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者近年来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特别是对“fee and loan”（学费与贷款）政策的效率与公平目标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一）在效率方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Nicholas Barr教授（2004）在高等教育财政一文中指出OECD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导致了公共支出中的激烈竞争。[28]大众化的高质量的大学系统必然是昂贵的，要与其他公共支出项目一起竞争公共资金。

Ludger Woessmann（2006）以欧洲为主的实证数据说明包括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如何被设计用来同时提高效率和公平。他认为在以产出为导向的改革中，国家总体上设计了一个制度框架来保证财政责任、筹资和竞争得到最好的结果，按照这种方式，教育政策被期待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29]而一些学者以美国等国家的大量数据来证明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即高等教育财政干预，不可能提高投资效率，他们认为干预应在更早的教育阶段进行。很多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时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是缺乏早期教育投资引起的。虽然欧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在这方面却有着类似的表现。Smith和Naylor（2001）指出，英国大学教育绩效表现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学生的A-level分数，[30]Arulampalam（2004） 则指出，英国大学医学院学生辍学的决定因素是学术准备。[31]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现有系统不是以一种有效率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许多评论家，如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专家，断言许多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现有系统传统上是在国家控制和雇员管理下运行的， 呈现出一种高水平的低效率。Lowry （2004）提供了美国的证据，说明公立大学面临较少的市场竞争，大学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补贴，在本科生毕业率等指标上绩效表现较差。[32]作为一种后果，评论家建议可以靠引入竞争来提高欧洲高等教育效率，竞争使提供者的行为按照市场规则来进行。如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建议进行一种市场模式基础的改革，使高等教育在竞争框架内组织，允许大学从行政干预中获得自由，大学的高绩效行为得到相应报偿 （Sachverst?ndigenrat，1998） [33]。与传统的国家作为唯一责任人的高等教育机构管理模式相比，欧洲高等教育通过一些私有化措施更能提高效率。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向学生收取学费促进学生提高学习的效率。如果高等教育受益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私人成本，这将不仅能提高他们自己时间的使用效率，而且能够激励高等教育提供更方便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条件。许多欧洲国家市场太小，而欧盟国家由于学生的流动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内部市场有助于市场竞争。同时，学生的流动需要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制定相应形式的合作政策，来保证受益人成本的正常匹配。[34]

（二）在公平方面

Barr和Psacharopoulos等学者（2005）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正在转化为程度更强的经济产出结果的不平等。从财政方面来说，在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税收-财政系统中，所有付税的家庭对高等教育公共财政做贡献。但是从入学方面来说，与义务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学术素质的孩子进入大学。因此，以税收来筹资对于那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较少的群体来说，除非有一种非常强的税收改进，否则可能更被看作是不平等的。为减少这种不平等，就要制定更早时期的干预政策。否则，任何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为目的的政策容易导致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高入学率，正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35]。特别是在美国的案例中靠私人学费来支持大学发展，如果对公平目标缺乏适当关注的话，很可能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问题更加恶化。因此，从平等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提供合理的财政手段使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如实行延迟学费支付以及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学生贷款等政策。学生贷款能使学生上得起大学，并在毕业后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后进行偿还。作为一种合理的调控机制，贷款应对所有学生开放，并应覆盖学费和生活费的成本。Barr等人（2005）认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巨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弱势学生放弃高等教育，而通过这种贷款机制，国家承担了这种风险的大部分。即使不从家庭背景角度看平等，而是从学生自己的成长生涯来看，与收入相联系的学生贷款也可以加强平等性。这种观点好像在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明显。高等教育大量的私人回报使这些学生未来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使其可以对高等教育成本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在公平与效率综合方面

Patrick M. Callan、Peter T. Ewell、Joni E. Finney和Dennis P. Jones等人（2007）以美国高等教育情况出发，以效率和公平为目标，从投资、资金分配、学费、资助等方面对有效政策进行了全面设计。[36]

在财政政策方面，针对院校资金分配，他们认为反复无常的州拨款使高等教育系统难以实现成本节省，而高中后适龄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州承担拨款责任。在经济萧条时期不按比例地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并不是一种支持提高入学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长期战略，关键在于改变院校财政资金分配的方式。因此，州政府必须保证高等教育投资的一定稳定性。州对大学拨付一般性资金的机制总是以入学人数为重要因素。大学通常被鼓励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在一定限制下）并将它们全部花掉。为使高校的运行更加有效率，财政手段必须与生产效率的改进相联系。财政政策应被设计为：对大学中学生选择学习并完成的课程予以奖励；提高接受社区学院未完成本科学习的学生的人数；降低学生需要完成的学分；将节省的资金用于更具有生产效率的项目；或者提高工学结合等非传统学习方式的时间比例。

在学费政策方面，各州必须将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考虑在内，即高等教育的价格应与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相关。因此，他们建议将学费收取与家庭收入变化相连。当州经济发展处于繁荣期时，学费标准随之相应地增长，当州经济发展减慢时，学费标准增长亦应减慢。为建立和维护具有一定稳定性的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和总体资金水平，州必须为大学提供稳定的基础资金。在一种关键税收不稳定的环境里要提高高等教育的生产率是极其不可能的。学费水平对学生行为有直接影响，并影响到教育效率。如果学费高到使学生难以继续在大学里学习时，生产率明显受到损害。与此相类似的是，如果学费过低，限制了学校所能提供的课程数量，也必然降低了学校效能。有效的学费政策要求：具有支付能力的学费水平，如与家庭收入增长相联系的学费增长；限制学生退学或课程增加的退费政策；鼓励暑假或周末学习的学费政策等。

在学生资助政策方面，应更关注学生财政资助的方式，如到学生大学生涯的后半期再进行贷款，来减少学生未获得文凭却身负债务的可能性；对在转学到4年院校学习之前完成全部转学课程或已获得准学士学位的学生提高资助；对高中学生要求完成预科课程作为资助条件；保证低收入学生获得资助的优先性；使非全日制成年学生也可获得资助；由州来负责资助的分配而不是学院（保证州利益的优先）。他们认为还应实行对大学和州机构实行听证制度等调节政策和绩效政策，根据学生学习记录系统编写绩效报告，评价其在扩大入学机会、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方面的成绩。报告的编写过程应为透明的，并应报告州相关行为的正确程度。报告应定期公开，并应包括州的各方面指标，而不仅仅是学院的行为指标。绩效政策必须能使州在以下三个互动平台上进行不断改进：Access（入学机会）——保证大量的具有资格的居民接受高中后教育或培训； Affordability and Completion（支付力与完成）——保证大量的学生进入高校并获得文凭；Learning Outcomes（学习效果）——保证学生文凭具有相应的质量和价值。这三个方面的指标都需要进行测量，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将使学校方向产生偏差（入学标准太严格或牺牲质量）。最有效的州绩效系统须具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指标简明高效；与其他政策杠杆共同构成实现州目标的制度整体；透明清晰，有针对性，得到大学领导、主要利益相关者和一般公众的参与。他们认为应允许州的一般教学机构和重点大学有平等的发言权，并促进大学理事、评议人的合作，使效率和可支付性成为高等教育的追求目标，高校、州政府和公众都能对此目标的达成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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