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指出，哀悼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现实考验（testing of reality）。他表示，“我们需要在哀悼中花时间仔细进行现实考验的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时，自我便能成功地让它的原欲脱离已失落的客体。”（S.E. 14, p.252）同样地，“原欲加诸在客体上的每个记忆与期望都会被带出来，给予高度贯注，借此完成脱离。为何进行现实考验时的妥协会如此痛苦，实在难以能量的角度来做解释。而我们居然将这种痛苦所带来的不愉快，视为理所当然，实在令人惊讶。”（p.245）他也在另一段中写道：“我们甚至不知道进行哀悼工作时所借助的能量流动路径。但是以下推论或许有助于了解这个现象：每个显示原欲跟已失落之客体的依附之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之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自恋满足（narcissistic satisfaction），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失落之客体的连结。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样切断的工作如此耗时渐进，等到工作终于完成时，所需要的能量也已经耗尽。”（p.255）

我认为，正常哀悼里的现实考验跟我们早期的心理历程，有紧密的关联。我的论点是，儿童会经历跟成人的哀悼类似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成人在生命后期每次经历哀伤时，童年早期的哀悼就会重来一遍。我认为，儿童克服哀悼状态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现实考验；而就如弗洛伊德强调的，这项历程也是哀悼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当时说过，婴儿经历的忧郁感觉在断奶之前、之间和之后，会到达高峰期。我将婴儿的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忧郁心理位置”，并提出这是一种“原生状态”（statu nascendi）的忧郁。受到哀悼的客体是母亲的**，以及**和乳汁在婴儿心里代表的一切，也就是爱、美好与安全。婴儿会觉得失去了这一切，而之所以失去，都是因为自己对母亲**无节制的贪婪、摧毁幻想和摧毁冲动。对于即将面临失落（这次是失去父母双方）的许多痛苦，则来自于俄狄浦斯情境。俄狄浦斯情境很早就会出现，与断奶的挫折息息相关，因此从一开始，就会由口腔欲望和恐惧所主宰。在幻想中攻击所爱的客体，并因此害怕失去客体，这类循环也会延伸扩及幼儿对兄弟姐妹爱恨交织的关系上。幼儿会因为在幻想中攻击在母亲体内的兄弟姐妹，而产生罪疚感跟失落感。根据我的经验，害怕失去“好”客体的哀伤与担忧，就是忧郁心理位置，也就是导致俄狄浦斯情境的冲突，以及儿童与他人之爱恨交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正常的发展里，这些哀悼与恐惧的感觉会以各种方式克服。

儿童在最初与母亲，以及之后很快与父亲和他人产生关系时，也同时开始了内化的历程。这点我已经在我的著作里一再强调。婴儿吞并了父母之后，会具体地感受到深刻的潜意识幻想，觉得他们是他体内活生生的人。因此他们在他心里，就是如我所称的，“内在的”（internal）或“内部的”（inner）客体。于是儿童在潜意识心智里建立起一个内在世界，这个世界反映他从别人和外在世界获得的实际经验与印象，但又被他自己的幻想和冲动所修改。如果那个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他们跟自我之间，能和平相处，内在的和谐、安全与整合就会随之而来。

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婴儿感受到的许多愉悦，充分证明了他所爱的客体——不论是“内在”或“外在”的——没有受伤，也没有变成试图复仇的人。快乐经验增加了爱与信任，减少了恐惧，帮助婴儿一步步克服他的忧郁和失落感（哀悼），也让他能借由外界现实考验他的内在现实。借由被爱，以及与他人关系中所获得的快乐与安慰，他愈来愈信任自己与他人的好。而当他对外在世界可能毁灭的矛盾情绪和极度恐惧减少时，他也会愈来愈认为他心中的“好”客体，跟自己的自我能同时被拯救与保存。

对幼小儿童而言，不愉快的经验和欠缺愉快的经验，尤其是欠缺与所爱他人快乐和密切的接触，会增加矛盾情绪，减少信任和希望，并强化他对内在毁灭和外在迫害的恐惧，进而产生焦虑。除此之外，它们还会减缓甚至永久遏止儿童追求长期内在安全感的良性历程。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有新的经验都必须符合当时主导的精神现实所提供的模式。但相反地，儿童的精神现实同时也会被他逐渐增加的、与外在现实相关的知识所影响。而随着他的知识逐步增加，他也愈来愈能坚定地建立他内在的“好的”客体，同时他的自我也会利用这些知识，来克服忧郁心理位置。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仔细地来讨论这项发展进行的方式和心理机制。

在婴儿身上，内射与投射的历程都由互相强化的攻击和焦虑所主导，也因此引发被可怕的客体迫害的恐惧。除了这样的恐惧之外，婴儿还会害怕失去所爱的客体，便产生了忧郁心理位置。我初次提出忧郁心理位置这个概念时，曾提出假设认为婴儿内射整个所爱的客体后，会担忧哀伤客体被摧毁（被“坏的”客体和本我摧毁），而这些痛苦的感受与恐惧，加上偏执的恐惧和防卫机制，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也因此有了两组不同的恐惧、感受和防卫机制，而它们尽管各不相同，却又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为了要在理论上清晰分析起见，这两者是可以各自独立出来的。第一组是被害的感受和幻想，主要特征是害怕自我遭到外在迫害者的摧毁。对抗这类恐惧的防卫机制主要是借由暴力的、秘密的或狡猾的方式摧毁迫害者。关于这类恐惧和防卫机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第二组感受，我之前也曾描述过，但没有提出专用词汇。现在我建议，用一个来自日常生活语言的简单词汇，例如，对所爱客体的“渴慕”，来描述害怕失去所爱客体，以及渴望重新找回对方等这类哀伤担忧的感觉。简而言之，“坏的”客体的迫害，和与之对抗的特定防卫机制，加上对所爱的（“好的”）客体的渴慕，就构成了忧郁心理位置。

“……在最初的阶段中，迫害客体与好客体（**）在孩子心中被远远地分开，随着内射了完整的真实客体，它们彼此接近时，自我便一再诉诸分裂的机制——这机制对于客体关系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也就是分裂其意象为被爱的与被恨的，即好的与危险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事实上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对于客体关系的爱恨交织，即与完整且真实的客体之关系。在意象的分裂中形成的爱恨交织，让幼儿能更信任其真实客体及内化的客体——更爱它们，并更能实现儿童复原所爱客体的幻想。同时，偏执焦虑与防卫则被导向“坏”客体；自我从真实的“好”客体所获得的支持，因逃离机制而增加了，这样的机制在其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之间轮替着。（理想化）

躁动防卫机制与强迫式心理机制在运作时密切相关，因此会导致自我害怕强迫式心理机制的修复企图也同样失败了。控制客体的欲望、征服或羞辱客体的施虐满足、打败客体的胜利感，都可能强烈地出现在修复的行动中（以思想、活动或升华进行的行动），以至于这项行动刚开始时的“善意”循环被打断。本来要修复的客体再度变成迫害者，而被害恐惧再度复活。这些恐惧会增强偏执防卫机制（毁灭客体）及躁动防卫机制（控制客体，或让客体动弹不得等）。进行中的修复行动因此受到干扰，甚至中止，其受影响程度视这些机制而定。由于修复行动失败，自我于是必须一再地诉诸强迫和躁动的防卫机制。

在正常发展过程中，当爱与憎恨之间取得相当的平衡，而客体的各个层面也比较统一整合时，这些相互矛盾又密切关联的方法也就能达到某种平衡，其强度也会减弱。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跟鄙视及全能感息息相关的胜利感，它也是躁动心理位置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知道，当儿童强烈渴望达到与成人相同的成就时，竞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了竞争以外，这些渴望中还掺杂了恐惧，以及希望“长大脱离”自己的缺陷（最终能克服自己的毁灭性，征服自己坏的内在客体，进而能够控制它们），更是刺激他想达成各种成就的主要诱因。在我的经验里，举凡希望逆转儿童父母的关系、有力量掌控父母及打败他们等想法，在某种程度都跟希望获得成功有关。儿童幻想有一天他会变得强壮、高大、变成大人、有力量、有钱，有能力，而父母则会变成无助的儿童，或在其他幻想里变得很老、很虚弱、穷困潦倒。但在这类幻想里战胜父母所引发的罪疚感，经常会妨碍个体在各方面的努力。有些人会觉得自己不能成功，因为对他们而言，成功表示一定会羞辱甚至伤害到其他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企图达成某个目标的做法可能具有高度建设性的本质，但是里面暗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伤害与损害，在个体心里可能会压过这些目标，而阻止这些目标实现。在个体内心深处，他战胜的人就等同于他所爱的客体，因此他想要修复所爱个体的企图会再度失败，罪疚感也会无法消除。战胜客体，对主体而言必然暗示客体也想战胜他，因此会导致他的不信任和被害感。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忧郁，或者躁动防卫机制增强，而对客体采取更暴力的控制。既然他无法与客体和解，也无法恢复或修复客体，因此被对方迫害的感觉再度占上风。这一切都会大幅影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也会决定自我是否能成功克服这个心理位置。幼儿的自我因为控制、羞辱和折磨内在客体，而获得胜利感。这种胜利感是躁动心理位置中的毁灭层面，会干扰主体弥补和重建和谐平静的内在世界，因此也会阻碍早期的哀悼。

为了了解这些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思考从轻躁的人身上观察到的一些特征。轻躁的人对于人、原则或事件，经常会倾向于夸大的评价：过度欣赏（理想化）或鄙视（贬低）。伴随而来的是他会从大范围、大数量的角度去思考所有事物，同时抱持极度的全能感，借此抵抗自己最大的恐惧，也就是害怕失去唯一不可替代的客体——他心底深处仍旧在哀悼的母亲。他习惯于贬低细节和小数目，经常对细节漫不经心，鄙视认真负责等，这都与强迫式心理机制中的一丝不苟、专注微小细节（弗洛伊德）等，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这种鄙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否认。他必须否认自己想要全面而巨细靡遗地修复的冲动，因为他必须否认自己想修复的动机，也就是否认他对客体的伤害，和因此而来的哀伤与罪疚。

回头来谈早期发展的路径，我们可以说，情感、智能与精神成长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会被自我用来作为克服忧郁心理位置的工具。儿童不断成长的技能、天分和艺术能力，都让他在精神现实上愈来愈相信自己具有建设性的能力，也让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及掌握他的敌意冲动，和他的“坏”内在客体。来自各种源头的焦虑因此得以释放，导致攻击性降低，进而减少他对“坏的”外在与内在客体的怀疑。个体于是对人有较强的信任，自我得到强化，而能进一步统一它的许多意象——外在、内在、爱的、恨的，并借由爱来降低憎恨，而迈向整体的整合。

当儿童借由考验外在现实，不断获得多种证据和反证，而更相信及信任自己爱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以及自己好的内在世界的整合与安全，他的躁动全能感就会减少，修复冲动的强迫特质也会降低，整体而言这就表示他安然度过了婴儿期精神官能症。

现在我们必须将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的哀悼连结起来。我认为，哀悼者在实际上失去所爱时，会因为潜意识里幻想自己同时失去了内在的“好”客体，而更感到痛苦。他会感觉自己内在的“坏”客体占了上风，而他的内在世界面临分崩瓦解的危险。我们知道，失去所爱的人会让哀悼者产生冲动，想在自我中恢复失去的客体（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但是我认为，他不但会将失去的人融入自己的内在（重新吞并），还会恢复（reinstate）他在发展之初，就已经内化到内在世界的好客体（终极而言就是他所爱的父母）。每次个体感受到失去一个所爱的人时，就会同时觉得这些客体也被伤害，被毁灭了。此时，早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由**受挫情境（breast situation），也就是俄狄浦斯情境和其他所有源头衍生的焦虑、罪疚、失落感与哀悼感等，都重新启动了。在所有情绪当中，害怕遭到恐怖的父母剥夺与惩罚，也就是被害感，会在心底深处再度被唤醒。

例如，一个女人面对孩子的过世，除了哀悼与痛苦之外，她早期认为“坏”母亲会对她报复剥夺的恐惧，也会重新启动并获得确认。因为她曾在自己早期的攻击幻想中夺走母亲的婴儿，因此她害怕遭到惩罚，而这也强化了她对母亲的爱恨交织，导致她对他人的憎恨和不信任。在哀悼状态下，情绪或被害感的强化会带来更多痛苦，因为它会增加爱恨交织和不信任感，而阻碍本来在这时候可能有帮助的友善关系。

在正常的哀悼里，早期的精神病式焦虑会被重新启动。哀悼者事实上是生病了，但却因为这种心理状态非常普遍，而被认为很自然，也不会称之为疾病（基于类似的道理，在近几年之前，正常儿童的婴儿期精神官能症也不被认为是精神官能症）。更精确地说，我的结论是：主体在哀悼时，会经历较轻微的、暂时性的躁郁状态，然后加以克服，这也重复了儿童在正常的早期发展中的历程，虽然两者是处于不同的外在环境，并有不同的表现。

对哀悼者而言，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他将对死者的憎恨转向自己。这种憎恨在哀悼情境下的表现之一，就是感受到战胜死者的胜利感。我在本文的前面提到过胜利感是婴儿发展中躁动心理位置的一部分。每次有爱的人死去，婴儿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死亡的愿望，其实就实现了，因为死者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某一个最初的重要形象，也因此承受与该形象有关的一些情感。因此他的死亡，尽管在其他方面可能带来极大的打击，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会让主体感觉像获得胜利，引发他的胜利感，也引发更多的罪疚感。

在这点上，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说：“首先，正常的哀悼会克服客体的失落，而当哀悼持续时，则会耗尽自我的所有能量。那么，就能量状况而言，为何在完成哀悼之后，却没有暗示显现出胜利的阶段？我发现我们很难简单明了地回答这个异议。”（S.E. 14, p.255）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是在正常的哀悼里，胜利感也会无可避免地出现，而且可能影响哀悼工作，或者相当程度导致哀悼者感受困难与痛苦。对死者的憎恨会以多种方式显现，而憎恨在哀悼者心里占上风时，不但会使死去的人变成迫害者，还会动摇哀悼者的信念，让他无法再相信内在的好客体。无法相信内在的好客体带来最痛苦的影响便是干扰理想化的历程，而理想化历程却是心理发展中一项很重要的中介步骤。对于幼儿来说，理想化的母亲可以抵抗报复的或死去的母亲，和抵抗所有坏的客体，因此代表了安全和生命本身。如我们所知，哀悼者可以借由回忆死者的善良与美好特质，获得很大的安慰，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能暂时理想化所爱的客体，而感到安心。

为说明正常的哀悼者如何重建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我陈述一个案例。A太太的年轻儿子在学校里突然意外死亡，对她造成重大的打击。在她儿子过世后的头几天里，她一直埋首整理信件，留下他的信，并丢掉其他所有信件。这表示她是潜意识地试图在心里修复他，将他安全地保存在那里，同时丢弃她觉得对此漠然，甚至是怀抱敌意的其他一切——也就是“坏”的客体、危险的排泄物与不好的情绪等。

有些哀悼中的人会整理房子，重新摆放家具。这些行为来自强迫式心理机制，也就是婴儿抵抗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防卫机制之一。

在儿子死后头一周，她哭得不多，而泪水带给她的安慰也不像之后那么多。她觉得麻木，整个人封闭起来，身体状态也近乎崩溃。但是见到一、两个亲近的人，仍能带给她一些安慰。在这个阶段，通常每天都会做梦的A太太，因为潜意识深刻否认她实际的失落，而完全停止做梦。但在这一周结束时，她做了这个梦：

她看到两个人，一个母亲跟一个儿子。母亲穿着一件黑洋装。做梦者知道这个男孩子已经死了，或即将死去。她没有感觉到哀伤，但是对这两个人有一丝敌意。

对这个梦的联想带出了一段重要的记忆。在A太太还很小的时候，她哥哥因为学业表现不佳，必须请跟他同龄的同学（我称他为B同学）指导功课。B同学的母亲来找A太太的母亲，安排指导课业的事，而A太太回忆起这件事时，情绪很强烈。她记得B同学的母亲表现得高高在上，而她母亲在B太太眼中则显得很气馁的样子。她自己觉得，仿佛有令人害怕的耻辱降临在她原本很崇拜而爱慕的哥哥身上，以及整个家庭里。这个比她年长几岁的哥哥，本来在她眼中拥有充分的知识、技巧和力量——是集合所有优点的化身。但是她发现他对学校课业的无能之后，这个理想就粉碎了。然而，她之所以对这件事有这么强烈而持续的感觉，始终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不幸，最大原因是这似乎实现了她想伤害哥哥的希望，进而引发她潜意识中的罪疚感。她哥哥对这件事显然也很懊恼，清楚表现出厌恶憎恨B同学。当时A太太强烈认同哥哥这些厌恶的情绪。A太太在梦里看到的那两个人是B同学跟他母亲，而在梦中她知道那个男孩子死掉，则是表达出A太太小时候希望他死掉。但是在此同时，她也在梦中希望实践她被潜抑得很深的一个愿望，也就是她希望借着哥哥的死，来惩罚和剥夺她母亲。因此我们可以看出，A太太虽然非常崇拜爱慕哥哥，但也一直在各方面嫉妒他，包括嫉妒他比较有知识，嫉妒他在心智上和生理上比她优越，以及嫉妒他拥有阴茎等。她也嫉妒她挚爱的母亲拥有这样的儿子，因此希望哥哥死掉。所以她在梦里的一个想法是：“某个母亲的儿子死了，或将死去。应该死掉的是这个伤害了我母亲跟哥哥的、讨厌女人的儿子。”但是在更深的层面，希望她哥哥死掉的愿望也重新启动了，所以她梦里的另一个想法是：“死的是我母亲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事实上，她母亲及她哥哥都已经过世了）这引出了另一个互相冲突的感受——对她母亲的同情跟对自己的哀伤。她觉得：“这样的死亡一次就够了。我母亲失去了她儿子，不应该再失去孙子。”她哥哥去世时，她除了深感伤痛以外，潜意识里也觉得打败了他。这种打败他的胜利感来自于她小时候对他的嫉妒，但同时也引起相对的罪疚感。她把她对哥哥的一些感受，带到对儿子的感情里。她爱她儿子时，也等于在爱她哥哥。在此同时，她对哥哥的一些矛盾情绪虽然已经被她强烈的母性情绪修正，但仍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她在哀悼哥哥时，除了哀伤以外，还伴随着胜利感和罪疚感，而这些感受也进入了她现在的哀悼中，显现在这个梦里。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项分析素材显现的各种防卫机制的交互作用。当个体失去亲人时，躁动心理位置便会受到强化，其中又以否认机制特别活跃，所以A太太在潜意识里强烈否认儿子已经过世。当她无法再继续如此强烈否认，又还无法面对痛苦和哀伤时，胜利感，也就是躁动心理位置的另一个元素，便受到强化。如分析中的联想所显示，这个思绪的内容似乎是：“一个男孩子死掉，不一定带来的都是痛苦，有时候甚至会带来满足。现在我就报复了这个伤害我哥哥的讨厌男孩。”唯有经历艰苦的分析工作，才可能显现出她感受到打败哥哥的胜利感，以及这胜利感在此时被重新唤起及强化。但这项胜利是来自于能控制内化的母亲和哥哥，以及打败他们。在这个阶段，对内在客体的控制被强化了，于是她自己的不幸和哀伤也被置换到她内化的母亲身上。她的否认机制再度开始运作。她否认自己的精神现实，否认自己与内在母亲其实是同一人，是一起在受苦。否认对内在母亲产生同情与爱，反而强化对内化客体的报复与胜利感，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这些内化客体因为她自己的报复感觉，而变成了迫害的形象（persecuting figures）。

这个梦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征兆，表示A太太在潜意识中愈来愈认知失去儿子的是她自己（显示否认正在减少）。在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穿了一件有白色领子的黑色洋装。而梦中的那个女人穿着的黑洋装，领口处也有一圈白色的东西。

做了上述那个梦的两天后，她再度做梦：

她跟她的儿子一起飞着，然后她儿子不见了。她觉得这代表他死了——他溺死了。她觉得自己好像也会溺死——但是这时她奋力一搏，脱离了危险，回到活着的世界。

联想显示，她在梦里决定不跟她儿子一起死，而要活下来。即使是在梦里，她似乎也觉得活着是好的，死是不好的。在这个梦里，她的潜意识比两天前的那个梦，更能接受她已经失去儿子的事实。哀伤与罪疚感变得比较接近。胜利感表面上似乎消失了，但分析显示，其实它只是减弱而已。她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满足，相对地，儿子则已经死了，这点仍显示出她的胜利感。已经浮现的罪疚感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胜利感。

我不由得在这里想到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每个显示原欲与失落客体链接的记忆和预期，都会遭遇客体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判决。而自我在此时就会跟过去一样，疑惑自己会不会跟客体有同样的命运。但由于自己还活着而衍生出来的自恋满足，便能说服自我切断跟已死亡的客体的连结。”（S.E. 14, p.255）弗洛伊德似乎认为胜利感元素不会出现在正常哀悼中，但我认为，这种“自恋满足”其实就包含了较温和的胜利感元素。

进入哀悼第二周后，A太太发现观看风景优美的乡下房子，以及希望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可以带给她一些慰藉。但是这些许慰藉很快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哀伤绝望打断。她现在经常哭，因流泪获得纾解。她之所以能从看这些房子得到慰藉，是因为她能借由这项兴趣在幻想中重建她的内在世界，也是因为她会借由知道其他人的房子和好的客体仍旧存在，而感到满足。根本上而言，这代表她在内在与外在世界重新创造自己的好父母，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快乐而有创造性。在她心里，她借此补偿了父母，弥补自己在幻想中杀死了他们小孩的罪过，也避免了他们的愤怒。因此她不再那么恐惧自己儿子的死，是她父母为了报复而加之于她的惩罚，也不再那么强烈地觉得她儿子是借由死来打击她，惩罚她。当这样的怨恨和恐惧减轻后，哀伤才能完全宣泄出来。之前怀疑和恐惧感的强化，增强了她被内在客体迫害和掌控的感觉，也使她更强烈地想反过来掌控他们。这些都表现在她内在关系和感觉的僵化（hardening）上——也就是她躁动防卫机制的增加（在第一个梦中显现出来）。如果哀悼者能相信自己和他人的“好”，因此减少恐惧，而降低这些防卫机制，就能完全臣服于自己的感觉，并用哭泣宣泄对实际失落的哀伤。

跟感觉的宣泄密切相关的投射与射出（ejecting）历程，似乎在某些哀伤的阶段会被一种广泛的躁动控制所抑制，而在这种控制放松时，才能再度比较自由地运作。哀悼者不但经由哭泣表达自己的感受、减轻紧张，更因为在潜意识里泪水等同于排泄物，因此他也借由哭泣排出他“坏的”感觉和“坏的”客体，而能从哭泣中获得更大的纾解。当内在世界有较大的自由，就表示内化的客体不再被自我牢牢控制，而能有较大的自由，也就是容许客体本身有更大的感觉上的自由。在哀悼者的心里，他内在的客体也同感哀伤。在他心里，他们分享他的哀伤，就像真实的好父母会做的一样。诗人说：“天地同悲。”我相信，在这里“天地”就代表了内在的好母亲。但是内在客体之间是否能同理与分享哀伤，同样与外在客体息息相关。如我之前所说，当A太太较能信任实际的人事物，并且得到外界帮助时，就比较能放松对自己内在世界的躁动控制。因此当内射（以及投射）更自由地运作时，主体也能从外界得到更多的“好”与爱，在内心感受到更多善与爱。在哀悼的早期，A太太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她的失落是她试图报仇的父母加诸她身上的惩罚，但现在她已经能在幻想中感受到她（早已去世）父母的同情，以及他们试图支持她、帮助她。她感觉他们也承受了严重的失落，跟她同样哀伤，就像他们如果还在世会有的感受一样。在她的内在世界里，严苛与怀疑已经降低，哀伤随之增加。她流下的眼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内在父母流下的眼泪，而她也想安慰他们，就像他们在她的幻想里也会安慰她一样。

如果主体逐渐重获内在世界的安全感，就会开始容许自己的感觉和内在客体重生，重新创造的历程于是展开，希望重新出现。

如我们在前面所见，这样的变化来自于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两组感觉的特定转变：被害感减少，以及完全感受到对失落客体的渴慕。换句话说，就是怨恨消退，而爱被释放。被害感在本质上必定是由怨恨而滋长，又反过来滋长怨恨。更进一步而言，被“坏”客体迫害和监视的感觉，必定使主体觉得需要持续地监视这些客体，而导致主体更依赖躁动防卫机制。这些防卫机制，由于主要都用于抵抗被害感（而非抵抗对所爱客体的恋慕），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施虐与强烈的性质。当迫害降低时，对客体的敌意依赖，以及相伴的怨恨，也就降低了，而躁动防卫机制也就放松了。主体会渴慕失落的所爱客体，所以也会对他依赖，但这种依赖会激发主体去修复和保存客体。这种依赖是以爱为基础，所以有创造性，但以迫害与怨恨为基础的依赖不但贫瘠，甚至更有破坏性。

因此当主体彻底感受哀伤，绝望升到最高点时，对客体的爱也最是高涨，哀悼者也会更强烈感觉内在和外在的生命终究都会延续下去，而失去的所爱客体可以保存在心里。在这个哀悼阶段，痛苦能带来创造力。我们知道各种痛苦经验都可能激发升华，甚至引发某些人新的天赋，让他们在挫折和磨难的压力下，开始画画、写作或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有些人会在其他方面变得有创造力，例如更能欣赏人事物、与别人相处时更宽容，或是变得更有智慧。我认为，人便是经由类似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哀悼历程各阶段，才能得到这样的收获。也就是说，不快乐经验引起的任何痛苦，不论是什么性质，都跟哀悼有共通点。它会重新启动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遭遇和克服任何类型的逆境所需的心理工作，都跟哀悼有相似处。

哀悼历程中的任何进展似乎都会加深个人与内在客体的关系；使个人感受在失去客体后又重获客体的快乐（“天堂失落又重得”）；增加对客体的信任与爱，因为客体被证实毕竟还是善良而有帮助的。这跟年幼的孩子慢慢建立自己与外在客体的关系，非常类似。因为幼儿对客体的信任，不但来自于快乐的经验，也来自于发现自己在克服挫折和不愉快的经验后，还能保存好的客体（在外在与内在世界里）。在哀悼工作里，躁动防卫放松，生命于内在世界重生，内在关系变得更为深化，这个阶段非常类似于婴儿在早期发展中逐渐独立于外在和内在客体的阶段。

我们回到A太太的例子上。她能够因观看漂亮的房子而获得慰藉，是因为她逐渐觉得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儿子与父母。生命在她的心里和外在世界里重新开始。这时候她又能做梦，并在潜意识中开始面对自己的失落。她现在比较想见朋友了，但是一次只能见一个人，只能见很短的时间。然而，这种获得较大慰藉的感觉，仍不时被痛苦的时刻打断（哀悼历程跟幼儿发展一样，主体内在的安全感不是以直线方式增加，而是一波波不断后退又前进）。例如，在哀悼几周后，A太太跟一个朋友在熟悉的街道散步，想要重新建立旧有的情感连结。但她突然意识到街上的人多到让她难以承受，房子都显得怪异，而阳光则像是人造的一般虚假。她不得不躲到一间安静的餐厅里。但在餐厅里，她又觉得仿佛天花板就要塌下来，而四周的人都变得模糊不清。她自己的房子突然变成全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分析明确地显示出，周围那群人骇人的漠然态度，其实是在反映她自己的内在客体。在她心里，这些内在客体已经变成许多“坏的”迫害客体。她觉得外在世界是人造的、虚假不实，是因为她暂时无法再相信内在世界的“好”。

许多哀悼者在重建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时，进展之所以很小、很缓慢，是因为他们必须跟内在的混乱搏斗。基于同样的道理，婴儿在客体世界中发展信任时，一开始也只能跟少数几个他爱的人建立联系。婴儿客体关系发展的逐步而缓慢，无疑是有许多原因的，例如他的智能未成熟等，但是我认为他内在世界的混乱状态也是原因之一。

幼儿忧郁心理位置，与正常的哀悼的差别之一是，当幼儿失去对他而言代表“好”、帮助和保护客体的**或奶瓶时，即使母亲在面前，他也会感到哀伤。但是对大人而言，是因为实际上失去了真实的人，才会感到哀伤。但是因为他已经在生命早期，在自己心里建立了“好的”母亲，所以能借此抵御令人难以承受的失落。然而，年幼的孩童最害怕的是同时失去外在与内在的母亲，因为他还没有在心瑞安稳地建立起内在的母亲。在这样的挣扎中，与实际母亲的关系会带来莫大的帮助。同样地，如果哀悼者有他爱的，能与他分担哀伤的人，而且他能接收他们的同情，就比较能恢复内在世界的和谐，也比较容易减轻恐惧和痛苦。

我在前面描述了我在哀悼工作和忧郁状态中观察到的一些历程，接下来，我想将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跟亚伯拉罕的研究加以比较。

亚伯拉罕参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并在研究抑郁症背后古老心理历程的本质后，认为正常哀悼中也会有同样的这些心理历程。他的结论是，正常的个人能在哀悼时，成功地在自我里面重建失去的所爱对象，而抑郁症患者则无法做到这点。亚伯拉罕也描述了影响哀悼工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些基本要素。

但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虽然正常哀悼的重要特征是个人能在内心重新建立失落的所爱客体，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他是在哀悼过程中，重新恢复（reinstate）这个客体，和他觉得他所爱并失去的其他所有内在客体。所以他其实是在重新发现他童年时就已经获得的东西。

如我们所知，个人在早期发展时就已经在自我中建立了自己的父母（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是在了解抑郁症和正常哀悼中的内射历程时，发现了正常发展过程中超我的存在）。但是关于超我的本质和个人发展超我的历史，我的结论则不同于弗洛伊德。我过去就经常指出，从生命之初就开始的内射与投射的历程，让我们在心里建立了所爱与所恨的客体。这些客体被分别认为是“好的”跟“坏的”，彼此间互相关联，也跟自我互相关联。也就是说，他们构成了一个内在世界。这群内化的客体被组织起来，并伴随着自我的构成，而在心智的较高层次形成超我。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一种现象，是建立在自我中实际父母的声音与影响。但根据我的发现，我认为超我是一个复杂的客体世界，而个人是在深层潜意识里感觉这个世界是具体存在他体内，因此我跟一些同事称此为“内化的客体”和“内在世界”。多得难以计数的客体被自我包含进来形成了内在世界，这些客体一部分来自于儿童在发展过程的各阶段里，出现在儿童潜意识中许多不同层面（不论好坏）的父母（和其他人）。此外，这些客体也是由许多实际的人，在不断变化的外在经验和幻想经验中，被个人持续内化的结果。所有这些在内在世界里的客体彼此之间，以及其跟自我之间，都有无限复杂的关系。

我在此将超我组织的描述应用于哀悼的历程，并与弗洛伊德的论述做个对比，就能更清晰地说明我论述这项历程时的特点。我认为，在正常哀悼中，个人重新内射并重新恢复的，除了实际上失去的客体以外，也包括他觉得“好的”内在客体，也就是他所爱的父母。当失落实际发生时，他的内在世界，也就是这个他从小就开始建立的世界，也在幻想中同时被摧毁了。而个人必须重新建立这个内在世界，才能成功完成哀悼工作。

分析师必须了解这个复杂的内在世界，才能找出并化解过去未知的各种早期焦虑情境。因此这样的认知对相关理论和治疗，应该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我也相信，唯有将这些早期的焦虑情境纳入考虑，才可能更彻底了解哀悼问题。

我要在此说明跟哀悼有关，而且我发现也与躁郁状态密切相关的一项焦虑情境。我指的是，个人会对内化父母进行毁灭性的**感到焦虑，并会觉得内化的父母和自我都不断受到暴力毁灭的威胁。以下我将摘录一位病人D的几个梦。D是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男性，有强烈的偏执和忧郁特质。我不会在此描述该案例的整体细节，只会集中于说明病人母亲的死，如何在病人心中激起这些特定的恐惧和幻想。在我讨论的时候，病人的母亲已经病重一段时间，并且陷入半昏迷状态。

有一天在分析时，D以怨恨刻薄的口气谈到他母亲，指控她一直让他父亲不快乐。他也谈到他母亲的家族里曾有一个人自杀，还有一个人发疯。他说他母亲已经好一段时间“一塌糊涂”。他也两度用“一塌糊涂”这个词形容自己，然后说：“我知道你要把我逼疯，然后把我关起来。”他讲到一头动物被关在笼子里。我诠释说，他觉得他发疯的亲戚和他一塌糊涂的母亲都在他里面。此外他恐惧被关到笼子里，多少暗示他在心底深处恐惧把这些人包含在自己体内，使自己也发疯。然后他告诉我他前一晚的梦：

他看到一头公牛躺在农场院子里。这头公牛还没有真的死掉，看起来很危险，令人毛骨悚然。他站在公牛的一边，他母亲站在另一边。他逃到房子里去，但觉得自己不应该抛下母亲单独面对危险。但他隐约地希望她能逃走。

我的病人对这个梦产生的第一个联想，是关于当天早上把他吵醒，让他很不高兴的那只黑鹂鸟，这让他自己都很惊讶。接着他讲到他出生地美国的水牛。他一直都对水牛很有兴趣，看到时也会被它们吸引。此刻他说有人会射杀水牛，拿它们来当作食物，但是水牛已经快要绝种，应该受到保护。然后他说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男人因为怕被站在旁边的公牛踩死，被迫在地上躺了好几个小时，动弹不得。他也联想到一个朋友农场里，一头真正的公牛。他最近才看过那头牛，而他觉得那头牛让人不寒而栗。这座农场在他的联想中代表他自己的家。他许多童年时光都是在他父亲拥有的一座农场里度过。在这当中，他还联想到花的种子从乡村散播出来，在城市的花园里落地生根。当天晚上D见到那座农场的主人，强烈劝他要小心控制那头公牛（之前D就听说过那头公牛不久前破坏了农场上的一些建筑）。病人就在同一天晚上，接到母亲过世的消息。

我接下来对病人指出这头公牛攻击他母亲是带有性意涵，并将此连结到他对于那天早上被鸟吵醒的恼怒（他对关于公牛的梦所做的第一个联想）。我提醒他说，在他的联想里，鸟经常代表人，而这些鸟发出的噪音——其实他已经很习惯这种声音——对他而言则代表他父母有危险性的**。当天早上这种声音之所以如此让人无法忍受，是因为那个公牛的梦，也是因为他对母亲的病危感到严重焦虑。对他而言，他母亲的死代表被他内心的公牛摧毁，因为他已经开始哀悼，所以把她内化在这样危险的情境里。

我也指出这个梦中较代表希望的层面，例如他觉得母亲或许可以自己逃离公牛，他事实上很喜欢黑鹂鸟和其他鸟类等。我也指出这些素材里呈现的修复和重新创造的倾向，例如他父亲（水牛）应该受到保护，也就是免于受到病人本身的贪婪伤害。我也提醒他，他想把他喜爱的乡村的花朵种子散播到城市里，这代表他跟他父亲创造出新的婴儿，作为对他母亲的弥补——这些活生生的婴儿也可以让她的生命延续下去。

在经过这些诠释之后，他终于能告诉我，他母亲前一晚就过世了。他接着出乎寻常地承认，他完全了解我对他诠释的内化历程。他说他接到母亲过世的消息后，觉得恶心想吐，但即使是在当时，他也觉得没有生理因素可以引起这个反应。现在他觉得这似乎确认了我的诠释，显示他确实内化了他与垂死父母对抗的整个想象情境。

在这次分析时间里，他流露出强烈的憎恨、焦虑和紧张，但几乎没有任何哀伤。但是在我诠释之后，分析时间快结束时，他的情绪软化下来，某些哀伤显现出来，他也感受到了些许慰藉。

在母亲丧礼过后的那天晚上，D梦见X（对他而言形同父亲的人），以及另一个人（代表我）想要帮他，但是他却必须对抗我们才能活下去，就如他说的：“死神要取我性命。”在这次分析时间里，他再度怨恨地说精神分析会让他崩溃瓦解。我对他诠释说，他觉得给予帮助的外在父母，同时也是跟他对抗的，试图将他瓦解，会攻击并摧毁他的父母，也就是他内心那头半死的公牛和垂死的母亲。他也觉得我本身跟精神分析就代表他体内的危险人物与事件。他告诉我，在他母亲的丧礼上，他曾一度怀疑他父亲是否也死了，这也证实了在他心里，他内化的父亲濒临垂死或已经死去（他的父亲在现实里仍然活着）。

在这次分析时间快要结束，他的憎恨和焦虑也降低之后，他再度变得比较合作。他提到说，他前一天从他父亲房子的窗户望向花园，觉得很寂寞，并在此时看到草丛里有一只鲣鸟，觉得很讨厌。他认为这只讨厌的、爱破坏的鸟可能会扰乱别的鸟，下蛋在别人的鸟巢里。然后他联想到他在不久前，曾看到许多束野花被丢在地上——可能是小孩子摘下来之后乱丢。我再度诠释说他的憎恨和苛刻是他防卫机制的一部分，用来抵抗哀伤、孤单和罪疚感。那只会带来破坏的鸟，还有那些搞破坏的小孩，就跟以前常有的例子一样，都代表他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摧毁了父母的家与幸福，还杀害了他母亲肚子里的孩子，进而杀了他母亲。在这方面，他的罪恶感来自于他曾在幻想中直接攻击母亲的身体。而在那个公牛的梦里，他的罪恶感则来自于他将父亲变成一只危险的公牛，实现他的施虐愿望，并间接攻击了他母亲。

D在母亲丧礼过后的第三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

他看到一辆巴士不受控制地朝他冲来——显然没有人驾驶。巴士朝一间小屋冲去。他看不到那小屋怎么了，但他知道它“肯定会烧起来”。然后两个人从他后面出现，打开了小屋的屋顶，往里面看进去。D说他“看不出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样会有帮助。

这个梦显示他恐惧父亲借由他自己同时也希望的同性恋行为，将他阉割。此外，这个梦也表达了跟公牛的梦相同的内在情境——他母亲在他心里的死亡，以及他自己的死亡。那间小屋代表他母亲的身体、他自己，还有他心底的母亲。在他心里，巴士摧毁小屋象征的危险**不但发生在他母亲身上，也发生在他身上，最重要的是，发生在他心底的母亲身上，这也是最主要的焦虑来源。

从他后面出现（他当时指着我的椅子），并打开屋顶的两个人，表示他自己跟我两个人看进他的里面和他的心底（精神分析）。这两个人也代表我是他父母结合的“坏”角色，包含了危险的父亲，因此他怀疑看进小屋里面（分析）能带给他什么帮助。不受控制的巴士也代表他自己跟他母亲进行危险的**，并表达他对自己的“坏”**的恐惧与罪疚。在他母亲还没过世，但已经开始重病时，他发生一次意外，开车撞上路边一根杆子，还好没有严重后果。这似乎是潜意识的自杀企图，是他想要摧毁内在的“坏”父母。这场意外也代表他的父母在他内心进行的危险**，因此是一场内在灾难的行动化（acting out）与外化。

父母经由“坏的”**结合的幻想，或者说，是随之而来的各种情绪的累积，包括欲望、恐惧、罪疚感等，相当程度地干扰了他跟父母双方的关系，并在他的疾病和他整体的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父母实际**所引发的情绪做分析，尤其是经由分析这些内化的情境，病人才能真正感受对母亲的哀悼。但是他从小到大一直在抵挡由婴儿期的忧郁感觉而衍生出来的，关于失去母亲的忧郁和哀伤，也一直否认自己对母亲深刻的爱，所以潜意识里，他一直在强化自己的憎恨和被害感，以免要忍受失去深爱的母亲的恐惧。当他对自己的破坏性不再如此焦虑，对自己修复和保存母亲的能力也更有信心后，被害感随之减轻，而对母亲的爱也逐渐浮现上来。但是同时他也愈来愈感受到对母亲的哀悼与渴盼，这是他从小就一直潜抑否认的。当他哀伤而绝望地经历这段哀悼历程时，他对母亲深埋的爱也愈来愈明显，他跟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有一次，他提到一段愉快的童年回忆，并且说出“我亲爱的老爸老妈”——这是他从来没用过的说法。

我在本文及前一篇论文中，都讨论到个人无法成功克服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的深层原因。这种失败可能会导致忧郁症、躁症或妄想症。我在上述论文中便指出自我可能使用几种方式，以企图逃避忧郁心理位置可能带来的痛苦，包括投奔内在的好客体（可能导致严重的精神病），或投奔外在的好客体（可能导致精神官能症）。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基于强迫、躁动和偏执防卫机制，而产生的方法。每种方法的使用比例虽然会有个别差异，但在我的经验里，都有同一目的，要让个人能逃避忧郁心理位置带来的痛苦（如我先前指出，这些方法在正常发展中也都扮演一定角色）。对无法感受哀悼的人进行分析时，就可清楚看到这点。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拯救所爱的客体，并在内心安稳地恢复他们，因此会比之前更强烈地抗拒他们，否认对他们的爱。这表示他们整体的情绪都可能被抑制，但有些人则只有爱的感觉被压制，憎恨反而被增强。在此同时，自我还会利用各种方式处理被害恐惧（憎恨愈被强化，被害恐惧就会愈强烈）。举例来说，内在的“坏”客体被以躁动的方式征服，无法动弹，并同时被否认，又被强烈投射到外在世界里。有些无法感受哀悼的人可能必须严厉地限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使自己整体个性变得贫乏，才能避免爆发躁郁症或妄想症。

这类型的人是否能维持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经常取决于这些方法如何交互作用，以及个人是否能在其他层面，仍然保有他们否认的、对失去客体的爱。与那些在他们心里不会太接近失去客体的人维持关系，或对一些事物和活动保有兴趣，可能都会吸收一些属于正失去之客体的爱。虽然这些人际关系和升华都会有一些躁动和偏执特质，但确实能提供一些慰藉，并减轻罪疚感，因为经由这些关系与活动，被拒绝及因此被摧毁的所爱客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恢复而保有。

如果我们的病人经由精神分析，而减少对破坏与迫害的内在父母的焦虑，憎恨便会随之减少，进而使焦虑进一步降低。此时病人就能修改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不论父母是否在世——并在某种程度内恢复他们，即使实际上有怨恨的理由。当病人有这样较高的宽容后，就可能在心里、在“坏的”内在客体之外，较安稳地建立“好的”父母形象，或者更进一步因为信任“好的”客体，而减缓对“坏的”客体的恐惧。这表示他们将能充分感受情绪——哀伤、罪疚、哀悼，以及爱和信任——而度过哀悼历程，之后还能加以克服，最终并做到小时候未能做到的，克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

总结来说，在正常的哀悼、异常的哀悼，以及躁郁状态中，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都会重新启动。包含在这个专用词汇下的复杂情感、幻想与焦虑，其本质就足以支持我的论点，也就是儿童在早期发展时会经历短暂的躁郁状态及哀悼状态，并经由婴儿期精神官能症加以修正。在度过婴儿期精神官能症之后，婴儿期忧郁心理位置就会随之被克服。

异常哀悼及躁郁状态，与正常哀悼之间的根本差异是：躁郁症患者与无法完成哀悼工作的人，虽然彼此的防卫机制可能截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无法在童年早期，在内在世界建立内在的“好的”客体，并觉得安全。他们都没有真正克服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相反地，在正常哀悼里，早期的忧郁心理位置会因为失去所爱的客体而被重新唤起，再度被修正，并借由自我在童年使用的类似方法加以克服。个人在内心修复他实际上失去的所爱客体时，同时也是在自己内心重建他最初的爱的客体——也就是“好的”父母——因为在失落实际发生时，他会担忧也会失去这内心的客体。个人借由在内心恢复“好的”父母及最近失去的人，重建因此分崩离析遭受威胁的内在世界，而能克服自己的哀伤，重获安全感，并达到真正的和谐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