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下结合，就是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所辖大学的教授成立遴选委员会，其中应该以本校教授为主，学生、行政职员都能参与。与此同时，还需要负责制定选拔条件，协助教授们做好公选的调研和把关等，起到协助、监督的作用。

但是最了解学校实际情况的还是本校的教授，因此校长公选依靠的主体是教授，他们在遴选委员会中应该占较大的比例。

校长候选人的办学思想演讲过程应该是公开的，所有教授都可以来参加，还可以给遴选委员会提意见，不过投票权在遴选委员会。

遴选委员会负责筛选候选人、组织候选人做公开办学思想演讲以及最终投票等。当然，这个选拔的最终结果仍需要上级主管部门来最终确定。

科学新闻：由此公选出来的校长最终应该对谁负责？

顾明远：应该对学校的教授负责，对学校负责，而不是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做到这一点，才是高校自主权最真实的体现。

智慧学与人才的培养[25]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怎样培养杰出人才。钱学森除提出临终疑问外，还提出了智慧学的问题。也就是说，杰出人才必定是具有较高智慧的人。

什么叫智慧？《辞海》里的解释是：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犹言才智，智谋。这有两个含义：一是对事物，当然也对人，能够认识本质、辨析是非曲直和变化、判断处理矛盾，等等；二是能发明创造，包括发现事物发展的新规律。

怎样培养智慧？这就和教育有关了。智慧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培养的。天才是有的，但天才也不是生下第一声的哭声就是创造，而是通过学习培养逐渐获得的。学习是有一定规律的，即使是天才，也不是学习几天就能有智慧的；而且也不是知识越多越有智慧。现在是信息社会，但是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如果只是书读得多，但不认真思考，不与实际相联系，就变成死读书、读死书，变成书呆子。

我们现在在培养人才方面有许多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许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因而过早地让他们识字、读书。现在大家重视早期教育是非常正确的，但对早期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怎么进行，都不是很了解。早期教育对开发儿童的智力确实是很重要的，但不是让他们过早地识字、算数。智力的开发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们的认知能力，特别是非智力方面的能力，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认识自然界的事物、培养与其他小朋友交往合作的能力、培养开朗阳光的性格等，要在活动中、游戏中自然地获得这些能力。过早地小学化，会压抑他们丰富的能力的发展。

天才是有的，但不是生出来就会知道他是天才，天才是在大众中冒出来的。90年以前鲁迅在北师大附中校友会演讲《未有天才之前》，就说，要培养天才，首先要有泥土。大众就是泥土，有了大众的教育，才能发现天才。

第二个误区是知识学习得越多越好。前面已经讲过，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要变成智慧，需要活学活用，在知识运用过程中产生疑问和矛盾，在解决疑问和矛盾过程中产生智慧。任何一名科学家、政治家都不是读了书就成为科学家、政治家的，都是解决了科学上或社会发展中的某些课题时才能成为科学家、政治家的。当然学习知识是不可或缺的，知识是产生智慧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是智慧，更重要的是要会运用知识。毛主席说，经验有两种：一种是间接经验，即书本知识；一种是直接经验，是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学习也有两种：一种是读书；一种是实践。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能产生智慧。所以我说：“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

第三个误区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是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一样的。儿童的天赋是有差异的。有的儿童发育早，有的儿童发育晚。例如语言，一般儿童一岁多就能说话了，但有的儿童两岁还不太会说话，可是这不等于他永远不会说，可能长大以后很会表达。因此，做家长的不能互相攀比，要根据儿童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

怎样的学习才能增长智慧？我没有研究，主要听各位代表的意见和经验，因为你们是研究者、实践者。我只是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凭我的经验谈一点体会，不一定正确，供大家讨论。

其一，从小要保护儿童的好奇心。任何一个儿童都有好奇心，这是儿童的天性。孩子从会说话开始就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新鲜感，总想问为什么。特别到三四岁的时候，他就会问这问那。问太阳为什么每天从东方升起，月亮为什么会跟着人走，鸟儿为什么会飞，鱼儿为什么会游，等等。随着知识的增长，问题会更多，老师就要积极引导。这种好奇心就是创造性的来源，就是智慧的发动机。要像保护火种一样，不能让它熄灭。

其二，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兴趣是学习之母，是学习最强有力的动力，或者叫作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有两种：一种叫外部动机；一种叫内部动机。各种外部的压力和奖励都能产生外部动机，但这种动机是不能持久的，压力取消了，或者压力往往会产生反压力，学习的动力就会消失；奖励得到了，或者因为得不到奖励，动力也会消失。内部动机是对学习本身的兴趣，出自内心的需要，才是长久的。当然有时外部动机也能转化为内部动机，如学生本来不爱写作文，但偶然一次作文受到老师的好评和鼓励，激发了他的兴趣，他喜欢起作文来了。因此，兴趣才是学生持久学习的内部动力。如果一个学生对某门学科不感兴趣，他就不可能去学习和钻研它；如果他对它发生了兴趣，他就会想方设法去探究它。

那么，兴趣从何而来？一是来自儿童的天性，儿童生来就有好奇心。二是来自活动。在儿童的活动中会产生很多疑问，总想寻求答案。所以老师要组织学生活动，来激活他的思维，提高他的兴趣。课堂教学中如果只有老师讲，学生被动地听，没有活动，思维激活不起来，学生对学习就会缺乏兴趣。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往往与我们教育不得法有关，同时，师生关系如果不好，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三，要把学习的主体搞清楚。学习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学生。但是学生学习又是在教学过程中，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那么，学生在教学中是不是主体？有些教师就犹豫起来。教师要起主导作用，教师要讲解教材，于是就把学生应有的地位忘记了。就像唱戏的，如果不管听众听不听，自顾自唱戏，陶醉于自己的艺术，这叫孤芳自赏，不能叫演出。演出是要让听众欣赏的。演戏的主角是演员，但整个演出的主体是听众。教师和演员不同，演员可以孤芳自赏，一个人在家里自唱自乐，却不会有哪一个教师在家里自教自乐的，他总是和学生在一起。教就是为了让学生学。因此，教师不能忘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仍然要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就在于教师要钻研教材、钻研学生，设计教学、优化教学过程，其中包括启发学生的主体性，引导他们饶有兴趣地、正确地学习。

其四，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今年3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一篇报告，名字叫《为21世纪培育教师 提升学校领导力：来自世界的经验》，提出21世纪学生必须掌握以下四方面的技能：①思维方式：创造性、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决策和学习能力；②工作方式：沟通和合作能力；③工作工具：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能力；④生活技能：公民、生活和职业，以及个人和社会责任。

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和批判思维是第一位的，只有通过这些思维才能增长智慧。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学习而不思考，学习的知识就不能理解透彻，就不能举一反三。因此，要引导学生在学习中思考，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我们和国外教学的差距，就在于我们不重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不注意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要改善教学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教学方法千千万，很难说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不好，问题在于运用得法。好的方法总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学习是一种积极紧张的脑力活动。学习的时候获得的信息在大脑中会引起紧张的活动。神经细胞要对新的信息加以识别，引起联想，从旧的贮存着的信息中迅速地检索，看有没有类似的信息，并加以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把新的信息与旧的有关信息相联系，思索它们之间的关系等，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思维活动。在积极的思维活动中，必然会产生矛盾，从而引起不少疑问。因此在学习中提出问题，是积极思维的结果。学问学问，就是学习一定要问，问了才能有学问。我曾经说过，不会提问的学生不能算是好学生。因此，老师要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启发式教学与注入式教学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所谓启发式教学，不能理解为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就是启发式。更重要的是去启发学生思考，而后提出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一改过去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我们往往把现存的结论告诉学生，学生记住了这些结论就算掌握了知识。这只是死知识，不是活知识。活的知识应该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怎样流过来的，还将流到哪里去。也就是让学生了解知识产生的过程，思考知识未来的发展。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一方面要靠知识的积累，同时要靠对原有知识的质疑，指出它的不足和谬误，科学才能向前发展。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就要在平时教学中重视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这就需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我们在课堂上满讲满灌，在课下又布置了许多作业，学生哪还有时间去思考？所以要减轻学业负担，让学生有时间思考，有时间去广泛学习其他知识。知识面拓宽了，思路打开了，就会提出更多的问题，从而增长智慧。

其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非智力因素和智慧是有密切联系的。思想品德高尚，性格开朗，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学习执着，就能产生智慧。一个心胸狭窄、自我封闭，或者见异思迁、缺乏毅力的人，很难成为大智大勇的人。所以我常常说，兴趣加勤奋是成功之母。综观历史上杰出的人才，没有一个不是对自己的事业充满兴趣和爱好、通过不懈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德国化学家李比希（1803—1873），他出生在一个药剂师的家庭，从小帮助父亲配制各种药品。他喜欢制作炸药，一次把炸药带到学校里做实验给同学看，结果爆炸了，于是他被学校开除。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化学家。父亲介绍他到朋友家当学徒，人家提供给他一个阁楼做实验，但有一次他把人家的房顶炸掉了，只好回家。后来他考入大学，精心研究化学。他15岁时，就通过实验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物质——雷酸。他研究有机化学，并用相当多的时间研究农业化学，成为“有机化学之父”“农业化学之父”。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高锟，从1960年开始研究光纤。当时许多人讥讽他，但他不为所动，终于成功研究出光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见兴趣、理想加上勤奋努力，不怕困难和挫折，一定能成功。

大众智慧与教育[26]

关于智慧学我没有什么研究。但“智慧”二字是大家都知道的，如何增长智慧，恐怕就是智慧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智慧学如何建立，它的理论体系如何构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但开启智慧，确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所以目前把智慧学的研究定位在开启大众智慧这个层面上，我认为是明智的。

有几个概念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样才可以有对话的基础。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无法进行讨论，无法达成共识。

什么叫智慧？《辞海》的解释是：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辞海》对智力的解释是：指人认识、理解事物和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

《新华字典》（第11版）对智慧的解释是：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事物和解决问题事物的能力。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年）对智慧的解释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对智力的解释与《辞海》基本相同。

《辞海》解释说，智力即智慧。

你们看，连字典和《辞海》的解释都不一样。我认为，智力和智慧还是有区别的。《辞海》中说，智力是指人认识、理解事物和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这些能力谁都有，除非智障儿童，人人都有一定的智力。但智力有高低。有的人记忆力强，有的人记忆力差；有的人思考很敏捷，有的人思考很迟缓；有的人思考虽然敏捷，但不严谨，比较肤浅，有的人思考虽然很迟缓，却很深刻；有的人想象力很丰富，有的人缺乏想象力。所以说，智力是人人都有的，智慧却不是人人都有的。因此我认为，智慧应该是高水平智力的灵活运用。它的基础是高水平的智力品质，然后是综合运用这些智力来判断事物发展的趋势，选择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预测未来发展的结果并取得成功的能力。因此，智慧不仅具备高水平的认知能力，还包括非智力因素，如情感、意志、价值观、人生观等。这些非智力因素对问题的解决和事业的成功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智慧有大智慧，有小智慧。大智慧可以解决重大的战略问题。比如邓小平同志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问题，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恐怕下棋也需要有大智慧，好的棋手能调动全部智力，观察、记忆、想象、思考，认真审视棋局发展的态势，要考虑棋子下去以后的几十步乃至几百步的结果，而且要沉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小智慧就是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比如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解决一些具体矛盾。

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国家，古代有很多反映智慧的故事。诸葛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大智慧家，善于分析形势、因势利导，使得三国鼎立达数十年。又如田忌赛马的故事。齐国有一位将军叫田忌，他经常与齐威王赛马。赛马的规则很简单，每人拿出上等、中等、下等马各一匹进行比赛。因为田忌的马没有齐威王的马好，所以每次都输给齐威王。后来他请教大军事家孙膑。孙膑告诉他，你用下等马对他的上等马，用上等马对他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他的下等马。结果田忌以2∶1赢了齐威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求同存异”等都是中国智慧的结晶。所以我曾大胆地说，周恩来总理能够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继承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反映了中国智慧。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无论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还是科技创新，都需要发挥中国智慧的威力。

智慧和聪明既有联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一般说智慧就是聪明。但智慧总是褒义词，而聪明不完全是。耍小聪明往往不被人看好。《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曹雪芹说她聪明反误了她的性命。可见聪明是好的，耍小聪明就不好了。

智力人人都有，但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通过学习锻炼，逐步提高。聪明就有点先天的成分，《新华字典》对聪明的解释是“天资高，记忆和理解能力强”。我们说，这个孩子很聪明，往往指他的天赋比较好。智慧就不能说成是天赋，纯粹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天资高的人如果不经过后天的培养，也不能成为有智慧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王安石写的《伤仲永》中的仲永就是这样的典型。

智慧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包括高水平的智力和优秀的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主要指人的情感、气质、意志、性格。这也会影响人的智力发展。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很高、很聪明，但性格很孤僻，不能与人合作，或者缺乏毅力（即意志），遇到挫折不能坚持，就成不了大事，高智力无法变成智慧。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书叫《自古英杰多磨难》，列举了中外几十个有成就的大人物，都曾经过多种磨难，是靠他们的意志挺过来的。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启发学生的智慧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全面培养。当前，贯彻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就是最基础的工作。这里，知识是基础，能力是核心，品质是灵魂，缺一不可。

智慧总是和创造联系在一起，所以《辞海》中又把智慧解释成“发明创造的能力”。要想发明创造，就要综合运用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能够攻坚克难。获得诺贝尔奖的高锟，是光纤之父，几十年前他研究光纤传导，有人曾讥讽他，一根头发丝粗细的光纤怎么能传输那么多信息。但他不为所动，坚持研究，终获成功。这体现了他的智慧远见和惊人的毅力。

知识是重要的，各学科的知识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知识的基础，也为智慧的产生和增长提供了知识资源。但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需要把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和能力，要有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因此，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就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考力，其核心是思考力，即思维方式。去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21世纪学生要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第一个就是思维方式。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无定式的思维方式。思维有多种品质：思维的敏捷性、敏锐性，有的人思维很敏捷，看问题很敏锐，有的人思维比较迟缓，对事物不敏感；思维的逻辑性，有的人思维很有条理，有的人的思维很混乱；思维的深刻性，有的人思考问题很周到、很深刻，有的人的思维很肤浅；思维的广阔性，有的人思维很广阔、很发散，有的人思维很狭窄，容易钻牛角尖；思维的批判性，有的人对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有的人只会盲从，不会独立思考。这些思维品质又与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有联系。比如，观察力强的人往往思维比较敏锐，想象力丰富的人往往思维比较发散。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日常生活中缝衣服要用针和线，针眼总是在粗的一头，这样一根针一根线，缝一件衣服要好几天。如果换一种思维，把针眼放在针尖上，就发明了缝纫机，缝一件衣服就很快了，工作效率提高很多倍。这就是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原子笔（现在叫圆珠笔），开始的时候写几下就写不出来了，制造商以为笔尖的滚珠硬度不够，滚几下就变形了，滚不动了。但要提高滚珠的强度成本很高。后来据说是日本人发明了油墨，使油墨适应滚珠，等到油墨用完了，滚珠也就差不多要报废了。所以日本制的圆珠笔很好使。这就是运用智慧于发明创造。

智慧的产生和增长不只要靠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也不能只依靠书本知识的学习，还要靠实践。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开头就说道：“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27]说明经过20年的革命实践才真正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说要实践，实践中出智慧。这是讲的大智慧。具体小智慧也要通过实践，许多智慧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例如老农，他没有多少知识，但在种地方面他有许多智慧。当然他如果学习了知识，知道如何科学种田，产量就会增加，他种田的智慧也就增长了。但也还是要通过种田的实践，才能真正增长种田的智慧。

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智慧，也需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所以我常说，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在实践中学生不仅能学会把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能力，而且可以获得新的知识，可以学习到正确对待事物的方法，培养起创新精神；学习到正确对待他人，学会与人交流、沟通和合作等思想品德，从而增长智慧。因此，学校教育要重视组织学生的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健全的品格。

开展智慧教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天天在讲，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什么叫创新人才？就是有智慧的人才。创新要靠智慧，要能敏锐地发现新问题、新事物，及时地抓住发展的机遇，正确地分析形势，所谓审时度势，采取正确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式，然后执着地、不屈不挠地钻研，直到成功。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方法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只重视考试的分数、升学的比率，不重视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发展；只培养掌握现存的答案，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只喜爱唯唯诺诺、听话的孩子，不喜欢独立创新的学生。开展智慧教育就要打破这种传统的、陈旧的教育观念和培养模式，培养有智慧能创新的人才。

要开展智慧教育，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学生观、质量观，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把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改革培养模式，把学生放在学习的主体地位，着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放手让学生自己学习，让学生自己去活动，使他们在实践中受到锻炼，从而增长智慧。智慧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智慧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人类的智慧是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不断增长的。今人的智力比古人的智力要强得多。今天的信息化社会要求人们有更高的智慧。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而且促进了人的思考力。正如1995年卢嘉锡院士在一次报告中说的，微处理机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揭开了扩大人脑能力的新篇章”[28]。而互联网的出现，能够汇集众人的智慧，大大地扩大了人脑能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变革瞬息万变，人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特别是思维方式的训练，来增加智慧，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同时，在现代社会，个人的智慧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无论是科学技术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还需要依靠集体智慧。因此，大众智慧的教育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智慧学，顾秉钧所长已经带领张家港智慧研究所开展了10多年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丰硕的成果。特别值得我们佩服的是，顾所长离休后，离而不休，热心教育事业，关心下一代，开创智慧学研究。他在耄耋之年，不辞辛劳，奔走在各所学校、幼儿园，亲自讲课，亲自辅导，推广智慧教育，提升学生的智慧，并且他的多部著作相继出版，论述了各行各业的智慧，创造了大众智慧学。我对智慧学没有什么研究，但为顾所长的精神所感动，所以积极参加他所组织的活动，并且每次都有许多收获，加深了我对教育工作的思考。所以，应该感谢顾所长对教育的热情，学习他执着的精神。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怎样破解钱学森之问[29]

我对钱学森的教育思想确实没有什么研究，钱学森是在我们北师大附中上的中学，那是1923—1929年的事。我有幸在北师大附中工作过，但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了。我在北师大附中工作是1958—1962年，当了四年教导处的副主任。2011年，附中成立了一个钱学森的纪念馆，我去参观了，受到很大的启发。我对钱学森的教育思想和他在附中的学习情况有了一些了解。钱学森讲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对他最有影响的时期一个是在中学，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六年，另一个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期。现在大家都在讲“钱学森之问”，刚才查有梁同志的报告也讲到怎么解读“钱学森之问”的问题。温家宝同志听了钱老的讲话，钱老讲了他在附中的一些生活细节。北师大附中搞校史的时候，也去采访过钱老几次，他也讲到在附中学习的一些情况，我觉得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钱学森虽然没当过教师，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非常重视教育，非常重视人才培养。这也不奇怪，搞科学要靠什么？要靠人才。科学技术发展需要人才，他深有感触。邓小平讲，我们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钱学森提出大成智慧学，我也是早就听说过，刚才查有梁同志说是1992年，但是我记得还要早一些。他所主张的大成智慧学，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大成，也就是查有梁刚才讲的集“大成”。集什么“大成”？通过我对钱学森一些讲话的了解，就是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这些科学的大成。“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他也经常讲他从小喜欢音乐，在科学上遇到疑难问题时，往往就听听音乐、拉拉小提琴，尤其是听听他夫人蒋英演奏的音乐，所以他认为他的科学成就和艺术是分不开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起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学制的问题，大成智慧学要从小就开始，刚才查有梁也已经讲到了，4岁就上学，4～12岁八年一贯制完成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义务教育八年就完成。12～17岁上完高中和大学毕业，5年时间把高中和大学读完，18岁取得硕士学位。他的这个思想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因为从脑科学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大脑的开发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只开发了一小部分。而且这个大脑的发展从儿童来讲，0～6岁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到6岁的时候大脑细胞已接近成年人，一般成人的脑细胞是140亿个，那么到6岁时已经接近了。早期教育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早期教育怎么理解，如何进行，可能大家的理解有所不同。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制定的时候，特别对学前教育给予了关注。公布出来以后，大家提意见最多的也是学前这一部分。可见大家对早期教育越来越重视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学前教育的问题，发了文件。国务院开常务会议讨论学前教育，这是少有的，可见领导的重视。现在各个地方都很重视学前教育，可以说全面地铺开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合格的师资。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是逐步地实现，首先实现一年的学前教育，这一年的学前教育可以在小学里设学前班，然后逐渐普及2年、3年。按照《规划纲要》的要求规划是逐步实施的，但是现在各地的积极性都很高，一下子都办起幼儿园，要普及3年的学前教育，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比较担心，担心的是师资，现在师资跟不上，真正懂得学前教育的教师不多，如果让不合格的教师去当幼儿教师，可能比没有学前教育还要差。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拿熨斗烫孩子手的事件吗？有不少幼儿教师向孩子施暴的行为。还有孩子调皮了，让孩子吃安眠药睡觉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没有合格的教师，比不办幼儿园还要惨。所以，培养幼儿教师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幼儿的心理，因为幼儿就是一棵小苗，很嫩，掐掉一点尖它就不长了。幼儿的情感是非常脆弱、非常敏感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有一个学生，她就讲，她的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看见园里有一个老教师，这个老教师很受孩子的欢迎，幼儿园的孩子见到她都抢着去拉她的手，拉她的衣服，抱她的腿等，因为她的女儿是新来的，挤不上去。后来看到后面来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她就跑过去很想跟这位年轻老师亲热一下，但这位年轻老师没有理她就走了，孩子回去就非常伤心，告诉妈妈说再也不到幼儿园去了。就这么一个举动，对儿童的伤害是那么大。其实这位老师可能是不经意的，孩子扑上来了，没在意就走过去了，不能说这位老师不好，但是她不经意的举动就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幼儿园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爱护、感情、心灵的安抚非常重要。现在学前教育有很多误区，包括家长也有错误的认识，认为送孩子到幼儿园去就是让孩子学知识。还有其他很多事，包括很多年以前，我就呼吁不要评“三好”学生，现在谁都知道评“三好”学生弊端很多。所以我这次写了一个微博：我们的思维定式“虽然……但是……”，这个思维定式影响我们很多！“虽然”评三好学生有很多弊端，“但是”还是要评。还是“虽然……但是……”，我说如果当年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用这个思维定势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很英明，他不认可“虽然……但是……”——“虽然”小岗村的改革很好，“但是”有资本主义因素，这一下子就完了。“虽然……但是……”这么一个思维定式，影响了我们思想解放，所以我看了这次开会的会议手册以后有所感觉，钱老非常重视思维科学研究，我们应该学习钱老这种精神。

重视学前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当然不能完全破解钱学森之问，但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是为人的一生打基础的，有了良好的基础，才能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戎马将军教育情[30]

——纪念王震将军100周年诞辰

看了反映王震将军生平的六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将军情》以后，感动不已。过去只听说王震将军是我国著名的传奇式将军。他戎马一生，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为共和国的建设奉献了一切。他善于打仗，又会生产，创造了“南泥湾精神”，使《南泥湾》这首歌唱遍了全国。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这批年轻人崇拜的英雄。看了纪录片以后，对王震将军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重视科学的精神和为此创造的教育事业，不仅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感到无限的温暖和感动。

纪录片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爱护。在革命的年代他就重视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把知识分子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在共和国建设时期他更重视知识分子。他像一块知识分子的吸铁石，把许多有大学问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他的队伍中。他爱护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纪录片第三集中讲到他爱护、帮助诗人艾青和作家丁玲的故事，令人潸然泪下。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能够这样重视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和王震将军接触不多。“**”以后，王震将军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兼任上海交大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当时我也不太理解。一位副总理去大学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他是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基础在教育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以上海交大为基点，关心和指导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建设。看了纪录片更了解到，他为上海交大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也为“**”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他时刻想着教师。纪录片中他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去看望农垦大学的教师，向他们鞠躬行礼的镜头真是太让人感动了。后来他主动担任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的理事长，也是为了尊师重教，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鼓励辛勤劳动在第一线的普通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他主张募捐十几个亿，实实在在地奖励成千上万名教师，而不是蜻蜓点水似的做个样子。

1987年教师节，王震同志到北京师范大学慰问教师，他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讲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工作是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振兴，关系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昌盛。”“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他勉励教师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地吸取新的科学技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强，为人师表，用自己的知识，以自己的言行，把我国两亿多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他赞扬北师大培养了大批教师，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勉励北师大再接再厉，认真总结经验，深化教育改革，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民教师。会前他听取了学校领导的汇报，和教师座谈，我参加了座谈会和庆祝大会，第一次与王震将军近距离接触。他对我们北师大的勉励、对我们教师的勉励，至今记忆犹新。

他十分关心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大约是1990年，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董事长深井大先生倡导零岁教育，北京日报出版社为他出版《零岁——教育的最佳时期》这本书，王震将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深井大先生，当时我也参加了接见和宴会。王震将军很赞赏深井大提倡的幼儿教育，认为幼儿教育要从零岁抓起的想法非常好。

王震将军关心教育、关心教师的事情真是说不完。有一次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吕型伟同志到北京来，王震将军和夫人王洁清同志特地请他到家里做客，向他请教教育改革的问题。吕老多次谈到这件事。

我看了纪录片，特别感到王震将军的教育思想也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他总是把教育放在建设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来思考，真正做到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方针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来的，但王震将军在20世纪50年代就这样做了。他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在建设中办教育。他在新疆垦荒中办大学，在黑龙江北大荒办大学，在海南岛橡胶树种植园办大学，都是为了培养人才。他的办学方针就是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他办的学校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典范。这种办学思想既实事求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又具有创新性、超前性。我们现在办学仍要坚持这个方针，把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学校才有生命力。他办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把教师放到学校的中心地位，事事向教师请教，依靠教师办学，反对长官意志，重视科学决策。这也是今天值得提倡的。

王震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我们永远怀念他。

教育让生命放光彩[31]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是让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一要生存，二要繁衍，三要发展。要生存，就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要繁衍，就要生儿育女；要发展，就要受教育、学习，把前辈的生产经验、生活经验传承下来。人类几十万年来就是这样学习、创新、发展的，战胜恶劣的环境，获取更好的生存、繁衍、发展的条件。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通过教育，不断超越自我的历史。因此，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

自古以来的教育家们都是在追求如何使下一代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发展。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东方的孔子、孟子，都追求个人身心的健全发展。但由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方面教育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另一方面被统治阶级接受不到应有的教育，教育的本质被掩盖了，教育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忽视了个人的生命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神权统治一切，人性受到压抑。文艺复兴以来，打破了神权，提倡人权。儿童发展问题逐渐得到教育家、思想家的重视，特别是启蒙思想家，如夸美纽斯、卢梭等，都关注儿童的自由发展。

20世纪以来，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主张“儿童中心主义”，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再一次引起对儿童生命发展教育的关注。陶行知先生从他的老师杜威那里得到启发，在中国创建“生活教育”，并且把老师的主张翻转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两者的理念是一致的，都是关注儿童的生命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民主的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更是儿童发展的权利。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5号决议《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以下简称《公约》），明确提出，儿童（至18岁）具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在发展权中，指明充分发展儿童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儿童有权接受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有权享有促进其身体、心理、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条件。《公约》宣布，“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因而确立了“儿童第一”的原则。这使生命教育有了国际法律依据。

当前提倡生命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原因是今天的教育已经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压抑了儿童的发展。学校为了自己的荣誉，片面追求升学率，很少考虑学生体能和智能的发展；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只顾孩子的知识学习、考试成绩，不考虑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政府官员只考虑自己的政绩而不顾学生的成长；一些社会教育机构为了赚家长口袋里的钱，只顾用没用的知识去充塞孩子的头脑。可以说大家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谁也不认真思考一下儿童将来的前途。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每天十几个小时埋头于沉重的作业负担之中，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思想品质得不到提高，学生的生命受到摧残。同时，由于生命教育的缺失，许多学生不知道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不会规划自己的人生。因此今天正要发出“救救孩子生命”的呐喊！所以有识之士提出“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是生命教育？它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实施？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也有不同的观点。我没有深入地研究。以我的浅见，生命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教育理念。一个人的生命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方面，当然这两者难以分开。物质生命是指健壮的体魄，是生命的基础；精神生命是指健全的人格，是生命的灵魂。有了健全精神生命就会使物质生命生活得更有价值、更幸福。生命教育的任务更多是帮助学生建立有价值的精神生命。我们要通过生命教育来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方法，使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创造生命价值，使他们幸福地生活、健康地成长。

生命教育要贯穿到教育的全过程。所谓全过程，从纵向来讲，从儿童懂事之日起，就要告诉他生命是如何来的，知道爱护自己的生命，同时爱护一切生命；逐渐地教育他们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价值；直到规划人生、树立理想、创造人生价值。从横向来讲，各门课程中都可以渗透生命教育，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命教育。当然在高年级也可以适当地开设生命教育或者生涯教育的课程，帮助学生理解人生价值、规划人生发展。

更重要的是，教师要有生命教育的理念，把学生的生命放在本职工作的第一位。敬畏生命，尊重学生，时时把学生的发展放在心上，以满腔的热忱给学生投以人情关怀。学校要建设成具有人文精神和充满生命活力的学习环境，让学生时刻感受到关爱和尊重，树立起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让生命放出光彩。

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研究之路[32]

——答《世界教育信息》问

1.我是学教育基本理论的，从苏联回国后也主要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1964年我国几所高等学校成立外国研究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外国教育研究室，把懂得外语的老师都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开始研究外国的教育。比较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的。1980年教育部邀请华裔美籍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到北师大讲学。当时我任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兼教育系主任，负责胡昌度教授的讲学和比较教育大学教师进修班。后来组织大家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从此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之路。

2.比较教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先从国际上说起，比较教育开始于18世纪的欧洲国家。当时工业革命促进教育的普及，民族国家刚刚建立，各国都在发展本国的教育，为了借鉴别国的经验，出现了各国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上比较教育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变，主要是许多宗主国家研究如何把自己的教育制度输送到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冷战”开始，国际竞争也促进了比较教育的研究。“冷战”结束后，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逐渐转向教育发展的方法论研究，当然也十分关心新兴国家的教育研究。

从中国来讲，比较教育一出现就定位在通过对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来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同时介绍发达国家教育经验，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借鉴。走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是介绍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先进的教育思想，引进先进的课程内容。对于我国在“**”以后恢复教育秩序、重建教育制度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各级各类教育和各种专题进行比较研究，如出现了《比较高等教育》《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师范教育比较》《现代课程论》等著作。同时，研究的领域也扩大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上也有了较大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今天，比较教育研究主要在专题上展开。如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的研究、各国课程改革研究等。比较教育研究有了许多增长点：一是对国际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如国际环境教育研究、国际全纳教育研究、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国际女童教育研究；二是对各国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三是对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的研究，如世界银行教育报告和援助对各国教育的发展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理念对各国教育的影响研究等；四是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如文化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而不同的方法论理念、国际教育论坛的理念。

有的学者提出“比较教育危机”，这种提法是从比较教育缺乏自己的方法提出来的。认为什么学科都要比较，同时比较教育总是借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方法，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构不成一门学科。其实，建立一门学科不光靠有自己的方法。建立一门学科首先要确立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当然也包括方法论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单一的学科方法是不存在的。关键是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较教育不仅不应有危机，而且有广阔的领域需要比较教育学者去研究。

3.对于王承绪先生百年华诞，我要首先祝贺他健康长寿，学术常青。关于对他的评价，可见中国教育学会的贺信的内容：

王承绪先生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他领导中青年学者编撰了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他编写的《比较教育学史》等著作奠定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他不仅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而且时时注意国际教育发展的动向，不断介绍国外的经验和发展趋势。尤其值得钦佩的是，逾90高龄仍手不释卷，近几年来翻译了数部国外高等教育的著作并已出版，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承绪先生学养深厚，中西贯通，执教于杭大、浙大的几十年里，勤奋耕耘，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学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

4.我在比较教育方法上提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基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教育离不开该国或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不研究他们的文化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为此我承担了中国教育“九五”规划课题“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召开了国际会议，出版了专著；我个人又研究了“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也出版了专著。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其他学者也有其他专著。

5.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本来就具有国际性，是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结果，我国现代学制就是舶来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我国教育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才能借鉴先进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同时也才能把我国的教育经验介绍到国外，使世界也了解我们。

6.扩大教育开放，仍然要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原则。开放不是目的，目的是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比较教育要深入研究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预测未来；同时在宏观上要研究各国教育的政策，在微观上要研究人才培养方法，包括先进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比较教育应该研究许多国际组织对教育的影响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7.比较教育的出版物太多，无法一一评论。这些出版物都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促进我们的教育改革。它们的贡献也就在于此。对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已在第二个问题中详细谈到。

8.1964年由我编辑的《外国教育动态》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委托办起来的内部期刊，目的是介绍外国教育发展的动向，供领导参考。1980年在改革开放的方针下，该刊成为正式出版物，国内外公开发行。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体现它的学术性，同时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刊，改为《比较教育研究》。

杂志的创办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及队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列宁办《真理报》时讲过，办一个出版物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思想、团结工人阶级、建立政党至关重要，大意如此。这是从社会革命来讲的。从学科来讲，也需要通过刊物来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同时给学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平台，团结研究队伍，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尤为重要。

办好杂志的关键是质量。所以，我所主编的几份期刊都不收版面费，以文章质量为取舍稿件的标准。

9.我原本是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我除懂得俄语外，英语的水平很低，德语学过两年，也没有过关，不利于比较教育研究。所以我对比较教育研究不深，贡献不大，只做了一些引导工作，提出一些想法而已，更说不上是大师。大学需要大师，可惜我们的青春都被浪费了，我开始比较教育研究时已经年逾半百，所以难有成就。大师要靠我们新生一代了。

我培养研究生就是放开手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我的时间不如他们多，外文不如他们好，记忆力不如他们强，读的书不如他们多，怎么能指导他们？我只能指明方向，指出必读的书目，另外采取波普证伪的方法，指出他们研究中的不正确的东西、不足的地方。如此而已。

10.比较教育学会是比较教育学者的学术团体。学会主要任务是团结大家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繁荣比较教育学术。希望学会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氛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交流和探讨，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外国教育的经验，成为教育领导部门的智囊团和资料库、国际教育交流的平台、青年学者成长的舞台。

11.我认为，教育口述史只是研究教育发展历史的一个辅助方法，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一些背景和细节，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文献的研究。因为口述史会有一些个人的误记和感情色彩。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掌握事实的真实性，不能光靠口述史。

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33]

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内容十分丰富，读后受到了一次中华文明史的教育，受益匪浅。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无论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工科的，都应该读读这部书，中小学老师更应该读读这部书。近来常常听到有人讲，我们要有文化自觉，如果对本民族的文明史都不了解，何来文化自觉。

我读了这部书，有许多心得，其中一点是对研究问题思维方式的思考。《中华文明史》中讲到乾嘉年间出现考据学，于是引发了汉儒与宋儒之争。我们不去议论汉儒与宋儒谁是谁非。我觉得通过他们的争论，可以学习到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华文明史》在谈到考据学时首先表明“考据首先是一种观念，其次才是方法”[34]a，说明乾嘉年间出现的考据学不只是研究儒学的方法问题，汉儒与宋儒之争也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由一批学者对宋儒的批判而引发的。观念的不同引发了方法的迥异。通过汉儒与宋儒的论争，我们认识到学术研究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这里面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我说过，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轻分析，重归纳轻演绎”[35]。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思维方法有关。《中华文明史》中也写道：“中国传统学术习惯于从整体把握自然与社会，对抽象而玄虚的‘天’‘道’‘理’之类的思辨，凌驾于对具体学术的分析，宋儒更将这一趋向发展到了极点。”[36]重整体并没有什么不好，事物总是整体存在的，重视整体才能了解事物的全貌。如果只重视局部，就像“瞎子摸象”一样，不可能真正知道象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只重视整体，不对局部进行分析，就不会了解事物具体的内容，对整体只能停留在笼统的、模糊的形象上。科学研究需要精细分析每一个细节。两者要结合起来，了解整体要从局部的分析入手，分析细节需要着眼于整体，才能真正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是正本清源与理解精神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是客观地探究自然界的真实，社会科学研究总会掺杂着研究者主观意识和价值观，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汉儒与宋儒之争也掺杂着两派的主观意识。乾嘉考据学批评宋儒“不拘古经，拓展思维，但想象杜撰，有时流于牵强附会”，而汉儒“长于训诂，持论有据，注重师传宗法，视述旧典”。[37]前者就是理解精神，后者则是正本清源。其实，正本清源与理解精神也是辩证关系。正本清源的目的也还是为了理解儒学的精神实质。“不拘古经，拓展思维”是后人对儒学的理解和发展，只要不是杜撰和牵强附会，各人的理解不同也是允许的。当然，正本清源很重要，只有在原本经典上来理解才不至于杜撰和牵强附会。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回到原点，寻根究底，但又不能拘泥于经典，需拓展思维，才能有所创新。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恐怕两种片面性都存在。

三是博与精的关系。《中华文明史》中提到考据学重视博与精的结合。这是学术研究很重要的思维方法。没有博，难有精；没有精，博就成了万金油，就没有创新。我们现在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就缺乏这种博与精的结合。有些论文流于空泛，缺乏深度，没有创新；有的论文虽然很专，但又缺乏广度、高度。更有些论文和著作，言必历史，论必经典，然而既没有真正做到正本清源，也没有真正理解古人或西方人研究的精神实质。此种学风不改，难有精品出现。

通过学习我国学术思想的消长，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

[1] 2013年9月24日在四川广安“三个面向”发表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载《教师教育学报》2014年第1期。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8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任才：《永远铭记邓小平对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丰功伟绩》，见课程教材研究所主编：《课程教材改革之路》，1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21世纪培育教师 提升学校领导力：来自世界的经验》，第35页，2012。

[8]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3年7月3日，原题“实现中国梦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21世纪培育教师 提升学校领导力：来自世界的经验》，第35页，2012。

[10] 2013年12月5日在《温家宝谈教育》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8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温家宝谈教育》，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4] 《温家宝谈教育》，27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5] 《温家宝谈教育》，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6] 《温家宝谈教育》，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7] 《温家宝谈教育》，17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8] 《温家宝谈教育》，33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19] 《温家宝谈教育》，第335、3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20]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6日。

[21] 写于2013年11月23日。

[22]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5日。

[23] 写于2010年3月6日。

[24] 原载《科学新闻》2012年第4期。

[25] 2012年12月8日在第四届智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26] 2013年11月1日在第五届智慧学暨第三届思维科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2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5～7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 卢嘉锡：《当代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见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与教学改革》，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29] 2012年4月20日在钱学森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略有修改。

[30]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11日。

[31] 写于2014年2月28日。

[32] 写于2010年9月16日。

[33] 原载《教育学报》2014年第1期。

[34]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1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5]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86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36]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179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37] 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178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