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技巧

潜伏期儿童的精神分析往往显得比较棘手。对于幼童来说，他们生动的想象力与尖锐的焦虑，使我们能够很容易走近与接触他们的潜意识世界。相比幼童，潜伏期儿童的想象力比较有限，而且有很强的压抑倾向，这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特征。而与成人相比，他们的自我又未完全开发，故而无法洞察自己的疾病，自然也没有治疗的欲望，所以他们既缺乏开始分析的诱因，又缺乏继续分析的动力。雪上加霜的是，这个阶段的儿童总是比较戒备并对人缺乏信任。产生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对**的抗拒挣扎深深占据着他们的心灵，这让他们对任何带着搜寻、审问、触及他们**冲动的事都充满反感，而只想以一己之力将这种冲动保持在可控范围。

这些特征使得我们无法找到明显的分析通道，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像幼童那样能玩得起来，也不像成人那样能够用语言表达联想。尽管如此，如果我从这些大龄儿童的本质属性出发，接近他们的潜意识，那么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也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幼童来说，本能经验和幻想的影响既迅速又强烈，他们会把这些经验与幻想直接铺陈在我们面前，所以在初始阶段就对幼童的**表征以及施虐幻想进行解析，是一种恰当的分析方法，这也是我在早期分析中发现的。而潜伏期的儿童则将这些经验与幻想中的性特征完全抹去了（desexualized），处理它们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七岁的葛莉特是一个非常保守，心灵被束缚的孩子，有着明显的精神分裂特质，不太容易与人亲近。但是她会画画，会用简单的线条画房子和树。她总是用一种强迫性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画，画完一个画另一个。根据她对房子和树颜色尺寸的不断改变，以及她画画的顺序，我可以知道房子代表她自己和母亲，而树代表她的父亲与弟弟，而且可以推断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由此我开始对她解析说，她比较关心爸爸妈妈之间、她与弟弟之间以及大人与小孩之间的性差异。她同意了我的说法，并立刻在作画方式上做了一些改变以回应我的解析。而在这之前，她的画作一直是同一种风格。（借助于绘画进行分析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七岁女孩英格的案例。经过几次诊疗，我都没有找到接近她的方法。我尝试与她谈论学校生活与她的亲戚，但都不太顺利，她对我仍旧保持着不信任和冷漠的态度。只有在她读起学校里教过的一首诗的时候，才变得活泼一些。她认为，把冗长的篇章用短小的句子表达出来是很棒的事。在早一些的时候，她还说起有几只鸟飞进了花园不再出来。更早的时候她还讲了一些话，大致是说她和她的女朋友玩某个游戏，可以玩得和男孩一样好。我对她解释说，她一直很渴望知道孩子（小鸟）是从哪里来的，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别（句子的长短，以及男孩女孩之间的技能比较）。与葛莉特一样，我发现解析在英格身上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当联系建立起来，她带来的素材越来越丰富，分析便可以开始了。

在以上案例和其他一些案例里，被压抑的求知欲是中心问题。如果我们在潜伏期儿童分析过程中，以此为钥匙开启解析之门，那么我们就能对抗孩子心中的罪疚感与焦虑，并建立起分析情境。当然，我们的解析并不是指在智力层面的解释，而是对以疑虑与恐惧、潜意识知识和性理论【性兴趣在此可以用作压抑素材的敲门砖。例如，我们在对英格与葛莉特进行解析后，她们不再询问关于性启蒙的问题，而带来一些其他素材，帮助我了解她们的焦虑与罪疚感，这正是部分压抑被去除的效果。英格对小孩来源的兴趣至少有部分是有意识的，但她对性别差异的疑虑和由这个问题产生的焦虑却是潜意识的。而格莱特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压抑的现象。我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的解析都产生了效果，主要是因为我通过她们自身的素材向其展示了她们对性的兴趣，并以此建立了性好奇、潜在焦虑和罪疚感之间的联系。纯粹的智力解释非但不能回答孩子心中最困惑的问题，反而会搅乱那些被压抑的素材，造成孩子对解释的反感。在我的论文《儿童对分析的阻抗》[该文是《一名儿童的发展》（1921，《克莱因文集Ⅰ》）的一部分]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只有在焦虑和内心冲突不构成阻碍的时候，孩子才能够接受性启蒙，所以他们对性启蒙的阻抗可以被视作一种症状。这种观点发表之后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参见《性的启蒙》（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特刊，1927）和《尚未被论及的婴儿期理论》（奥托·费尼谢尔，1927）]倘若纯粹的智力解释也能带来放松，那么它定是成功解决了心灵表层的压抑。对孩子在性问题上的自发问题进行真诚的解答，会被孩子认为是信心和爱的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方式帮助减轻他们的罪疚感。形式出现的素材进行的解析。

去除了一定量的压抑之后，解析的效果方能显示出来，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立起分析情境；（二）孩子的想象更加自由；（三）孩子不仅能够能够在分析中体验到放松，也能够部分理解分析的目的，这有点类似于成人对自己疾病的洞察。【我在本书第二章曾提出这一观点，这对幼童同样适用。这样，解析便能够渐渐克服本章开篇提到的潜伏期阶段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横亘于分析的初始与中间阶段。

在潜伏期，随着自我的发展，也由于孩子在幻想方面受到更深的压抑，他们的游戏与幼童相比显得更为现实，也更少幻想的成分。例如，在和水相关的游戏中，我们在潜伏期儿童身上并没有发现口腔欲望以及大小便失禁的直接表征；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被动倾向，并常以烹饪、清理等理性的形式出现。我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游戏中的理性因素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幻想往往是深度压抑的，而且他们也会强迫性地过度强调现实，这是由于潜伏期儿童的特殊发展情况造成的。

在处理这个时期的典型案例时，我们一再发现，这些孩子的自我要大大弱于成人，而他们却努力强化自我的位置，将所有能量都放在压抑倾向之上，并为这种努力找到现实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依仗自我的帮助来开展分析工作，因为分析本身是反自我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快地与潜意识达成妥协，以此一步步建立起与自我的合作。

幼童往往在分析一开始就玩玩具，而潜伏期的孩子则不同，他们会很快开始角色扮演的游戏。我和这些五至十岁的孩子玩扮演游戏，能玩上几周甚至几个月。只有当分析理清了某个游戏的细节与相关联系时，另一个主题的游戏才会开始。新开始的游戏涉及的往往是同样情结导向的幻想，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呈现出来，但它带来新的细节，让我们看到更深的联系。比如七岁的英格，从她的本性与行为看与正常的小孩无异，尽管也存在一些只有在分析中才能充分展示出来的问题。【对英格的分析是防御性治疗，总共持续了375小时。她主要的问题是在学习方面的抑制，刚开始到我这里时这个问题还显得不是那么严重，但通过分析我发现这种抑制已经根深蒂固了。英格是一个活泼积极的孩子，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总的来说能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然而分析还是让她产生了很大变化。分析发现，她的活泼来源于她积极的同性恋取向，而她和男孩的良好关系来源于她对他们的认同。而且，分析还第一次发现了她严重的抑郁倾向，在她表面的自信背后，是深深的自卑感和对失败的恐惧，正是这个造成了她学校生活的困难。经过分析，她变得更为自由、快乐、开放，她与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更为深情与坦诚，她的升华作用增加了，而且也更稳定。英格成功进入了青春期，发展也令人满意。她的女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外显，带来了她性取向方面的改变。治疗结束后的七年间，她的发展非常不错，并成功进入了青春期。很多时间她都在跟我玩办公室游戏，在游戏中她扮演发号施令的经理，口述信稿让我笔录，也自己写信，但她恰恰有严重的学习与书写抑制。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她想要变成男性的欲望。有一天她不再玩这个游戏，开始和我玩学校的角色扮演。我们要注意，她不仅认为功课很难、不让人愉快，也非常不喜欢校园生活本身。她跟我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校游戏，她扮演女老师，我扮演小学生。从她让我犯的错误上，我看到了她学校生活失败的重要线索。英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发现哥哥姐姐的优秀（尽管这和事实完全相反）令人难以忍受，从而害怕去学校后一切会重演。从她作为女老师教授课程的细节中可以发现，她对知识的渴望未曾满足【在第十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一般而言，在儿童发展阶段早期甚至未能开口说话之前，他们就开始有对知识的渴望。这些早期问题（它们全部或部分是潜意识中的）出现在孩子大约半岁的时候，它们与孩子出现最早期的性理论以及施虐特质的增强是同时发生的。我认为它们是俄狄浦斯冲突的先遣队。，而且被压抑了。这就是为什么她觉得哥哥姐姐的优秀无法忍受，以及学校的功课索然无味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先是对父亲有深度认同（她当经理的游戏显示了这一点），然后再认同母亲，体现在她当老师、我当学生这个母女角色置换的游戏里。在另一个游戏里，她扮演一个玩具店店员，而我得给我的孩子们买各式各样的玩具，这些都是她觉得母亲应当给她买的玩具。她卖给我的都是些具有阴茎意象的物品，比如铅笔与水笔，收到我礼物的孩子会因此变得聪明机灵。这个游戏大致表达了她的愿望（同性恋取向与阉割情结又一次凸显），即她想让母亲把父亲的阴茎给她，在它的帮助下排挤掉父亲而赢得母亲的爱。随着游戏的进行，她想让我买食物给孩子，这明显说明了她深层口腔欲望的对象是父亲的阴茎与母亲的**。她所遇到的困难与学习障碍的根源，正是她的口腔挫折。

由于对母亲**的口腔施虐投射产生的罪疚感，英格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口腔挫折看作一种惩罚手段。【根据恩斯特·琼斯的观点，儿童总是把剥夺视为施与者故意为之。参见《女性早期性发展》（恩斯特·琼斯，1927）以及《儿童精神分析论文集》（琼·里维埃，1928）。由俄狄浦斯情境产生的对母亲的攻击冲动，以及她想要掠夺母亲体内小孩的愿望，强化了她早期的罪疚感，并引起了她对母亲的深度恐惧，虽然她把这种恐惧掩藏起来了。这也是她为什么未能认同自己的女性状态，转而认同父亲的原因。但她同样也不能接受同性恋状态，这是由于她想偷走父亲的阴茎，而对父亲产生了过度惧怕。作为家中幼女，求知的无能（早期对求知欲的挫败感所致），导致她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无能的感觉。所以，她在学校里既无法应对男性色彩强烈的活动，也无法在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上升华，因为她并不能保持自己的女性位置（包括在幻想里怀孕生子）。而且，由于焦虑与罪疚感，她无法建立起正常的母女关系（或与学校女老师的关系），因为她潜意识里将汲取知识等同于口腔施虐的满足，而这涉及对母亲**和父亲阴茎的伤害。

虽然英格在现实中屡遭失败，在想象里却游走于各种角色。在我之前描述过的游戏里，她扮演办公室经理，这是她假以父亲的角色在呈现她的成功；而作为学校女教师，她管教无数学生；同时她也会变换角色，把自己从最小的孩子，变成年纪最大最聪明的孩子；在贩卖玩具与食物的游戏中，由双重角色置换可以看出，她反转了口腔挫败的情境。

我已经在这个案例中进一步向大家显示了：为了理清潜在的心理联系，我们不仅要调查某个游戏的所有细节，也要了解孩子变换游戏的缘由。我发现游戏的变换，能够使我们洞察到由一种心理位置转变为另一种心理位置的原因，或者心理位置波动的原因，从而洞察到心灵力量相互作用的动力。

下面这个案例展示了多重技巧的混合使用。肯尼斯是一个九岁半大的男孩，但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总是很胆怯、羞涩，并且非常拘束，并伴有严重焦虑。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思虑过多，达到了接近病态的程度。他的课业非常失败，学识程度只相当于七岁的孩童。在家的时候，他极其有攻击性，态度轻蔑，并且难以管教。他对性方面的兴趣却不加抑制，也未能升华。他喜欢**词秽语，喜欢暴露自己，也喜欢**，**起来也并不像同年龄的孩子会有羞耻心。【肯尼斯的治疗共持续了225个小时，因外部原因未能继续。他的神经官能症尚未完全移除，但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就他的实际生活而言，分析获得了部分成效，生活困难减少了，他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学校生活和成长的一般需求。

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在肯尼斯很小的时候就被保姆性侵了。他对此事尚有记忆，这事件后来也被他母亲知晓。根据母亲的描述，保姆玛丽对这孩子也算尽心尽力，但在整洁这个问题上却相当严格。被性侵的记忆大约从五岁的时候开始，但我们可以确定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他说，保姆常常带着他一起洗澡，还让他摩擦她的性器官。显然诉说此事时他并无抑制，甚至还带着一丝愉悦。除此之外，关于她的都是些好话，他说她很爱他，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否认了她的严厉。在分析初始，他报告了一个自五岁起重复多年的梦境：在梦里，他抚摸一个陌生女人的性器官，还帮她**。

从第一次分析起肯尼斯就十分怕我。治疗刚开始没多久，他做了个焦虑的梦：有一个男人突然坐到了我的位置上。然后我没穿衣服，他看到我有一个巨大的阴茎于是吓坏了。通过对这个梦境进行解析，我们有了他性理论的丰富素材，分析显示，“带阴茎的母亲”这一心理意象非常明确地指向玛丽。很明显他非常害怕她，因为她会打他打得很重，但他当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直到后面有一个梦改变了他的态度。

即便肯尼斯在很多方面都比同龄人要幼稚、不懂事，他也很快就清晰地洞察到分析的目的与必要性。他有时候像大孩子一样作自由联想，并且会自己躺在沙发上去。事实上，分析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么进行的。但后来，他在语言素材中加入了行为素材。比如他从桌上拿起铅笔，用它们代表人。又有一次他带了一些衣夹，把它们变成人打来打去。他也把它们当做炮弹，或者用它们搭房子。所有这些都是他躺在沙发上完成的。后来，他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积木，就把小桌子移到沙发旁边，借用积木进行表征式联想。

肯尼斯的第二个梦将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将尽可能地借此梦境描述我所用的分析技巧。这个梦是这样的：他在浴室里尿尿，有个人进来了，朝着他的耳朵打了一枪并把它打了下来。当他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他正用各式花样搭着积木。他向我解释他的积木游戏——他用四块积木代表肯尼斯自己、父亲、哥哥和保姆玛丽。这些人都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房间也是积木搭起来的），后来玛丽起床了，拿着一根棍子（另一块积木）向他走过来。因为他做错了事（后来知道他做错的事是**与尿床），所以玛丽要罚他。而当她用棍子打他的时候，他开始帮她**，于是她立刻就不再打他。当她又开始打他时，他便又帮她**，她就又不打他了。这个过程周而复始，直到最后她威胁说要用棍子打死他，他哥哥前来营救。

当肯尼斯最终从这些游戏与联想中明白，原来他真的怕玛丽，对此他自己也颇感惊讶。与此同时，他对父母的惧怕之情也部分浮上水面。他的联想清晰地显示出，在他对玛丽的惧怕背后，掩藏着他对坏母亲的恐惧，也有对作为阉割者的父亲的恐惧。在梦中的浴室里朝他开枪、打掉他耳朵的人，就代表他的父亲，而浴室正是他经常帮保姆进行**的地方。

在肯尼斯的幻想里，他的父母永远在**，他对父母联合起来对付他的恐惧，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作了许多相应观察之后，我意识到，对“有阴茎的女人”的恐惧源自肯尼斯在发展早期就形成的性理论，即在**时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收入自己的身体，所以“有阴茎的女人”其实代表了父母两人，彼此结合在一起。【在《同性恋与俄狄浦斯情结》一文中，菲利克斯·贝汉姆指出，“隐藏起来的女性阴茎”这一概念，可通过与潜意识里“父亲可怕的阴茎藏于母亲身体”这一概念相联系，从而查到其病源。关于这些观察，我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情结》（1928）中提过，也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八章）中详述。我将借此素材描述我的观点：在肯尼斯的梦中，首先袭击他的是个男人，然后是玛丽。他的联想显示，玛丽就是那个“有阴茎的女人”，代表母亲与父亲结合在一起。父亲一开始是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的，而在梦的后半段，只剩下了阴茎，以及玛丽用来打他的棍子。

在此我想指出，在较大儿童身上运用的游戏技巧，其实与早期分析技巧类似。肯尼斯借由行动（游戏）而非语言的方式，渐渐地意识到他早期生活中那些重要片段。在分析进行过程中，他常常感到严重焦虑，只能够用联想跟我交流，并用辅之以积木表达作为补充。事实上，当焦虑袭来，言语往往捉襟见肘，所能做的只有玩游戏，这样的事常常发生。而当通过解析他的焦虑再一次降低后，他便又能自如地讲话了。

另外一个在技巧上进行修正的案例，是九岁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维尔纳。这个孩子很多方面的行为都类似于成人的强迫症患者，他的典型症状是近乎病态的沉思状态和严重焦虑，这种焦虑主要表现在极度易怒与暴怒发作。【维尔纳的症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焦虑与害羞，尤其表现在对学校生活的焦虑，以及在学习方面持续增长的巨大困难；越来越细致的强迫性仪式，往往能持续好几个小时；严重的神经质性格，管教起来极其困难。他的治疗共持续了210小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症状。目前（已终止治疗五年）他的发展状况相当不错，强迫性仪式停止了，喜欢上学，功课也很好。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与大家能够和谐相处，社会适应性很好。他与远亲近邻的关系都不错。而更重要的是，他一改以往的性格，开始乐于参加各种活动与体育运动，而且自我感觉良好。他的大部分分析是通过玩具与绘画进行的。我不得不坐在玩具桌边和他一起玩玩具，比起其他孩子，我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有时，我还得在他的指导下独自操作。比如，我不得不自己搭起积木，把车子开来开去等等，而他只是在一旁指挥我。他给我的理由是，他的手有时会抖得很厉害，所以他无法把玩具放到该放的位置，以免翻到或弄坏它们。颤抖是焦虑发作的一个标志。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会按照他的要求操作玩具，尽可能减少焦虑发作的时间，并且我也会对游戏中与焦虑相关的那部分操作进行解析。他惧怕自己的攻击性，并且不相信自己爱的能力，这使得他对修复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失去希望，而他们正是他幻想中攻击的对象。所以，他会害怕不小心弄倒他搭起来的积木和其他玩具。对自己人际关系建设与重建能力的不信任，是他学习与游戏抑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维尔纳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被释放之后，他便不需要借助我的帮助，能够自己独立玩玩具了。他画了很多图，并对此作了大量丰富的联想。在分析后期，他主要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提供分析的素材。像肯尼斯一样，他也喜欢躺在沙发上，向我诉说他的联想——他总能讲出一连串冒险故事，故事的主要部分往往都是仪器与机械装置等。这些故事中的一些素材先前可能在他的画作里出现过，但我们从故事中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细节。

我已在前文描述过，维尔纳深度且严重的焦虑，主要表现在暴怒与攻击性上，也反映在轻蔑、反抗、找茬的态度中。他对自己的病并无意识，常常认为自己没有分析的必要。很长的时间里，他抗拒分析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傲慢、生气的态度对我。在家里他也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孩子，若不是我成功地迅速消解了他的焦虑，将他对分析的阻抗完全限制在治疗时间，他的家人也无法说动他继续治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技巧运用比较困难的罕见案例。埃贡是个九岁半的小男孩，他倒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但整体发展堪忧。即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他也表现得相当孤僻，非必要的话不说，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亲情，他也没有朋友。他对事物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能取悦他。他确实还算爱读书，但分析显示这仅是强迫症的体现。当被问及喜好的事物，他总是以一句话回应你：“我不在乎。”他脸上挂着一般儿童没有的紧张表情，而且动作僵硬，这些都非常惹人注目。他对现实退避三舍，以至于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遇到故友时也认不出来。分析显示出他有强烈的神经质特质，并且还在进一步加重，并且很有可能在青春期时导致精神分裂。

这个男孩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大约四岁的时候，他父亲反复警告他不可**，如果**了也要向他坦白。由于这些警告，他的性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埃贡开始撒谎，并常常暴怒。后来，他的攻击性渐渐褪色，让位于越来越冷漠的抗拒，并渐渐与外部世界隔离。

一连好几星期，我让埃贡躺在沙发上（他并不拒绝，而且比起游戏来更喜欢躺着），尝试用各种方法进行治疗，但不得不承认这方面的努力都是白费。很明显，这个孩子的语言障碍已根深蒂固，我第一个任务就是用分析的方法撬开他的嘴。当我意识到，我目前为止从他那里获得的可怜巴巴的素材，仅是他玩弄手指时迸出的只言片语时（一次治疗都说不上一两句），我明白了要让分析有所突破，还是得采取游戏的方式。于是我再次问他是否对我的小玩具感兴趣，他还是那句话：“我不在乎。”尽管如此，他还是看了看桌上的玩具，玩起了小马车，别的什么都不玩。连续好几周埃贡都在玩单调的马车游戏。他让马车沿着桌边跑，然后扔到我这边的地上；我从他的眼神看出，我得把它们捡起来还给他。他反抗的对象是作为窥视者的父亲，为了从这个窥视者的角色中抽离，我和他玩了好几个星期的马车游戏，游戏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中间也没有进行任何解析，仅仅为了用这种方式和他建立起良好关系。这一段时间的游戏内容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尽管单调（附带说一下我也极其厌倦），仍然有许多细微之处值得注意。分析显示出，让马车跑动象征着**与**，让马车相撞意味着**，将大小马车相比较意味着和父亲或父亲的阴茎相竞争。

几周之后我开始向埃贡阐释这些素材中已经彰显出意义的部分【进一步分析显示，针对这部分素材的解析意义不大。只有在十五个月后，分析结束之前，他的语言抑制才得以克服。我发现，不用解析的方法是不可能在分析中产生良好效果的。我也在不少案例中做了相应尝试，但是最终都放弃了，因为患者发生了重度焦虑，并有中断分析的风险。在埃贡的案例中，他的焦虑处于强大的克制之下，所以我们只能够延长试验的时间。，分析在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良好效果。在家里，他的行为变得更为松弛，对此他的父母深感惊讶；而在分析时，他也显示出良好的解析效果。他开始往单调的游戏里添加新的素材，尽管开始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判断，但随着时间推进，这些变化变得清晰起来，以至于后来整个游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开始埃贡仅仅是推着卡车跑，后来他开始了建造游戏，他的技巧越来越高，能把卡车一辆叠一辆堆得很高，还和我比赛谁堆得高。这时他才开始玩积木，尽管他隐藏得很好，我们马上就能发现他把积木堆成了男人与女人，或者他们的性器官。后来他不玩堆积木了，转而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画画。他画得时候并不看着纸，用两手搓动铅笔画出线条，然后从这些潦草的线团中解读形状。这些形状都代表头，从这些头中埃贡能很明确地分出男人和女人。从这些头的细节以及彼此关系中，早先游戏中的素材再度出现——他对两性区别与父母**的不理解，心中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疑惑，以及他作为父母**中第三者的幻想，等等。但是当他将这些头从纸上挖出来，剪成碎片，他的恨意与破坏冲动就很明显了，它们既代表母亲体内的孩子，同时也代表父母本身。现在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些尽可能堆高的卡车代表母亲怀孕的身体，他很羡慕母亲，并想偷走她肚子里的东西。对于母亲他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他希望从母亲那里盗取父亲的阴茎和她的孩子，这个愿望让他对母亲非常惧怕。他渐渐获得更高超的剪纸技巧，后期的剪纸也对这些表征进行了补充。和他搭积木一样，他剪纸剪出的形状都表示人。他让这些小人相互联系的方式，小人的尺寸与男女，是否有少量或大量的部件缺失，以及他剪开它们的时间与方式，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反转俄狄浦斯情结（inverted Oedipus relationship）与直接俄狄浦斯情结（direct Oedipus relationship）。他和母亲的竞争关系变得愈加明显，这种竞争关系的源头是他强烈的消极同性恋倾向及其带来的焦虑，这不但跟母亲也跟父亲相关。母亲怀孕带来的对弟弟妹妹的恨意及破坏冲动，通过剪纸表达了出来，剪出来的形状代表了小小的自卑的人。他玩游戏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在剪纸游戏之后，他会玩搭建游戏，代表重建的意思；同样由于反向作用（reactive tendency），他会把剪出来的形象进行过度修饰。然而，所有的这些心理表征中，那些被压抑的问题和早期强烈的求知欲（关于两性与**），总是一再出现，这也是埃贡语言障碍、性格封闭以及兴趣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贡在游戏方面的抑制可以追溯到他四岁的时候，甚至其中一部分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他三岁以前就会玩搭建游戏，但学会剪纸则要晚得多，而且只维持了很多一段时间，剪纸也只会剪出头的形状。他一点也不会画画，而且四岁以后，对于以前玩的所有游戏都兴味索然了。现在他呈现出来的状况，是深度压抑之后的升华，部分以旧兴趣重现的形式，部分则是新的创作。他以稚气和非常原始的方式玩着这些游戏，像三四岁的孩子。我必须加一句，这些改变发生的同时，埃贡的整个性格也向更好的方向转变了。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语言抑制只是有了些微好转。他确实渐渐能够更自如、更完整地回答我在游戏中向他提出的问题了，但另一方面，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进行自由联想。要直到治疗后期（整个治疗历时425小时），我们才充分认识与探究到他语言抑制背后的偏执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移除。【我们将在第九章充分讨论这个案例。在他的焦虑大幅减轻之后，他开始以他的方式用文字写下他的单一联想。后来，他通过耳语的方式问我问题，也让我轻声回答。我愈加清晰地发现，他害怕屋里有人能够偷听到他说话，并且屋子里面有些地方他是怎么也不愿意走近的。例如，如果他的球滚到了沙发或橱柜下，或别的黑暗角落里，我不得不把球捡回来给他；并且当他焦虑上升的时候，他会重新回到刚开始分析时他那特有的僵硬姿势与固定表情。我们发现，他怀疑有迫害者正从所有角度观察着他，甚至天花板上也有迫害者的目光；这种迫害的想法，可以最终追溯到对母亲和自己体内很多阴茎的恐惧。这种将阴茎作为迫害者的偏执的恐惧，由于父亲的态度而加重了，他对埃贡在**方面进行监视与盘问，也让他认为母亲是同盟（“长阴茎的女人”）而因此疏远母亲。随着分析的进行，他越来越相信母亲是“好”的，并且越来越将我视为他的盟友，并把我当做保护者，保护他免遭无处不在的迫害者的威胁。直到他这方面的焦虑有所减轻，认为迫害者的数量变少了，也不再那么危险，他才能够自由说话与行动。【在《被害意念与妄想心理学》一文中，梅莉塔·舒米登堡（克莱因之女）曾谈到一个类似的案例。病人是一个十六岁男孩，在分析中一言不发。他的语言抑制也是由于被害意念导致的。当分析减轻了他的偏执焦虑后，他才得以进行自由联想。

埃贡的晚期治疗几乎都是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进行的。毫无疑问，我是借助在幼童身上使用的游戏技巧，打开了他的潜意识大门，从而对他进行治疗并把他治好的。我并不确定这一招对于更大年龄的孩子是否适用。【可以说，埃贡的分析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的脸不再像带着一副面具似的，行为上的僵硬感也没有了。他开始从他这个年龄孩子的游戏、消遣与兴趣中获得快乐。他和家庭乃至周遭世界的关系变好了，他也感到快乐与满足。我最后获得他的消息是在分析结束后三年半，他继续保持着健康发展的势头，也不再会被环境造成的严重压力所打扰。

一般来说，我们治疗潜伏期孩子的时候会使用大量的语言联想，但在很多案例中我们应用这种方法时，必须与成人治疗不同。比如肯尼斯这样的孩子，他很快就能意识到心理分析师在帮助他，也意识到他需要这种帮助，而比他小得多的厄娜，对于想要把病治好的欲望也是相当强烈。我们在分析初始就可以时不时询问他们：“好了，你现在在想什么？”但对于很多不到九、十岁的孩子，问这样的问题却是徒劳。询问孩子的有效方式，取决于他们游戏与联想的方式。

如果观察幼童游戏，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些积木、纸片等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当孩子在玩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问他“这是什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答案，当然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大量分析功课，移情也必须已经建立起来。例如，孩子们会经常告诉我，水里的石头表示想要去海滩玩的孩子，或者表示在打架的人。“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往往能够很自然地过渡到“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现在在哪里”等更进一步的问题。而在年龄大一点的儿童身上，我们所用的类似方式必须经过修正，才能引发他们的联想。并且，我们必须通过一定量的分析来减少他们的不信任以及幻想的压抑（在他们身上会特别强烈），并将分析情境建立起来。

回到七岁的英格这个案例，当她有一次扮演办公室经理写信和分配工作的时候，我问她“信里有什么”，她立刻回答说“等你收到的时候就知道了”。但当我收到信的时候，我发现信里面除了些潦草的涂鸦，别无他物【如我之前所述，英格有严重的书写抑制，她有一个急迫的愿望，就是想要像大人一样写得“又快又好”。这个愿望与书写抑制之间的妥协就是涂鸦，这代表了她幻想中优美熟练的书写能力。她在书写上超越成人的愿望以及她强烈的野心与好奇心，与她知之甚少又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现状共存，构成了她在真实生活中失败的主因。。所以过了会儿我对她说：“X先生（她游戏中的人物）让我问你信里写了些什么，因为他必须知道。他想让你在电话里读给他听。”于是她便毫无障碍地告诉了我她幻想里信件的所有内容，同时也对我说了大量启发性的联想。另外一次，我不得不假扮一个医生，当我问她她应该得什么病的时候，她说“得什么病都无所谓”。于是我像医生一样给她做全面检查，并且问道：“现在，夫人，请告诉我你到底哪里痛。”并且从这个问题开始，我询问她得病的原因，以及患病的时间等等。因为她连续好几次都扮演病人，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丰富且深入的素材。当情境反转、我扮病人她扮医生的时候，她给我的治疗建议继续向我提供着进一步的信息。

在这里我想对本章所述做一个总结。治疗潜伏期儿童，最关键的一点是与他们的潜意识幻想建立联系，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对与他们焦虑与罪疚感相关的素材的象征性内容进行解析。但是在这个阶段，幻想的压抑要比早期阶段严重得多，我们不得不通过那些看起来与幻想完全无关的表征，来抵达孩子的潜意识之门。并且在典型的潜伏期儿童分析中，我们必须准备以渐进的方式解决孩子的压抑问题，也必须准备面对诸多艰辛。有时，经历了几周甚至几个月分析后，我们得到的只是些新闻报道、课本内容或课堂笔记之类的无用素材。而且，那些单调的强迫性绘画、搭建、缝纫与制作游戏，特别是那些我们无法得到联想素材的游戏，对于接近孩子的幻想生活于事无补。但是我们必须用在本章开篇提到的葛莉特与埃贡的案例来提醒自己，即便是完全没有幻想素材的活动与对话，也能够为我们开启潜意识之门，前提是我们不要仅仅把它们当作阻抗的表达，而把它们视为真正的素材。通过关注这些细微的信号，将这些伴随着表征的象征、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联结作为解析的出发点，我们总能找到开启分析工作之门的钥匙，并开展我们的分析工作。

但是，我们在与自我建立起卓有成效的联系之前就与孩子的潜意识进行沟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自我排除在分析工作之外。这种排除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相当密切，并且我们只能够通过自我抵达潜意识之门。不仅如此，分析并不会作用于自我（这一点与教育方法不同），它只是为了开启心灵潜意识媒介之门，而这些媒介对自我的形成相当关键。

让我们再回到案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葛莉特（七岁）的分析在很长时间内完全依靠绘画。我们记得，她常常强迫性地交替画着各种大小的房子和树。我本可以像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师那样，从这些毫无想象力的强迫性绘画出发，刺激她进行幻想，并将之与她自我的其他活动相联系。我也可以让她装饰和美化这些房子，或把房子连同树一起放到城镇街道里，这样就可以在活动中唤起她碰巧在艺术或地形学方面潜在的兴趣。或者我也可以让她辨别不同种类的树木，以此刺激她对自然历史方面的好奇心。如果以上尝试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她的自我兴趣很可能凸显出来，分析师便能离她的自我更近一步。但很多案例的经验显示，对孩子想象力的刺激并不能放松孩子的压抑心理，也无法找到分析工作的落脚点。【参见本章中埃贡与葛莉特的案例。并且，这样的程序往往是不可行的，因为孩子正遭受着那么多潜在焦虑的煎熬，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并开展实际分析工作。即便有机会以自我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来抵达潜意识，我们会发现与所花费的时间相比，其效果微不足道。因为所获得的素材在数量与重要性上的增长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得到的还是相同的潜意识素材，只不过换了一种更加惹人注目的形式罢了。例如在葛莉特的案例中，我们当然可以刺激她的好奇心，给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使她对房子的出入口、树木的区别、树的成长方式产生兴趣，但是这些兴趣方面的扩展，也只不过是早期分析中同样的素材用一种伪装更少的形式展现而已。她用强迫性的方式所绘的大小树木与大小房子，正代表了她的父母兄弟与她自己。这些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大小、形状、颜色以及不同顺序呈现出来。而这些呈现的背后，是她对两性区别与其他相关问题压抑的好奇心。通过这样解析，我们了解了她的焦虑与罪疚感，并使分析得以进行。

对素材来说，如果那些显著而复杂的表征与微弱表征没有区别，那么从分析的观点来看，选取哪一种表征作为解析的出发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在儿童分析中只有靠解析才能开启与维持分析进程。所以，只要分析师能够充分理解素材和与素材相关的潜在焦虑，我们无需借助幻想，就绝对可能对那些单调的自由联想进行解析。若我们以此方法操作，那么随着焦虑的解决与抑制的移除，强烈的自我兴趣与升华便会产生。例如，虽然我并未对伊尔莎（她的案例将在下一章详述）提出相应的建议或鼓励，她也能从单调的强迫式绘画中开发出很明确的手工天分及绘画技巧。

在我讨论青春期分析技巧之前，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即分析师如何处理与病人父母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它并不是属于分析技巧，却于分析相当重要。分析师与病人父母之间必须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这样分析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孩子依赖父母，所以我们必须把父母也纳入分析的领域。但由于他们并不是分析的对象，所以我们只能用一般心理学方法去影响他们。因为分析会触及父母自身的情结，所以父母与分析师的关系里存在一种特殊的困难。孩子的神经官能症本身会引发父母的罪疚感，当他们向分析师寻求帮助的同时，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孩子生病的罪魁祸首，而且向分析师**将家庭生活的诸多细节，也确实令人难堪。另外，孩子与（女性）分析师之间建立的信任，也可能引起嫉妒，尤其对于母亲。这种嫉妒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主体与其母亲意象（mother-imago）【在某些案例中我会同时分析母亲与孩子，我发现在母亲的潜意识层面也会有害怕孩子被抢走的恐惧。分析师就像是一个严厉的母亲，勒令她们把偷走的孩子退回，同时还会因为她怀有对兄弟姐妹的攻击冲动而对她进行惩罚。之间的竞争，在家庭教师与保姆身上也很显著，即便她们对分析本身是友善的。这些保持在潜意识层面的林林总总的因素，使父母对分析师的态度多少有些矛盾，特别是对于母亲而言，即便他们在意识层面能够洞见孩子非常需要治疗，这种矛盾心态也无法去除。所以，即便孩子的亲人能够在意识层面完全赞同分析，我们也必须防备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干扰因素。当然，他们对分析的干扰取决于他们潜意识层面的态度，以及他们心态的矛盾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熟悉精神分析的家长那里所遭遇的障碍，一点也不会少于那些对精神分析毫不知情的家长。同样，我认为在分析前给家长灌输一大堆艰深的理论既无必要，也不妥当，因为作过多解释反而会对他们自己的情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只会在分析前稍微介绍一下分析的意义与效果，并会提醒家长，孩子可能在分析时被告知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也会让家长对治疗时临时产生的困难做好准备。在所有治疗中，我都严格拒绝向家长透露分析细节，我也会像保护成人的治疗讯息一样保护孩子的秘密。

根据我的判断，我们和家长建立良好关系的目标是让他们尽可能协助我们的工作，避免从外部与内部干扰我们的工作，比如他们不应用提问或其他方式鼓励孩子谈论分析，或者支持孩子抗拒分析。但如果遇到孩子严重焦虑或者暴力抗拒分析的状况，我们的确需要家长的积极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看管孩子的人能够克服困难，想办法将孩子带来治疗，鲁思与楚德的案例就是如此。【参见第二章。根据我的经验，这还是能够办到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便阻抗很强烈，孩子对分析师还是能产生积极移情的，也就是说，孩子其实对分析师既爱又恨。尽管如此，孩子家庭提供的协助并不能成为分析工作的关键辅助要素。强烈阻抗毕竟不常发生，而且也不会持久。开展分析工作时必须避免阻抗发生，如果无法避免也要尽量迅速解决。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建立与父母的良好关系，确保他们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够间或获得孩子在分析时间之外的有用信息，比如任何与分析相关的转变，以及症状的出现或消失等等。但是如果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其他代价，我宁可不要这些信息，因为它们虽有价值，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我总是向父母强调，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管教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要把管教与分析完全分离开来。这样分析工作便能在我和病人之间保持应有的纯粹。

不管是成人分析还是儿童分析，我认为分析必须在分析师的处所进行，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长，这一点相当重要。并且为了避免分析情境的置换，送孩子来的人不得在分析室外等候。她必须在指定时间接送孩子。

除非在养育中有重大过错，我会避免干涉孩子的养育方式，因为这方面的错误往往是家长自己的情结造成的，建议不但无用而且会增加家长自身的焦虑与罪疚感；这只会成为分析之路上的障碍，并在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在这里我举一个母亲的例子，她本人非常熟悉精神分析，也对此很有信心，因为她十岁大的女儿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经分析治疗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尽管如此，我发现很难说服她停止监督女儿做功课，虽然她自己也清楚这只会徒增女儿在功课方面的困难。后来她在我的要求下改变了这一做法，但我在孩子的分析中发现，她经常让女儿跟她讲分析的内容。在我的要求下她再次停止这个行为，但她却告诉孩子她早上起来有黑眼圈，之前当她禁止孩子**时会说这样的话。当这些干扰分析的因素都被停止之后，该母亲开始过于关注孩子的衣着，认为她花了太多时间梳妆打扮，而这反而使孩子更难管束了。此时我不再介入母亲的管教方式，并把她对分析的干涉当做一种分析的素材。在停止规劝一段时间后，干涉减弱了。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了解到，这些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相同的潜意识意义，它们都代表了对**的过问与责备。它们其实源自母亲自身的情结，她在潜意识层面想要停止自己的错误管教却并不成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其实我的建议反而增加了她管教的困难。在很多其他案例中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或在分析结束时，会大有改善。孩子神经官能症的治愈或减弱，会对父母产生正面影响。当母亲的管教困难减少，罪疚感随之降低，对孩子的态度也会变好。她更能接受分析师对于养育孩子的建议，并能够在内心里真正接受这些建议，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如此，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不大能够影响孩子的成长环境。我们只能够依靠孩子自身的分析效果，让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不良环境，更好地应对环境带来的压力。当然，抗压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孩子的成长环境过于糟糕，我们可能也无法成功完成治疗，或者面临旧症复发的可能。然而我在类似案例中一再发现，即便我们不能完全治愈神经官能症，也能够大大减轻处于不良环境中的孩子的症状，从而改善他们自我发展的状况。而且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孩子心灵最深层次的面貌，那么即便是旧病复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时候，孩子病症的减轻也会对其外部病态环境产生有利影响。【例如有一个14岁男孩，他的家庭不幸且艰苦。为了改善其性格方面的困难，他被带到我这里治疗。他有个姐姐较他年长一岁，并未接受过治疗。我后来获悉，他的进步对姐姐的性格也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他母亲对他的态度也变得更好了。有时在成功完成治疗之后，孩子可以被带至诸如寄宿学校等不同环境之中。而这在分析之前，由于神经症的存在与适应性的缺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分析师是否应该经常与家长会面，还是尽可能限制会面，这一点因个案而异。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限制会面是避免与孩子母亲产生摩擦的最好方法。

父母对孩子分析的矛盾心态也能够解释一个现象，即哪怕是最成功的治疗都不大可能获得父母的认可，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分析师来说是一个令人惊愕的痛苦事实。虽然我也常遇到具有很高洞见力的家长，但大多数案例中，家长很容易就把当初孩子来时的那些征兆忘掉，也很容易忽略孩子身上发生的进步。并且，我们还需记住，父母不应站在裁判的位置上评判我们的诊疗结果。我们判断成人分析的效果，主要看分析有没有移除那些影响病人生活的困难。而在儿童分析中，评判标准主要是看我们是否能阻止类似困难的再度发生，阻止精神病的发作。家长一般不了解这一点，而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家长们为孩子的严重症状所困，却又不肯承认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它们对孩子实际生活的影响力，不及神经官能症对成人生活的影响力。总之，即便无法获得家长的认可，我们也必须谨记，分析工作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孩子的健康，而非父母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