转变成灾难。

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的发现增进了我们对教养问题的理解，但是这些发现经常被误解。虽然纪律过于严明的教养的确会增强孩子的压抑倾向，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对孩子而言，也许过度纵容和太多约束一样可能造成伤害。所谓“充分的自我表达” 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可能非常有害。在过去，孩子往往是父母纪律严明态度的受害者，而现在父母则变成其子女的受害者。有个老笑话，说有个人从来没有尝过鸡胸肉，因为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的父母吃鸡胸肉，而当他长大后，他又把鸡胸肉给孩子们吃，自己不吃。当应对我们的孩子时，必须要在太多和太少纪律之间维持平衡，对某些较小的行为不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但如果这些行为逐渐发展成持续的缺乏考虑，就有必要对孩子表示不赞成，并提出要求了。

父母的过度纵容也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当孩子可以利用父母的态度时，他也为剥削父母而体验到一种罪疚感，并且感觉需要某种约束，来带给自己安全感。这也使他能够感到对父母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和父母形成良好关系，和对他人发展出尊重都至关重要。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父母过度纵容孩子未受约束的自我表达，那么不论他们有多想屈从于孩子的要求，都会感觉到某些愤恨。这些愤恨会进入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中。

我已经描述过，有些婴儿对任何挫折都反应强烈（没有一点不可避免的挫折，就不可能有教养），他们易于痛苦地愤恨环境中的任何失败和缺陷，并且易于低估他接受的美好。于是，他会将怨恨非常强烈地投射到他身边的人身上。同样的态度在成人身上也并不鲜见。有些人可以忍受挫折，没有太大的愤恨，并且在一次失望之后，可以很快重新获得平衡，而有些人则倾向于将全部责难都归诸外在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两类个体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敌意投射的有害后果。因为投射的怨恨，会在他人身上激起敌意的反馈的感觉。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容忍别人指责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有罪的一方，即使这样的指责不是用言语表达的。事实上，这常常令我们讨厌这类人，我们似乎更像是他们的敌人。结果，他们会带着更多的被害感和怀疑来看待我们，而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扰。

处理过度怀疑的一种方式，是试着安抚那些假想的或真正的敌人，不过这很少成功。当然，有些人可能被逢迎和讨好收买，特别是如果他们自己的迫害感使得他们需要被讨好，但是这种关系很容易破裂，进而转变成相互的敌意。顺便一提，政治领袖身上的这种态度的更迭变化也许会造成国际事务的困难。

当被害焦虑不那么强烈时，投射主要是将好的感觉归诸他人，它因此成为共情的基础，而来自外在世界的回应会非常不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人缘好，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对我们有一些信任，而这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友善的感觉。我不是指那些用不诚挚的方法让自己受欢迎的人，相反，我相信那些真诚的、对自己的信念怀着勇气的人，从长远来看，才是受到尊敬和爱戴的人。

早期态度的影响会持续一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与早期人物的关系持续不断地再现，婴儿时期或童年早期未解决的问题也会被再次激活，尽管是以一种修正后的形式。例如，对下属或上司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与弟弟妹妹或父母的关系。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友善的、给予帮助的长者，那么我们与所爱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关系会无意识地复苏。而一个高高在上且令人不快的长者，则会重新引发孩子对父母的叛逆态度。这些人不一定要在外貌上、心理上甚至年龄上和原来的人物相似，在他们的态度上有一些相同就足够了。当某人完全处在早期情境和关系的影响下时，他对人和事的判断就必定会受到干扰。正常状况下，客观的判断会限制和矫正这种早期情境的复苏。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被它们所支配。

爱和奉献的能力（首先是对母亲）以很多方式发展成对感觉为好的、有价值的不同事业的奉献。这意味着婴儿在过去因为感觉到爱和被爱而体验到的享受，在后来的生命中，不仅转移到了与他人的关系上（这非常重要），也转移到他的工作和所有他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格的丰富和享受工作的能力，从而开启了各种满足的来源。

在不断树立更高目标的奋斗中，也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修复的早期愿望增加了爱的能力。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升华中（这些升华源于孩子最早的兴趣），建设性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推动力。因为孩子无意识地感到，用这种方式，他修复了曾被他伤害过的所爱之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识别这种推动力，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失去力量。我们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罪疚感，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也有非常有价值的层面，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尽自己所能进行修复和创造的愿望从未耗竭。

所有形式的社会服务都得益于这种内驱力。在极端情况下，罪疚感会驱使人们为了一项事业或同伴完全牺牲自己，甚至可能导致狂热的信仰。然而，我们知道有些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拯救他人，这样的行为不一定是由于上面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与其说是罪疚感在运作，不如说是爱与慷慨的能力，以及对身陷险境的同伴的认同在运作。

我已经强调了认同父母及随后认同他人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我现在想强调，在延伸至成人期的成功认同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面。当嫉羡和竞争不是太厉害时，替代性地享受他人的快乐是可能的。在童年期，替代地享受父母快乐的能力，抵消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敌对和竞争。在成人生活中，父母可以分享孩子童年时期的快乐，并且避免干扰他们，因为他们能够认同自己的孩子，能够不带嫉羡地看着孩子长大。

当人渐渐变老，年轻的快乐变得越来越不可及，这种态度就变得特别重要。如果对过去满足的感恩并未消散，那么老年人就可以享受他们还能触及的任何事物。而且，怀着这样一种能带来心境平和的态度，他们就可以认同年轻人。例如，有人寻找年轻的天才，帮助他们发展。他的作用可能是老师或评论家，而在过去的时代则可能是艺术和文化资助者。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可以认同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重复自己的生命，有时甚至是在替代性地实现他自己生命中那些未曾实现的目标。

在每个阶段，认同的能力都可能使欣赏他人的性格和成就变成一种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去欣赏他人的成就和品质（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忍受自己永远赶不上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极大的幸福和丰富的来源。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到伟大是存在的，而且会继续存在，那么在我们的眼中，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而当有这种欣赏时，它就会激发我们身上的某些东西，间接地增加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这是源自婴儿时期的认同变成我们人格重要部分的许多方式之一。

欣赏另一个人的成就的能力，是推动成功的团队合作的因素之一。如果嫉羡不是太厉害，在与能力有时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人一起工作时，我们仍能获得快乐和自豪，因为我们认同团队中这些杰出的成员。

然而，认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当弗洛伊德发现超我时，他视超我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源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变成了孩子基本态度的一部分。我与小孩子的工作告诉我，甚至从婴儿期开始，母亲以及很快出现在孩子周围的其他人，也都会被纳入自体之中，而这就是各种认同的基础，不论这些认同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在上面列举了一些对孩子和对成人都有帮助的认同。但是，早期环境的重要影响也会有一种效果，即成人对孩子态度的不利方面，有害于儿童的发展，因为它们在他身上引发了憎恨、叛逆或过度的屈从。同时，他又内化了这种敌意和愤怒的成人态度。由于这类经验，过度严格的父母，或是缺乏理解和关爱的父母，就会通过认同而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也可能导致他在后来的人生中重复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因此，一个父亲有时候会用他父亲对待他的错误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童年时期对冤屈的叛逆经验，可能导致做每件事都要和父母所做的不同的对立反应。而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我先前提到的过度宠溺孩子。我们从童年的经验获得学习，因此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更加理解和宽容，这是成熟和成功发展的标志。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错误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看出那些错误，却不失去和别人合作的能力，甚至还能经验到对其中一些错误的喜爱之情。

在描述孩子的发展中，我特别强调贪婪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贪婪在性格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如何影响成人的态度。作为社交生活中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要素，贪婪是可以轻易被观察到的。贪婪的人想要的越来越多，甚至不惜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他们无法真的对别人体贴和慷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物质的拥有，也包括地位和声望。

非常贪婪的人很容易有野心。只要我们观察人类的行为，野心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从有益的和干扰的两个方面显现出来。毋庸置疑，野心推动成就，但是如果它变成主要的驱动力量，就会危及与他人的合作。野心勃勃的人，不管多么成功，他们也从不满足，就像个贪婪的婴儿永远不会满足一样。我们都熟知一种公众人物的形象，他们渴望更多的成功，似乎永远不会满足自己所达到的成就。这种态度（嫉羡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充分地崭露锋芒。只有不挑战这个野心家至上权力的人，才可以被允许扮演从属的角色。我们还发现，这种人不能也不愿意激励和鼓励后辈，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后继者。在明显的巨大成功中他们仍然缺乏满足，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兴趣没有集中在他们所工作的领域，而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望。这样的描述隐含着贪婪和嫉羡之间的联系。竞争者不仅被看作抢夺和剥夺他地位和财富的人，也被看作是那些珍贵品质的拥有者，这些品质激起了嫉羡和毁坏它们的冲动。

当贪婪和嫉羡没有过度时，即使一个有野心（雄心）的人，也会在帮助别人做出贡献中得到满足。在此，我们看到了构成成功领导力基础的一种态度。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在幼儿期就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一个年长的孩子可能会为年幼弟妹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尽力帮助他们。有些孩子甚至会对整个家庭生活产生一种整合的效果，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友善和帮助改善家庭氛围。我见过有些母亲非常没有耐心，也无法忍受困难，但是通过这种孩子的影响，得到了改善。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学校生活中，有时候只是一两个孩子，却通过某种道德领导力对其他所有人的态度有一种有益的影响。这种道德领导力的基础是和其他孩子的友善、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企图让其他孩子觉得低人一等。

再回到领导力方面。如果领导者——这也适用于一个群体中的任何成员——怀疑自己是被恨的对象，那么他的所有的反社会态度都会因为这种感觉而增加。我们发现有一种人不能忍受批评，因为批评会立刻触及他的被害焦虑，所以他们不仅要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在和他人的关系上也会有很多困难，甚至危及他正在努力的事业，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行业。他会表现出一种无能——无法改正错误，无法向他人学习。

如果我们从婴儿期根源的角度来看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深刻的洞识：我们的心理、我们的习惯以及我们的观点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最早期的婴儿幻想和情绪，一直到发展到最复杂最世故的成人表现。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曾经存在于无意识中的东西，都不会完全失去其在人格上的影响。

接下来还要讨论儿童发展更进一步的层面，也就是性格的形成。我已经给过一些例子，说明破坏冲动、嫉羡、贪婪及由此产生的被害焦虑，如何干扰了孩子的情绪平衡和社会关系。我也曾提到反向发展的一些有益的方面，并试图说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还试图传达内在因素和环境影响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在详细探讨这种互动之后，我们对儿童性格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一个成功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性格经历了有利的改变，这始终都是精神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方面。

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性格的健全与强大。这样的品质对个体的自立和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有长远的影响。一个真正诚恳真挚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是很容易观察到的，甚至那些并不拥有同样品质的人，也会被他们所感化，忍不住对正直和真诚感到尊敬，因为这些品质会在他们身上唤醒一个画面，这是他们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甚至是依然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样的人格使他们对芸芸众生怀抱希望，也对美好有更多的信任。

我以讨论性格的重要性为这篇文章作结。因为在我看来，性格是所有人类成就的基础。好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为健康的社会发展打下了根基。

后记

当我与一位人类学家讨论我对性格发展的观点时，他反对性格发展具有一个普遍根基的假设。他引用自己的经验：他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评价方式。例如，他曾经在一个群体中工作，在那里，欺骗他人被视为是值得欣赏的。在回答我的一些问题时，他还描述在该群体中，对敌人显露慈悲被视为是一个弱点。我询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显露慈悲，他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躲在一个女人背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被她的裙子所覆盖，他的生命就会被饶恕。在回答更进一步的问题时，他告诉我，如果敌人设法进入男人的帐篷，他就不会被杀，在圣堂之内也同样是安全的。

我提出帐篷、女人的裙子和圣堂都象征着保护性的好母亲。人类学家同意我的观点，也接受了我的解释：母亲的保护会扩展至一名被憎恨的群体成员——躲在女人裙子后面的男人；禁止在自己帐篷里杀人的禁令与好客原则有关。关于最后一点我的结论是：好客从根本上与家庭生活有关——儿童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儿童和母亲的关系。正如我先前所提出的，因为帐篷代表着保护家庭的母亲。

我引用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表面上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有联系，并指出这些联系可以从与原初好客体（母亲）的关系中找到，而不论被接受、甚至被欣赏的性格扭曲的形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