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是一个流行的词，据说是天津、北京一带的方言。“死磕”的意思就是和对手拼命，就是没完，和某人某事作对到底。显然，这是一个有血性、有力度、有表现力和活性的词，泛化到语言系统中，由冷词变热词，自有其存在的需要和理由。它和东北的“掰扯”“得瑟”“倒饬”等有得一拼。

生活中有些人和事绝不提倡死磕。犯罪分子和公安人员斗法死磕，这是邪恶与正义的较量。“路怒族”和对方死磕，除了危险，不知还能“磕”出个什么名堂。夫妻之间斗气死磕，有这么大冤仇吗？非争出个谁胜谁负，又有多大必要。还有同事之间相互争斗死磕；有病不治，硬扛死磕等。这些极端化的行为，并不表明一个人坚忍执着，只代表他“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愚蠢、犯“二”。还有违反规律地和时间死磕，装嫩。著名演员姜文写过一篇散文《狗日的中年》，其中说到，和时间死磕，败的只有传奇。传奇都败了，你还能咋地？

与书死磕，是个例外。它充满正能量，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负面作用，而且天下有那么多的书，管你磕个够。正如宋人倪思所云：“天下之事利害相半，有全利而无少害者唯书。不问贵贱贫富老少，观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故有全利而无少害也。”再则，中国是个有文明悠久历史的国家，自古就有与书死磕的人。晋代葛洪有言：“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仲舒命世，不窥园门。”还有司马光学习宋朝前史，编纂《资治通鉴》，隐居洛阳独乐园19年；王夫之遍治群典，著作等身，隐居衡阳石船山下，长达32年。这些都是和书死磕的人，他们成就了盛德大业，流芳千古。

我们完全有理由倡导与书死磕

读书是指向人的内心的一种个体性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从书面语言中获取意义的心理过程，是一种“独乐乐”的自我完善、自我享受的过程。它并不影响和干预别人的活动，因而与它死磕，不会起纷争、冲突，也不会有凶险祸端。再从书的角度看，书是人的精神密友、生命知己。它“利人而不争”，带领人类走向智慧和文明；“使人获取信息、占有知识；使人开发智力、激发潜能；使人拓展思维、开阔眼界；使人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所以我们没理由不与书过从甚密，热爱读书。

然而，当下人们读书缺少“死磕”精神。他们并不是把读书看成人的精神成长的过程，看成非物质文化的理性“喂养”过程。他们喜欢把深刻的理性阅读变成浅俗的文字游戏，把生成思想的洗礼变成视听的文化快餐，把认知的知识建构变成无聊的娱乐消遣。读书被替换成了读网、读图、读屏的轻松的浅阅读，“去思想化”的流行阅读。他们不喜欢古人读书那种死磕苦读的精神，认为那是一种过气的行为，是落伍了的表现。其实，读书本来就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是“苦差事”，你非要把它当成“甜点”来吃，或想轻松拿下，实在是对读书的一种浅薄误解。还不仅于此，当浅薄、浮躁、喧嚣、逐利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读书更是被挤兑成一种“边缘化”的存在。要人们读书，都成为一种难能的奢求，更别说还要求人们与书死磕。

而这正是我们要求人们与书死磕的最大理由，是对读书的一种理性回归和精神修复。

与书死磕的内涵特点

与书死磕是读书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源自读书人发自内心地对读书的热爱和敬畏，它是读书人感悟读书、感恩读书的一种最好的回馈方式和关系呈现，彰显的是一种“攻书莫畏难”的真心向学的勇毅和永不言弃的生命拥抱。读书人有了这种敬畏、感恩之心，就会与书结下生死相许的不解之缘，与书死磕，用书香濡染自己的一生。

与书死磕是读书的一种坚守。与书死磕是一种执着。读书是人一辈子的事，需要久久为功的坚守。它不是潮涨潮落的起伏，也不是三分钟热度，短期地读书是不会有成效的。与书死磕，比的是长劲、韧性。像康德那样一辈子浸泡在书房，像马克思那样40年完成《资本论》，这些都是与书死磕、坚守读书的典范。

与书死磕是读书的一种境界。与书死磕是读书人与书融为一体的境界，是水和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成。它是读书人放不下、丢不开、忘不掉的一种牵系，是挥之不去、拂之还来的一种眷顾，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一种情结。人读书倘若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就进到了一种自觉的大境界。它既是人的一种高贵的幸福，也是书的一种荣幸。

值得赘言的是，我们倡导的与书死磕，是在符合度的范围内的、有分寸的死磕。它不是古人宣扬的那种“头悬梁、锥刺骨”的读书，不是违反人的生理规律、不顾健康地玩命死磕，也不是在遇到理解障碍、不懂“死穴”时，非要死抠硬上，必须拿下的行为。听一听陆九渊的“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毋耻不知”的宽仁忠告，学一学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阅读智慧，暂时放下，退而思之，也许是明智的选择。这些都并不违反死磕精神，而恰恰是对这一精神的智慧把握、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