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环节是思考

中小学教育的任务是给学生打基础，这种基础不仅指掌握基础知识，而且包括基本能力的培养，其核心是创造性思维能力。我们不能要求中小学生有重大的发明创造，但我们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就是要让学生思考，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养成探索精神，凡事问一个为什么，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用另一种方法解释。从小有了这种创新意识，长大了，掌握的知识丰富了，他就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创新。

光读书不思考是不够的，有知识并不等于有智慧，知识多不会灵活运用就变成书呆子了。学生在活动中会产生很多疑问，总想寻求答案，所以老师要通过学生的活动来建构知识，来激活他们的思维。课堂教学中如果只有老师讲，学生被动地听，学生没有活动，思维就激活不起来，学生对学习就会缺乏兴趣。好的方法总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增长智慧。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学习而不思考，学习的知识就不能理解透彻，就不能举一反三。这就需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在思考的过程中就能提出很多问题来。我们的教育缺乏让学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重结果而忽视过程，在课堂上满讲满灌，在课下又布置了许多作业，让学生用什么时间去思考？只有让学生有时间思考，有时间去广泛学习其他知识，知识面拓宽了，思路打开了，就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孩子生来就有好奇心，从会说话开始就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新鲜感，总想问一个为什么。随着知识的增长，问题会更多。不会提问的学生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课程改革应该培养学生会思考、会提问题。

第三环节是实践

教育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也是生产力。学校是创造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地方，要想创造知识，就不能离开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我们要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那就要把教育和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生产结合起来，与社会的生活结合起来，尤其是信息社会更是如此。所以说，我们要引领我们的学生走向世界去实践。

教育应该是全方位的，过分重视书本的传授确实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端。应该提倡给学生更多自己活动的空间，包括自学的空间。书本知识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素质教育有两个重点，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践就是一个从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过程，教学必须通过实践对所学知识加以消化、吸收、检验和批判，进而有所创造。所以，要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志愿者活动。促进学生了解社会，拥有爱心，增强社会责任感。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立德树人，道德教育不是说教，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我觉得道理是要跟学生讲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里面，让孩子去实行、去体验。道德教育对小孩来说首先是养成一种习惯，另外就是让他们在活动当中判断是非。道德教育的过程就是学生在实践过程当中，在活动过程当中，通过一些矛盾，通过一些斗争，使思想得到一个提升，矛盾解决了，他的道德水平就会提高一步。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知识传授，这个知识的传授一定要和具体行动结合起来。

总之，在书中可以获得丰富的知识，读书也能培养一个人好的品质。但读书还得思考，读过的知识才能进一步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然后再到生活中去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通过读书来获得真知，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从这一意义上讲，“读书、思考、实践”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也是一个回旋的过程，它构成了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基石。

第四环节是要从小书房走向大世界

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环境，小书房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小书房中读书，在小书房中思考问题，最终还要能走出书房，走向世界，培养有远大理想、宽阔胸怀、有国际视野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民。

我们中国的教师需要有两方面的根基：一是中国文化的根；二是国际文化的视野。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必须有中国文化的底蕴，坚持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如在教育上应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学相长”，重视人格素养，以自己的道德文章教化学生；二是要有开放的心态，吸收世界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和先进的教育经验，讲民主、讲科学，尊重学生，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信息交流越来越快，地球变得小了，教育的开放性、国际性越来越强。教育不能不纳入全球化的轨道。教育只有加强开放的力度，才能够吸收世界优秀文化，为我所用。

山观实验小学做的是“在小书房中读书”，想的是大世界、大天地，说明孟彩娟校长和她的学校是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国际的眼界的，是能做出学校的特色来的。什么是办学特色和特色学校？通常人们对学校办学特色有一种误解，认为学校办一些特长班，或者组织一些特长的小组团队，就认为是学校的办学特色。特色是根据学校历史、学校环境，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发挥自身的优势所形成的独具个性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区别于其他学校的办学模式。特色学校就是在办学方面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为全校师生认同，并朝着目标去努力，取得显著成绩，为其他学校和社会认可的学校。中小学虽然不像大学那样是文化的中心，但是由于各校的历史不同、地域环境不同、办学的理念不同，各校也会有自己的特色。山观实验小学在“小书房”中有办学的大思想，这才叫真正的特色。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学校真正的特色还在于学校的文化建设上。学校文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起来的，它是几代人的努力积淀下来的。希望山观实验小学继续把“小书房读书活动”引向深入，产生更好的办学效果，并经过全校师生长期的努力建立起具有本校独立风格的特色文化。

悼念教育家、思想家、教育革新家吕型伟老师[9]

昨天上海来电话，说吕老去世了。我先是为之一惊，然后感到无限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睿智的教育家，一位良师益友。虽然早已知道他近年来身体欠佳，常住医院，但总想他这样乐观、豁达的人一定能战胜病魔挺过去，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痛哉！哀哉！

去年（2011年——编者）12月19日我到上海华东医院去看望他，那时他精神很好，说自己没有什么毛病，但医生不让他出院，只在节假日回家。他的床头柜上、窗台上摆满了书籍和报纸杂志。他说，什么书都看，住在医院里“寂寞啊，寂寞啊”！吕老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一生为教育奔波，过了耄耋之年，还领衔未来教育综合改革的课题，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访了我国各地的许多中小学校，具体指导这些学校的教育改革。现在把他关在病房里，他哪能不寂寞啊？

我和吕老相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是学会的学术委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特别是1986年春天，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师范教育代表团到日本考察，吕老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个多星期的共同生活使我更加认识了这位睿智的、豁达的、风趣的教育家。和他在一起你不会感到寂寞，他会给你讲许多他经历的故事。他17岁中学毕业就在浙江家乡山区当校长，后来上了浙江大学教育系，参加了地下党。他会告诉你，当年怎么巧妙地与国民党做斗争。上海解放，他接管了旧学校，当了中学校长。他还会告诉你，他曾带领上海的教师去参加土改，因为没有正式的住处，曾经一个人住在寺院中的寿材里。他风趣地说：“我是睡过棺材的。”说到风趣处，让你忍俊不禁。

大约是20世纪末，他在家乡新昌参加母校的校庆，忽然头晕，说话也语无伦次，去医院发现头颅里渗血，经过引流、清洗，很快就康复了。他病后照样到处跑，看见我们就说：“我是被洗过脑的，现在新的头发又长出来了，哈哈！”他就是这样一个乐观、风趣的人。

吕老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他对教育有三句极为精辟深刻的话，他说：“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多么精辟！

吕老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他一生就是在践行这三句话，吕老70多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的实践，他担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校长、教育局局长，从事过教育研究工作，而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吕老是一位教育革新家，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提出许多教育革新的思想。他常常讲，教育是未来的事业，要向前看，考虑未来的教育。他把他的两本教育文集分别起名为《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一生为未来》，充分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吕老的教育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培养创新人才。研究儿童也好，提倡第二渠道也好，动脑动手也好，都是为了儿童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创新人才。他认为，教育首先要把所有儿童培养成人，然后培养成才。培养成人就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从小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吕老非常重视拔尖人才的培养。讲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素质，不等于千篇一律，没有差异。人的能力是有差异的，他反对把人“标准化”。他说：“我的60年的教育生涯，观察了成千上万名学生在离开学校以后的发展，使我形成了这样一条教育的信念，即‘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只要能扬其长而避其短，人人都可以成为出色的人才。”他认为，在讲教育平等的时候，不是用一个标准来培养人，要重视英才教育，培养大师级人才。

吕老特别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他认为，人的潜能总是蕴藏在个性里面，“有价值的人一定是有个性的人”。因此，教育要重视个性，善于发现个性，研究个性，发展个性，基础教育阶段要在教学策略上采取灵活的措施，鼓励个性的发展，只有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出世界级的顶尖人才。

我和吕老有着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我是在吕老的信任、指导、帮助、支持下成长起来的。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编纂《教育大辞典》的工作。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学术会议。时任会长张承先、时任副会长刘佛年和吕老提出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并且提出让我任主编。我开始不敢接受，怕不能胜任。他们认为此项工程巨大，需要年富力强的学者长期努力完成，因而鼓励我把这个重任担当起来。这部书从分卷到增订合卷本共用了12年的时间。吕老作为领导小组成员，每次大辞典开编委会、审稿会都来参加，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教育大辞典》顺利完成。

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因时任会长张承先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需要换届。又是吕老一再建议由我来担任会长。这10多年来，他经常参加学会的活动，不仅给学会活动增色，而且是对我个人的极大支持，也使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虽然年龄相差10来岁，但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我们不仅有教育实践的相同经历，而且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种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的。现在吕老走了，我们悲痛，但是寿无金石，我们只有努力工作，薪火相传，使吕老的精神永存！特作挽联如下：

教育是事业、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精辟语言论教育；

一生为人民、一生为孩子、一生为未来，贡献教育于一生。

怀念陈元晖先生[10]

陈元晖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不是他直接的门下弟子，但他确实是我的老师。还是在1962年，北京师范大学办了一期中国教育史研究班，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就是这个研究班的老师。当代教育史学界著名学者王炳照、陈德安等都是这个班的研究生。我当时刚从师大附中工作4年后回到教育系任教。因为我早年留学苏联，在国内教育系没有读完，特别是没有学过中国教育史，因此感到要补上这门课，于是抽空就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去旁听，听了陈元晖先生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后来又认真拜读了他的专著《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使我对中国教育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陈元晖先生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但对教育时时关心，继续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为了发展教育科学，他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一起，在社科院召开了几次教育座谈会。我当时任北师大教育系主任，他就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年轻气盛（其实也不算年轻了，已近50岁了），在座谈会上总要发表点奇思异想，陈元晖先生不但没有批评我，还支持我、鼓励我。我当时说，我国对教育科学不够重视，养猪的有畜牧研究所，吸烟的有烟草研究所，培育人的却没有教育研究所；各行各业都有学会，连钓鱼都有协会，从事教育工作的上千万教师却没有教育学会。我强烈呼吁恢复中央教科所，成立教育学会。于光远、陈元晖非常支持我的发言，并决定开一个教育界的大会来呼吁国家和社会重视教育，陈元晖还推荐我在大会上发言。那就是1978年秋天在公安部礼堂召开的千人大会。与此同时，当时的教育部领导董纯才、张健等同志也在竭力为恢复中央教科所和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向中央报告，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中央教科所很快得以恢复，中国教育学会也在1979年4月成立。陈元晖先生和我都成为中国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1980年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学科评议组，评审硕士、博士授权单位和专业，评审博士生导师的资格。陈元晖先生就是最早的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1983年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我也忝为评议组成员，于是我和陈元晖先生的交往就多了起来。他为人耿直、学风严肃，在学科评议组会议上，总是秉公办事，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总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陈元晖先生是我们北师大教育系的兼职教授，经常到教育系来讲课，帮助指导博士研究生，参加博士研究生的答辩。我向陈先生学习了许多知识，特别学习了他为人治学的精神。陈元晖先生学识渊博，精通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他治学严谨，在教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在中国教育近代史研究中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了深入的剖析；对我国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满怀热情，深入探讨；对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深刻的论述。

陈元晖先生晚年患病在家，但仍然念念不忘中国的教育事业，我们去看访他，话题依然是教育，其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小学语文教学一代宗师——袁微子先生[11]

1980年夏天在大连召开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选举郭林为会长、袁微子为副会长，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地把我选为常务副会长，于是我就和小学语文教学结上了缘，更是和袁微子先生结上了缘。以后多次开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会时我们就会在一起。记得最亲密的一次是1981年在长沙开理事会，在湖南宾馆我们住在一起，本来是一个套间，为了工作方便，他住在外间，我住在里间。我虽然也当过小学教师，既教算术又教语文，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也只是为了混饭吃，并不知道小学语文教学的要领，更不知道小学语文教学的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师范大学学习、在苏联留学，到小学实习，才对小学语文教学是怎么一回事略知一二，但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因此参加会议我总是抱着学习的态度。长沙会议时，会长郭林同志因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未能出席会议。我作为常务副会长只好主持会议，但实际的研讨是袁微子先生在引领。当时正值“**”以后拨乱反正时期，新的教学计划和语文课本刚刚出版。新的教学计划怎么把握，新课本如何教学，大家还很迷惘，需要专家的指引。袁先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许多老师不仅在会上研讨，而且会后来向袁先生请教。每天晚上套间的外屋不断有老师来访，所以袁先生都得不到很好休息。有一次，我一觉醒来，看到袁先生还在工作。可能为了解乏，袁先生手指头上总是夹着一支香烟，桌上放着一杯浓茶。

那次长沙会议可以说是小学语文界的一次盛会，小学语文教学界的老前辈们会聚在一起，有南京的斯霞老师、北京的霍懋征老师、上海的袁微子老师，李吉林老师那时还只能算是中年教师，还有一批师范大学的小学语文教学专家。会议热闹非凡，也有许多争议，有主张集中识字的，有主张分散识字的；有主张以作文为中心的，有主张以阅读为中心的；李吉林则推出了情境教学的实验。大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会议在袁先生的引领下开得非常成功。

对我来说，和袁微子先生在一起学习了许多语文教学的知识。袁微子先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对小学语文教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认为小学语文教学首要任务是育人，是立德树人。他还认为语文既是交流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小学语文教学的任务是既要让学生掌握语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又要理解课文的文化内涵。语文教育界常常有工具论和文化论之争，我通过向袁先生学习，认识到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语文是交流的工具，只有掌握语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语文只是思想的外壳，每篇课文总会有思想感情的内核，只有理解了这些内核，才能更好地掌握运用语文的技能。语文教学就是通过对课文的分析理解来掌握语文的知识和技能的。语文还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学习语文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因此，要把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文化性结合起来。掌握工具，传承文化，立德树人，成为语文教学不可分割的任务。为此，编写好小学语文课本，选择优秀的范文就十分重要，袁微子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袁微子先生是继叶圣陶、吕叔湘先生之后的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代宗师。他在小学和中学直接从事语文教学多年，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小学语文教材30多年。他为我国语文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来纪念他100周年诞辰，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语文教学的理论，继承和发扬他辛勤耕耘、诲人不倦、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一代宗师——袁微子先生诞辰百年纪念》的出版，为我们向袁微子先生学习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承蒙编者约我写序，正好给我提供了缅怀袁先生的机会。正是不尽之思，是为序。

在大乾坤里看教育[12]

傅东缨把他的大教育三部曲之二《教育大乾坤》又寄到我的案头，我惊奇他写作的神速。记得我与东缨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教育三部曲的第一部《泛舟诲海》出版之后，他拿了那本有50多万字的巨作来找我，和我讨论教育问题，那是1998年的事。他告诉我，他要写教育三部曲，第一部是歌颂教师的，第二部是歌颂校长的，第三部是歌颂教育局局长的。他当时任辽宁省铁岭市教委副主任。我当时有点奇怪，不好好当教委副主任，怎么写起教育文学来。后来他让我给教育三部曲的第二部《圣园之魂》写序，不久又很快把第三部《播种辉煌》送到我面前，并且讲述了他写这三部著作的艰辛。他说他走遍了当时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访问了上千名教师、校长、教育局局长，听了几百堂课，一桩桩教育事迹使他激动不已。他觉得需要用全身心来写为我国教育事业贡献一生的人们。我读了他的三部曲，才逐渐体会到他为什么倾心于他的教育文学创作。

东缨是师范出身，大学在辽宁师大文学系读书，对文学创作有天然的爱好。当了教师、教委副主任以后，深刻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对民族、对儿童发展的重要，体会到教师的辛劳和大爱的精神，激发了创作热情。他这种热情像一团火在燃烧，而且越烧越旺，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完教育三部曲以后，他又开始了大教育三部曲的创作。大教育三部曲的第一部《教育大境界》是邀我写的序。我在序中这样写道：“他是用心去感受教育，用脑去思考教育，用行去践行教育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视教育比生命还重要。”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创作出这样的著作。

今天又读到他的大教育三部曲的第二部《教育大乾坤》。《教育大境界》写的是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应有的和现在一批优秀教师已有的境界，他提出了“育德（人）十大境界”，即大师无类、大爱无我、大道无为、大求无境、大净无色、大智无惑、大教无痕、大育无小、大法无术、大路无歧。可以说融入儒、佛、道三家的思想。《教育大乾坤》写的是事，是教育事业。当然事业离不开人。全书分上、下篇。上篇“乾”篇以忧国忧民的热情抨击今天的教育弊端，通过回顾教育的历史，找出教育的源头，以史为鉴；引鉴古今中外教育家、思想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和他们的教育经验来分析当今的教育。下篇“坤”篇是从我国教育界的优秀教师、先进学校的经验中去寻找叩开玄牝之门、破解教育难题的钥匙。

东缨的教育文学创作不是虚构的小说，写的是真人真事，是巨型的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语言讲述教育的大乾坤，用艺术的手法呈现教育的大道理。里面既有火热的教育情怀，又有深刻的教育哲理，也反映了东缨对教育的热爱和教育的智慧。

教育是人类的大活动、社会的大事业。认识教育，需要认识教育的大乾坤，即教育的大世界，不能就事论事，着眼细枝末节。要认识教育的大乾坤，还需要把教育放在社会的大乾坤中。教育是社会大系统里的子系统，离开了社会的大乾坤、大系统，就教育论教育是破解不了今天教育的难题的。我想，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民主化和社会进步，教育的难题总有一天会破解。当然，教育工作者也不能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而是要尽职尽心，办好每一所学校，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要达到教育的大境界，教师要在诲海中泛舟，校长要努力建设好教育的圣园，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努力播种教育的辉煌。我们的教育一定有希望。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13]

我对生命教育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教育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超越自我的重要途径。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一要生存，二要繁衍，三要发展。要生存就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要繁衍就要生儿育女；要发展就要教育、学习，把前辈的生产经验、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而这三者也是分不开的，人类只有不断发展、创新，才能战胜恶劣的环境，获取更好的生存和繁衍的条件。可见教育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通过教育，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的历史。因此我说，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

其实，自古以来的教育家们都是在追求如何使下一代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发展。东西方的教育理念不同，但其理是一。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东方的孔子、孟子，都是追求人的身心的健全发展。但由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教育一方面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接受不到应有的教育，教育的本质被掩盖了，教育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忽视了人的生命的发展。

文艺复兴以来，批判了神统，打破了神权，提倡人权。儿童发展问题逐渐得到教育家、思想家的重视。特别是启蒙思想家如夸美纽斯、卢梭等都关注儿童的自由发展。

20世纪以来，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主张“儿童中心主义”，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再一次引起对儿童生命发展教育的关注。陶行知先生从他的老师杜威那里得到启发，在中国创建“生活教育”，并且把老师的教育理念反转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们两者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关注儿童的生命发展，不过在方法、途径上不同。

至于“生命教育”的概念是何时、何人最先提出来的，已无从考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如何实施。我觉得，近几年“生命教育”之所以热起来，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弊端实在太严重，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压抑了儿童的发展。学生为考试而学习，不是为发展而学习，每天十几小时埋头于沉重的课业负担之中，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思想品质得不到提高，生命受到摧残。现在正有必要再一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所以有识之士发出“生命教育”的呼声，是很自然的事。因此，生命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问题，而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生命教育来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方法，使我们的孩子幸福地生活、健康地成长。

但是对生命教育怎么理解，怎么实施，确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河南大学一批学者较早地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2004年河南大学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中心，这是国内尤其是高校中较早研究生命教育的专门科研机构。之后，河南大学在刘志军教授的带领下，逐步设立了生命教育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研究方向，生命教育已经成为河南大学“大教育学”科研、教学尤其是培养研究生的一个特色和亮点。他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生命教育的原教育研究，研究生命教育的本质、源头；二是生命教育发展的历史；三是生命教育的各种理论流派；四是对不同年龄群体的生命教育要求；五是生命教育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实施。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河南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丛书”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想，广大读者会从中更深刻地理解生命教育的意义和本质，从而更新观念，同时获得开展生命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我无法通读这十卷本的丛书，但我感到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我支持他们的研究，赞赏他们的研究，感谢他们的研究。他们希望我作序，就写这几句，是为序。

不言之教[14]

——读《道德经》有感

夜来无事，翻读历代碑帖书法，偶得《赵文敏书道德经真迹》一册（文明书局1940年版）。除欣赏赵孟頫的书法艺术外，对《道德经》里有一句话，由于职业的敏感而有所感触。《道德经》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我想这很切合现代教育理念。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与老子的说法基本一致。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从教转到学。教育不是教师施教于受教育者，而是学习者自己学习、亲身体悟。这也是《道德经》里一贯主张的自然哲学思想的一种教育观点。《道德经》认为，一切事物发生发展都有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教育就是遵循自然之规律，自由地发展人的自然本性。

前不久，一位精通外语的老同志告诉我，我国文件中常用的“受教育者”这个词，在国外早已不用了，通常是用“学习者”这个词。这反映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念。现代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不是教师把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学习者自己学习、自己体悟，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信念。

那么，还要不要教师呢？教师的作用何在呢？教师当然是需要的，而且在教育过程中，特别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是很重要、很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经常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就是说明教师的重要性。教师重要并不等于教师要包揽学生一切的学习。教师的作用就在于启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为学生设计适合他的学习方案，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道德经》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通常理解道家是无为之学，其实老子认为无为才有所为，为君者无为，老百姓才有所为。所以《道德经》里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这里讲的是为政之道，但引申到教育上，也是这样。教师的无为并不是说不为，而是为了让学生有所为。教师表面上无为，其实是为了放开手让学生有所为。如果教师事事都管着学生，学生难以有为，也难以成长。

无为之治也可以用到教育管理上。教育只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的规律（即是道），教育局局长应该放权给学校，局长的无为让校长有所为；校长要放手让老师改革创新，校长的无为酝酿出老师的新鲜经验。家庭教育也是这样，父母事事都包办代替，孩子的能力就难以发展。

我们现在的教育，层层管得太死了，所以要提倡老子的“不言之教”。

[1] 写于2014年9月1日。

[2] 原载《今日教育》2013年第10期。

[3] 原载《今日教育》2014年第1期。

[4] 原载《今日教育》2014年第2期。

[5] 原载《今日教育》2014年第3期。

[6] 2012年12月30日在钱学森教育思想论坛上的发言。

[7] 原载《语文教育》2006年创刊号，曾载于《野花集》。

[8] 原载《江苏教育研究》2012年第26期。

[9]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2年7月20日。

[10] 写于2013年4月15日。

[11] 《一代宗师——袁微子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序。

[12] 本文为作者读过《教育大乾坤》后给傅东缨的信。

[13] 本文系作者为河南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丛书”作的序。

[14]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