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常见的防御，即对爱的感觉的扼杀和对恨的相对强化（stifling of feelings of love and corresponding intensifying of hate），因为比起承受由爱、恨和嫉羡交织而来的罪疚感，这种防御的痛苦会比较少。这种防御不会表现为恨，而是呈现为冷漠。一种同属一系的防御是从与人的接触中退缩。如我们所知，独立的需要是发展的一个正常现象，但为了逃避感恩，或逃避因不知感恩和嫉羡所产生的罪疚感，这种需要可能会被增强。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潜意识中这种独立实际上是假性的：个体仍然依赖着他的内在客体。

赫尔伯特·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在分析期间的行动发泄需要的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eed of Neurotic and Psychotic Patients to Act Out during Analysis, 1955）。】描述过一种处理以下情境的特殊方法：当人格分裂的部分（包括最嫉羡和最破坏性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开启迈向整合的步伐。他表明“行动发泄”是为了避免取消分裂。在我看来，只要行动发泄（acting out）被用来避免整合，它就成为对抗焦虑的一种防御——对抗因接受自体嫉羡的部分而产生的焦虑。

我并没有描述所有对抗嫉羡的防御，因其变化多端，难以穷尽。它们与对抗破坏性冲动和被害及抑郁焦虑的防御密切相关。它们取得多大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外在和内在因素。如前所述，当嫉羡强烈时，它有可能会在所有客体关系中重新出现，对抗它的防御似乎并不牢靠。那些用来对抗破坏性冲动的防御（非嫉羡主导的）似乎更加有效，虽然它们可能意味着人格的压抑和限制。

当分裂和偏执的特征占优势，对抗嫉羡的防御就不会成功，因为对主体的攻击导致迫害感增加，而这只能用新一轮的攻击来处理，也就是说，通过增强破坏性冲动。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损害了反制嫉羡的能力。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案例，并且多少解释了治愈他们的困难。【一些分析精神分裂症案例的同事告诉我，他们现在将嫉羡当作一种损毁和破坏的因素而加以强调，可以证明这样的强调在理解和治疗他们的病人上都非常重要。】

当多多少少存在和一个好客体的关系时，结果会更加有利。因为这也意味着抑郁心理位置被部分地修通了。经验到抑郁和罪疚感，意味着希望保住所爱的客体并限制嫉羡。

我所列举的这些防御，以及其他很多防御，形成了一些负向治疗反应，因为它们是一种强大的阻力，妨碍了接受分析师所给予的东西的能力。先前我曾提到对分析师的嫉羡所采取的某些形式。当病人能够体验到感恩（这也意味着此时他没那么嫉羡），他便处于一个更好的心理位置，可以通过分析得到益处，并巩固已经得到的收获。换言之，抑郁特征越多于分裂和偏执特征，治愈的前景就越好。

修复的驱力和帮助被嫉羡的客体的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反制嫉羡的方式。这从根本上意味着调动爱的感觉来反制破坏冲动。

既然我已经数次提到混乱，总结一些重要的混乱状态可能是有益的。他们通常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方面出现。我经常指出，【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从出生后开始，尿道和肛门（甚至性器）力多比和攻击的欲望就运作着——虽然是在口腔欲望的主导之下，而在几个月之内，和部分客体的关系与和整体个人的关系将重叠在一起。

我已经讨论过一些因素（特别是强烈的偏执—分裂特征和过度的嫉羡），它们从一开始就模糊了好、坏**之间的区别，妨碍了两者的成功分裂，因此婴儿的混乱被增强了。我认为在分析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将我们的病人（甚至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所有混乱状态追溯到这种早期的无能——他们不能区分好和坏的原初客体，虽然也必须考虑到防御性地使用混乱以对抗嫉羡和破坏冲动。

列举一些这类早期困难的后续影响：罪疚感的过早出现、婴儿无法分别经验罪疚感和迫害感以及所导致的被害焦虑的增加，这些都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我也指出混淆父母的重要性，这种混淆由于嫉羡“父母联合意象”而得到强化。我将性器特质的过早出现和对口欲的逃离联系起来，这增加了口腔、肛门和性器的趋向和潜意识幻想之间的混乱。

在非常早期，造成心灵混乱和茫然状态的其他因素，还有投射和内射的认同。因为他们可能有暂时模糊自体和客体、内在和外在世界之间区分的效果。这类混乱妨碍了对精神现实的认识，而精神现实造成对外在现实的理解和实际感知。对接受心理食物的不信任和恐惧，可以追溯到不信任被嫉羡和被毁坏的**所提供的东西。如果在原初时期，混淆了好的食物和坏的食物，后来清晰思考的能力和发展价值标准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所有这些混乱，在我看来，都与对抗焦虑和罪疚感的防御密切相关，而焦虑和罪疚感是由怨恨和嫉羡唤起的，表现在抑制学习和智能发展。这里我就不再讨论造成这类困难的另外一些不同的因素。

我简要总结的这些混乱状态是由破坏（恨）和整合（爱）趋向的强烈冲突造成的，这些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因为整合的逐渐增加和抑郁心理位置的成功修通（包括内在现实更加澄清），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才会变得更加实际——这个结果通常发生在出生第一年的下半年和第二年的开始。【我已经提出（参见我1952年的论文），在出生的第二年，强迫性机制凸显出来，在肛门冲动和幻想的主导下，自我组织（ego organization）出现了。】这些改变从根本上和投射性认同的减少密切相关，而投射性认同形成了偏执—分裂机制和焦虑的一部分。

七

现在我要试着简要描述，在分析期间要找出病人进步的特征有哪些困难。只有在长时间和不辞辛劳的工作之后，才有可能使病人面对原初嫉羡和怨恨。虽然竞争和嫉羡的感觉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熟悉的，但是在移情情境中体验到它们最深和最早的纠葛，是极端痛苦的，因此对病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在分析俄狄浦斯嫉妒和敌意时，在男性和女性案例中，我们所发现的阻抗虽然非常强烈，却不如我们在分析对**的嫉羡和怨恨时所遇到的阻抗。帮助一名病人修通这些深层的冲突和痛苦，是促进他的稳定和整合的最有效方法，因为通过移情的方式，使他可以更安全地建立他的好客体和对好客体的爱，并获得对他自己的某些信心。不用说，对最早期关系的分析，涉及对后期关系的探索，使分析师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病人的成人人格。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会遇到改善和退步之间的起伏波动。这会以很多方式显现出来，例如：病人经验到对分析师技巧的感恩和欣赏，这技巧本是钦佩的原因，却很快导致嫉羡；嫉羡会因骄傲有一位好的分析师而消减。如果骄傲引发了拥有感，可能有一种婴儿化的贪婪会复苏，并以下面的言辞表达：我有我想要的一切，我有全部属于我的好妈妈。这贪婪和控制的态度，很容易毁坏和好客体的关系而产生罪疚感，罪疚感很快会导致另一种防御：例如，我不想伤害分析师—母亲，我宁愿避免接受她的礼物。在这种情境下，拒绝母亲所提供的乳汁和爱的早期罪疚感复苏了，因为分析师的帮助没有被接受。病人也因为他正在剥夺自己（他自体好的部分）的改善和帮助，而体验到罪疚感，他斥责自己不充分合作而把太大的负担放在分析师身上。这样，他觉得自己是在剥削分析师。这样的态度和以下的被害焦虑交替出现：担心他的防御、情绪、思想和所有理想都被夺走。在严重的焦虑状态中，病人心中似乎只存在一种想法：他正在抢夺或者正被抢夺，没有其他选择可言。

我曾提出，即使出现更多的领悟，防御仍然运作着。每一个更接近整合的步骤，和由此引发的焦虑，都可能导致早期防御以更大的强度出现，甚至引发一些新的防御。我们也必须预料到原初嫉羡会一再出现，因此我们面对的是情绪情境中反复的起伏波动。例如，当病人觉得自己是卑劣的，因此不如分析师，那一刻他把美好和耐心赋予分析师，很快对分析师的嫉羡再度出现。他自身所经历的不快乐、痛苦和冲突，与他所感觉到的分析师的心境平和（事实上是心理健全）形成对比，而这是嫉羡的一个特殊原因。

病人无法带着感恩接受一个解释，而在他心里的某些地方他又承认这个解释是有帮助的，这是负向治疗反应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标题（负向治疗反应）之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我现在要提及其中几个。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只要病人在整合上取得进展，也就是说，当人格中嫉羡、怨恨和被怨恨的部分和自体的其他部分汇聚时，强烈的焦虑就可能会显现出来，并且增加病人对其爱的冲动的不信任。我将“爱的压抑”描述为一种在抑郁心理位置期间的躁狂防御，其根源在于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的威胁。就成人而言，对所爱之人的依赖唤醒了婴儿的无助感，这在感觉上是一种羞辱。但是关于这一点，还有比婴儿化的无助感更多的东西：儿童担心自己的破坏冲动会将母亲变成一个迫害的或受伤害的客体，如果这样的焦虑太大，他可能会过度依赖母亲。这种过度依赖在移情情境中会被唤醒，担心如果被爱征服，贪婪将会摧毁客体：这种焦虑是压抑爱的冲动的另一个原因。同样，个体也害怕爱会导致太多的责任，客体将会提出太多的要求。病人无意识地感到恨和破坏冲动在起作用——这可能会使他觉得不承认对自己和他人的爱更真诚。

任何焦虑的发生，都会伴随着自我使用可以产生的任何防御，因此分裂过程作为避免体验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的方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我们解释这类分裂过程时，病人更加意识到他自己身上使他恐惧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觉得这个部分代表了破坏冲动。那些早期分裂过程（常常和分裂偏执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主导性较弱的病人，对冲动的压抑较强，因此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处理的是更神经症类型的病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克服了早期分裂。对他们而言，压抑变成了对抗情绪紊乱的主要防御。

长时间阻碍分析的另一个困难是，病人执着于强烈的正向移情的那种固执。这多少是有欺骗性的，因为它是基于理想化而掩盖了被分裂的恨和嫉羡。其特征是口腔焦虑经常被逃避掉，而性器的要素则处于最显著位置。

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表示：破坏冲动（即死本能的表达）在感觉上首先是针对自我的。面对这些破坏冲动，即使它们是逐渐发生的，当病人将这些冲动当作自己的一些方面接受下来并整合它们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暴露在破坏之中。也就是说，整合的结果是在特定的时候病人会面对一些巨大的危险：他的自我可能会被淹没；当认识到人格中存在分裂的、破坏的和怨恨的部分时，他可能会失去自体中理想的部分；病人的破坏冲动不再受到压抑，分析师可能变得充满敌意，并对这样的破坏冲动进行报复，也因此变成一种危险的超我形象；分析师代表好客体的部分受到破坏的威胁。分析师面临的危险会造成我们在取消分裂、迈向整合时所遭遇的强烈阻抗。如果我们记得婴儿对原初客体的感觉，就可以理解分析师面临的危险。婴儿觉得其原初客体是美好的，是生命的来源，因此也是无可取代的。他担心自己破坏原初客体，这种焦虑是主要情绪困难的原因，并且它突出地进入到抑郁心理位置出现的冲突之中。因为认识到破坏性嫉羡而产生的罪疚感，可能会使病人暂时抑制自己的能力。

当全能的甚至自大狂的幻想作为对抗整合的一种防御有所增强时，我们会遇到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境。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病人会通过增强其敌意态度和投射找到庇护。因此他认为自己比分析师优秀，指责分析师对他评价过低，通过这种方式他为憎恨分析师找到一些正当理由。分析至今取得的所有成绩，他都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回到早期情境，还是婴儿时，病人可能幻想自己比父母更有力量，甚至幻想是自己创造了母亲或生了她，并且拥有母亲的**。于是，是母亲抢走了病人的**，而不是病人抢走了母亲的**。此时，投射、全能和迫害感都在最高点。每当在科学或其他工作上的优越感很强烈时，这些幻想的某些部分就会起作用。同样，也会有其他因素可能激起对优越的渴望，例如各种来源的野心，尤其是罪疚感，这些因素基本上都和对原初客体或其后来替代者的嫉羡和破坏有关。因为这类关于抢夺原初客体的罪疚感，可能会导致否认，否认采取的形式是声称其具有完全的独创性，因而排除了从客体那里拿走或接受任何事物的可能性。

在上一段中，我强调了在分析嫉羡生来就很强的病人时某些地方出现的困难。然而，分析那些深层的严重的紊乱，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防范因过度嫉羡和全能态度造成精神病的潜在危险。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要试图加快这些整合的步骤。因为如果病人对人格中的分裂认识得太突然，他在应对时会有很大困难。【这很像一个出人意料地犯下罪行或精神崩溃的人，突然意识到他的自体中分裂出来的危险部分。在有些已知的案例中，这些人会尝试被逮捕，以阻止自己犯下谋杀罪。】被分裂开来的嫉羡和破坏冲动越强，当病人意识到它们时，也就觉得它们越是危险。在分析中，我们应该缓慢地、循序渐进地使病人洞察到自体分裂的痛苦。这意味着破坏的那些方面，被再三地分裂开来并重新获得，直到产生更大的整合。结果是责任感增强了，也更加充分地体验到罪疚感和抑郁。当这些发生时，自我得到加强，破坏冲动的全能感连同嫉羡一起被减弱，在分裂过程中被压抑的爱和感恩的能力也就得到了释放。因此，分裂开来的方面逐渐变得更能被接受，病人也越来越能够压抑对爱的客体的破坏冲动，而不是分裂自体。这意味着对分析师的投射（将其变成危险和报复的形象）也减弱了。于是分析师发现，帮助病人朝向进一步的整合变得容易多了。也就是说，负向治疗反应的强度正在减弱。

不论在正向移情还是负向移情中，分析分裂过程及其潜在的憎恨和嫉羡，对分析师和病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种困难产生的一种结果是，有些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移情而避免负向移情，并且试图通过扮演病人过去无法安全建立起来的好客体的角色，来强化爱的感觉。这种程序，在本质上不同于借着帮助病人在自体上达到更好的整合而旨在用爱减缓恨的分析技术。我的观察显示，那些基于安慰的技术很少成功，尤其是它们的效果不能持久。每个人对安慰确实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可以追溯到最早期与母亲的关系。婴儿不仅期待母亲照顾自己所有的需要，而且每当他体验到焦虑时，也渴求她显示一些爱的迹象。在分析情境中，这种对安慰的渴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要低估了它对病人的重要性，不管是成人或儿童都一样。我们发现，尽管病人意识的（通常是无意识的）目的是接受分析，但是他们从未完全放弃想要从分析师那里获得爱和欣赏从而得到安慰的欲望。即使病人合作，允许我们分析心灵深层的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这样的合作最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受到想满足分析师和被他所爱的渴望的影响。觉察到这一点的分析师，就会分析这些愿望的婴儿期根源。否则，分析师认同了他的病人，病人对安慰的早期需求就可能强烈地影响分析师的反移情，因此也影响到他的技术。这种认同也很容易引诱分析师站到母亲的位置，立即对这种冲动让步，来减轻孩子（病人）的焦虑。

当病人说：“我能理解你正告诉我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不到它。”这就出现了走向整合的一个困难。我们意识到，事实上这时我们就谈到了人格的一部分，无论从哪一点看，这一部分的人格在当时，无论对病人还是分析师，都是不能充分企及的。如果我们可以用现在和过去的材料向他说明，他如何以及为何一再地把自体的各个部分分裂开来，我们帮助病人进行整合的尝试才令人心服。这种证据通常是由会谈时段前做的梦来提供，也可能是从分析情境的整个背景中收集来的。如果对一个分裂现象的解释，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得到充分的支持，那么它就可能在下一次会谈中，通过病人报告的梦的片段或者带来更多的材料，得到证实。这类解释积累的结果，可以逐渐使病人在整合和领悟上取得进步。

阻碍整合的焦虑，必须在移情情境中被充分了解和解释。先前我已指出，如果在分析中重新获得自体被分裂开来的部分，对自体和对分析师的威胁就会在病人心中升起。在处理这种焦虑时，如果在材料中可以发现爱的冲动，我们不应该低估爱的冲动，因为最终是它们使病人缓和其怨恨和嫉羡。

在某个特定时刻，无论病人多么觉得解释并未正中要害，这通常都可能是阻抗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从分析一开始就充分注意到那些一再将人格中破坏性的部分（特别是憎恨和嫉羡）分裂出来的企图，我们就可以（事实上，至少在大多数案例中）使病人迈开朝向整合的步伐。只有在分析师不辞辛劳、小心谨慎和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期待病人获得一种更稳定的整合。

现在我要用两个梦来说明分析中的这个阶段。

我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男病人，在他分析的后期，当他在各个方面都出现较大的整合与改善时，他报告了下面的梦。这个梦显示了因抑郁感到痛苦而造成整合过程中的起伏波动。他在一栋公寓的楼上，他朋友的朋友X在街上叫他，要他一起散步。病人并未加入X，因为公寓里的一只黑狗可能会跑出去而被车子碾到。他抚摸这只狗。当他向窗外看时，X已经“走远”了。

一些关联分析把公寓带进和我的关系中，黑狗和我的黑猫有关，他把黑猫形容为“她”。病人从未喜欢过X，他是他的一个老同学。他形容他是个圆滑虚伪的人。X也常常借钱，虽然他后来也会把钱还上，但他的态度是自认有权利要求这种好处。不过，X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非常好。

病人认识到“他朋友的朋友”是他自己的一个方面。我解释的要点是：他越来越能认识到他人格中一个不招人待见，甚至令人恐惧的部分。“狗—猫”（分析师）面临的危险是会被碾（也就是受伤）。X要求他一起散步，这象征着朝向整合的一步。在这个阶段，通过关联到尽管X有缺点，但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很好，一个充满希望的要素进入了梦中。在梦中他更接近自己的一面，不再像先前的材料那样，充满了破坏和嫉羡，这也是进步的特征。

病人关心“狗—猫”的安全，表达了他希望能保护分析师，免受他自身的敌意和贪婪倾向的伤害，这种倾向由X代表。这导致已经部分愈合的分裂暂时扩大了。然而，当X（他自己被拒绝的部分）“走远”了，显示他并没有完全消失，整合的过程只是暂时受到干扰。那个时候病人的情绪处于典型的抑郁状态，对分析师的罪疚感和保护她的愿望非常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对整合感到恐惧是因为觉得分析师必须被保护，以远离被病人压抑的贪婪和危险冲动。我确定他仍旧把其人格的一部分分裂开来，但是贪婪和破坏冲动的压抑已经变得更加显著。因此，解释必须同时处理分裂和压抑两个方面。

第一个男病人也在他分析的后期带来一个梦，这个梦想显示了更进一步的整合。他梦到他有一个行为不良的兄弟，犯了一桩严重的罪行。这个兄弟受到一家人的接待，却抢劫这家人并杀了他们。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病人，但是他又觉得必须忠于他的兄弟并拯救他。他们一起逃走，并且发现他们在一艘船上。这里让病人联想到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并提到沙威（Javert），他一生都在迫害一个无辜的人，甚至跟踪这人到他躲藏的巴黎下水道里。但是，沙威最后自杀了，因为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错误的路上。

病人接着继续讲述这个梦。他和他的兄弟被一名警察逮捕，警察和善地看着他，所以病人希望自己最后不会被处决。他似乎把他的兄弟交给了命运。

病人很快意识到：这个行为不良的兄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最近用“行为不良”来表达他自己行为中一些很小的问题。我们应该记得，在前一个梦中，他曾提到一个他无法处理的不良少年。

我提到的迈向整合的一步，表现在病人为行为不良的兄弟负责，与他在“同一艘船上”。我的解释是：谋杀并抢劫那些和善地接待他的人的罪行，是他攻击分析师的潜意识幻想，这还涉及他经常表达的焦虑，担心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越多越好的贪婪愿望会伤害我。我将这一点与他和母亲关系中早期罪疚感联系起来。和善的警察代表不会严厉控诉他的分析师，会帮助他摆脱自己坏的部分。此外，我还指出在整合过程中，分裂（自体的和客体的分裂）的使用再次出现。这一点显示在分析师作为双重角色的形象上：既是和善的警察，也是迫害者沙威（在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病人的“坏”也投射在他身上。虽然病人理解他对自己人格中“行为不良”的部分负有责任，但是他仍旧在分裂他的自体。“无辜”的人代表着他，而他遭追捕所进入的下水道，意味着他的肛门和口腔破坏性的深度。

分裂的再现不仅是因为被害焦虑，也是因为抑郁焦虑，因为病人觉得他无法带着自己坏的部分面对分析师（当她以一种和善的角色出现时），而不伤害她。这就是为什么他诉诸联合警察来对抗他自己坏的部分的原因之一，在当时他就希望灭绝这些坏的部分。

弗洛伊德早期曾经接受“某些个体在发展上的差异是因为体制因素”的观点。例如，他在《性格和肛门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sm, 1908）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认为强烈的肛门性欲在许多人身上是体质性的。【“我们从这些迹象推断：肛门区性感带的重要性，在这些人天生的性体质中得到强化。”】亚伯拉罕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中发现一个天生的要素，他将口腔冲动和躁郁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他说：“……真正体质的和与生俱来的，是对口腔性欲的一种过度强调，同样在某些特定的家庭，肛门性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优势因素。”【《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我先前已经提到，在与原初客体（即母亲的**）的关系中，贪婪、怨恨和被害焦虑有一种体质基础。在这个讨论中，我有所补充：嫉羡作为口腔和肛门施虐冲动的一种强力表达，也是体质性的。在我看来，这些体质因素在强度上的差异，和弗洛伊德提出在生死本能的融合中，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有关。我相信，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和自我的强弱有关。我经常提到自我的强度与自我必须处理的焦虑（作为一种体制因素）之间的联系。忍受焦虑、紧张和挫折有困难，是自我（从出生后生命开始）相对虚弱的一种表达——自我与它所体验到的强烈破坏冲动和迫害感相比较的一种虚弱。这些加诸虚弱自我的强烈焦虑，导致诸如否认、分裂和全能感这些防御的过度使用。这些防御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最早期发展的特征。我的补充与我的理论是一致的：一个体质上强壮的自我，不会轻易变成嫉羡的牺牲品，并且更能有效地实施好和坏之间的分裂，而我认为这样的分裂是建立好客体的前提。于是，自我比较不会受那些导致碎裂的分裂过程（带有明显的偏执—分裂特征）所影响。

另一个从开始就影响发展的因素，是婴儿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外在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婴儿早期焦虑的发展。在难产和喂食经验不足的婴儿中，这些焦虑会特别严重。然而，我所积累的观察使我确信，这些外在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与天生破坏冲动在体质上的强度及继之而来的偏执焦虑，有比例上的关系。很多婴儿并没有很不利的经验，然而却有严重的喂食困难和睡眠困难，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严重焦虑的各种迹象，这是外在环境无法充分解释的。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有些婴儿面临严重的被剥夺和不利的环境，然而并没有发展出过多的焦虑，他们的偏执和嫉羡特性并没有占优势。这一点通常是由他们后来的经历证明的。

在分析工作中，我曾有过很多机会，将性格形成的源头追溯到先天因素的各种变异。关于出生前的影响因素，我们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而再多关于这些的知识，也不会减损天赋要素在决定自我强度与本能冲动的强度上的重要性。

上述天生因素的存在，指出了神经分析治疗的限制。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一些案例中造成根本的、正向的改变，即使其体质基础是不利的。

结论

多年来，对喂食的**的嫉羡，作为增加对原初客体攻击强度的一个因素，一直是我分析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只是在不久前，我才特别强调嫉羡的毁坏和破坏性质。它妨碍了与好的外在和内在客体建立一种安全的关系，逐步侵蚀了感恩的感觉，并且以各种方式模糊了好坏之间的区分。

在我所描述的所有案例中，病人与作为内在客体的分析师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重要性。我发现一般而言这都是真实的。当对嫉羡及其后果的焦虑达到顶点，病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感觉受到分析师的迫害，这时分析师作为内在嫉妒和嫉羡的客体，干扰了他的工作、生活和活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好客体就在感觉上丧失了，而与之相伴的内部安全感也丧失了。我的观察显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当与好客体的关系被严重干扰（嫉羡在这种紊乱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不只是内部的安全感和平静受到妨碍，性格也开始恶化。内在迫害客体的优势增强了破坏冲动。然而，如果好客体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对它的认同就会强化爱、建设性冲动和感恩的能力。这与我在本文开始提出的假设是一致的：如果好客体是根深蒂固的，那么暂时的干扰就可以被承受，也就建立了心理健康、性格形成和成功自我发展的基础。

我在其他相关文章中描述过最早被内化的迫害客体（报复性的，吞噬性的、歹毒的**）的重要性。现在我要假设：婴儿嫉羡的投射，使他的原初和后来的内在被害焦虑有特别的表现。这种“嫉羡的超我” 被感觉是要干扰或废止所有修复和创造的企图，它也被感觉对个体的感恩提出了持续和过分的要求。因为迫害感加入了罪疚感之中，迫害的内在客体是个体自身嫉羡和破坏冲动的结果，这些嫉羡和破坏冲动原初地毁坏了好客体。借着增加对自体的贬低而满足了惩罚的需要，导向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都知道，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是整合病人的人格。弗洛伊德说：自我应存在于本我所在处（where id was, ego shall be）。这个结论就指向这个方向。分裂过程发生于发展的最早阶段。如果分裂过程过度，就形成了严重偏执和分裂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基础。在正常的发展中，在以抑郁心理位置为特征的时期，这些分裂和偏执的趋向（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整合会成功地发展。在那个阶段实现了迈向整合的重要一步，就为自我进行压抑的能力做好了准备。我相信，压抑在生命的第二年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我在《婴儿的情绪生活》中提出，如果在早期阶段，分裂过程不是太强烈，孩子就可以通过压抑来处理情绪上的困难。因此，心智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会得到巩固。在最早期阶段，分裂和其他防御机制总是凌驾一切。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 Symptoms and Anxiety）中已经提出可能有早于压抑的防御方式。在本文中，我并未探讨压抑对正常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主要研究的是原初嫉羡的影响及其与分裂过程的密切关系。

关于技术，我已经试图说明，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分析和嫉羡及破坏冲突有关的焦虑和防御，便可以在整合上取得进步。我一向都信服弗洛伊德的发现：“修通”是分析程序的一项主要任务，而我处理分裂过程并追溯其根源的经验，使我更坚信这一点。我们正在分析的困难越深层、越复杂，我们遭遇的阻抗就会越大，因此有必要给予足够空间来“修通”。

涉及对原初客体的嫉羡，尤其有这个必要。病人也许可以意识到他们对他人的嫉羡、嫉妒和竞争的态度，甚至还有想要伤害他人的愿望，但是只有当分析师坚持在移情中分析这些敌意，使病人在其最早的关系中重新经验它们，才能使自体中的分裂逐渐减少。

我的经验显示，对这些根本的冲动、潜意识幻想和情绪的分析失败，部分原因是痛苦和抑郁焦虑变得明显了。对某些人而言，这超过了他们对真相的欲望，最终也超过了他们想要被帮助的欲望。我相信，如果病人要接受并吸收分析师关于这些心智早期层面的解释，那么他的合作必须基于一个坚定的决心——想要发现关于自己的真相。因为如果这些解释够深入，就会动员自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被感觉为自我的敌人或是所爱客体的敌人，因此已被分裂和废止。我发现，通过解释对原初客体的憎恨和嫉羡所唤起的焦虑，和被分析师迫害的感觉（因为分析师的工作激起了那些情绪），比我们解释其他任何素材都更加痛苦。

这些困难在那些带着强烈偏执焦虑和分裂机制的病人身上特别常见，因为伴随着由解释而引发的被害焦虑，他们较少能够经验到对分析师的正向移情和信任——从根本上说他们无法维持爱的感觉。就我们现阶段的知识而言，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些病人虽然不一定是明显的精神病类型，但是在他们身上，成功是受限的，或者可能无法成功。

当分析可以达到上述深度，嫉羡和对嫉羡的恐惧降低了，从而导致对建设和修复力量（事实上是对爱的能力）有更大的信任。结果是对个人自身的限制有更大的包容，以及客体关系的改善，对内在和外在现实也有一种更清楚的直觉。

在整合过程中所获得的洞察，使病人可以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他的自体有一些潜在的危险部分。但是，当爱可以充分地结合分裂开来的怨恨和嫉羡，这些情绪变得可以忍受并降低了，因为它们通过爱而缓和了。早先所提及的各种焦虑的内容也减少了，例如被自体分裂、破坏性的部分淹没的危险。这种危险似乎是巨大的，因为在潜意识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作为早期过度全能的结果，似乎是无可挽回的。当这些感觉更明朗，且被整合到人格中时，担心敌意会摧毁爱的客体的焦虑也降低了。病人在分析其间体验到的痛苦，也借由因整合的进步所带来的改善而逐渐减少。例如，重新获得某些主动性、可以做一些先前无法达成的决定，一般而言，可以更自由地运用其天赋才能。这与其修复能力较少受到抑制有关。在很多方面，他享受的力量增加，希望再现，虽然仍旧与抑郁交替着。我发现，创造力的增长与能够更安全地建立好客体的能力成正比，这在成功的案例中是分析嫉羡和破坏的结果。

同样，正如在婴儿期被喂食和被爱这种重复的快乐经验，对于安全地建立好客体是有帮助的，所以在分析期间，重复经验到有效、真实的解释，可以使分析师（回溯性的原初客体）被建立为好客体的形象。

这些改变都积累成人格的一种丰富性。随着怨恨、嫉羡和破坏一起，自体失去的其他重要部分也在分析过程中再度获得。感觉自己是一个更完整的人、获得对自己的控制感，以及大体上与世界的关系有一种更深层的安全感，这些也带来不少的释放。在《某些分裂机制》（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一文中，我曾经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受的痛苦是最强烈的，因为感觉是被分裂成碎片。因为其焦虑的表现和神经症患者不同，所以这些痛苦被低估了。即使我们处理的不是精神病，而是分析那些整合受到干扰及对自己和他人觉得不确定的人，他们也经验到同样的焦虑。而当达成更完全的整合时，这些相似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在我看来，完全且永久的整合是永远不可能，因为在外部和内部来源的紧张压力下，即使是整合良好的人，也会被驱往更强烈的分裂过程，虽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论认同》一文中，我提出不应该由碎裂主导早期分裂过程，这对心理健康和人格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写道：“容纳未受伤的**和**的感觉（虽然并存着**被吞噬为碎片的潜意识幻想）造成了这样的影响：分裂和投射主要并未涉及人格的碎裂部分，而是自体更凝聚的部分。这意味着自我没有暴露在因为碎裂而发生的致命弱化下，并且因此变得更能抵消分裂的效果，并在它与客体的关系中更能达到整合和合成。”【参见《论认同》。】

我相信这种重新获得人格中分裂部分的能力，是正常发展的前提。这意味着在抑郁心理位置期间，分裂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冲动和潜意识幻想的压抑，并逐渐取得其地位。

性格分析一直都是分析治疗中非常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部分。【弗洛伊德、琼斯和亚伯拉罕在这个主题上做出了最基础的贡献。参见：例如，弗洛伊德《性格与肛门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sm, 1908）、琼斯《强迫性神经症中的恨和肛门性欲》（Hate and Anal-Erotism in the Obsessional Neuroses, 1913）、《肛门性欲的性格特性》（Anal-Erotic Character Traits, 1918），以及亚伯拉罕《论肛门性格理论》（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the Anal Character, 1921）、 《口腔性欲对于性格形成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Oral Erotism on Character Formation, 1924）、《力比多发展性器层面的性格形成》（Character Formation on the Genital Level of Libido Development, 1925）。】我认为，在一些案例中，只有通过将性格形成的某些方面，追溯到我描述过的那些早期过程，我们才能对性格和人格的改变有长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我在这里试图传达的技术层面。从一开始，所有的情绪都附着于第一个客体之上。如果破坏冲动、嫉羡和偏执焦虑是过度的，婴儿会极大地扭曲和扩大所有来自外部来源的挫折，而母亲的**从外在和内在皆占优势转变为迫害客体。于是，即使真实的满足也不足以反制被害焦虑。将分析带到最早的婴儿时期，我们使病人能够复苏根本的情境——我经常说这种复苏是一种“感觉记忆”（memories in feeling）。在这种复苏过程中，让病人可能对早期的挫折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如果婴儿确实暴露于非常不利的状况下，那么就算回溯地建立好客体也不能抵消坏的早期经验。然而，将分析师内射为一个好的客体，如果不是基于理想化，那么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提供内在好客体的效果，而且内在的好客体是病人之前非常缺乏的。同样，投射的弱化和因此达到的更大宽容，势必与较少的愤恨有关，即使早期情境非常不利，这也使病人能够发现某些特征，并复苏过去的愉快经验。要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分析那将我们带回最早客体关系的负向和正向移情。这之所以变的可能，是因为分析所造成的整合已经强化了生命开始时的虚弱自我。在这些方向上，精神病人的精神分析也可能会成功。更加整合的自我变得可以体验罪疚感和责任感，这些是在婴儿时期无法面对的。客体合成产生了，经由爱缓和了恨，而作为破坏冲动必然结果的贪婪和嫉羡也失去了力量。

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被害焦虑和分裂机制降低了，病人就可以修通抑郁心理位置。他最初无法建立一个好客体，当这种无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时，嫉羡便随之降低，享受和感恩的能力就逐步增加。这些改变扩展到病人人格的许多层面，范围从最早期的情绪生活到成人的各种经验和关系。我相信，在分析早期紊乱对整体发展的影响中，存在着我们帮助病人的最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