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生活于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的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享受着现代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诸多好处，同时也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技术和制度的奴隶，让自己的生活、生命甚至死亡深陷于存在性危机而不能自拔，由此不得不面对诸多全新的生死难题。[1]

一、现代人的生活难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的生活空间和领域，促进和提高了人类生活的便利性和生命的成就感，为改善人的生命质量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可是技术理性带来的并不是美好与幸福，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不少青年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从而陷入一种存在性危机中，处于深刻的“和自然疏离”“和社会疏离”“和上帝疏离”“和自身疏离”的困境、焦虑之中。[2]

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使我们疲于奔命，身心不适。现代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出现的社会生活领域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繁杂，以人们有限的精力、有限的生存时间是无法把握变化如此之大、之多的社会生活的。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深感身心疲惫。

人与人的交往更加便捷和频繁，人际关系却日益疏离。现代人太忙碌，现代人事务太多，尤其是现代人各顾各的存在方式和生活习惯，使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亲情的淡薄，友情的冷漠，爱情的变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突出特征。现代的通信方式左右了人们之间的交往，隐去了语言所蕴含的丰富情感，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逐渐减少，这使人们之间的亲密感情越来越疏离。许多人沉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动画世界、影视世界、各种穿越和异能小说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乃至于不愿面对真实的世界，甚至丧失了实际生活的能力。

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变形成了人类新的生活问题。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已出现了两种人类：一种是所谓“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叫“generation”。这一代人只会坐着看电视，历史不知道，道德也不要，只爱唱流行歌曲、追明星、喝饮料、吃零食等。另一种是电脑前长大的一代，称“generation Y”。与电视机相比，电脑提供的更是一个幻觉的世界。这一代人非常容易把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混淆。有些小孩甚至以为只要按个电钮就可以把刚刚杀死的人唤醒。

同时，“傻瓜文化”在社会蔓延，而且越来越普遍化。所谓“傻瓜文化”，就是在高科技时代尖端科技产品都大众化了，人们使用这些高科技产品并不需要很多的高科技知识。人们不会计算，可以用计算器；写不好字，可以用电脑；没有知识，可以上网站查等。于是，一切生活技术化了，一切问题似乎只需点点鼠标就行了。个人素质的高低在人生过程中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人们只要会用越来越“傻瓜”的高科技产品就行了。文化涵养在个人的生活中已渐渐地失去了其重要性。所谓深厚的文化积淀、多学点历史文化传统知识、提升自我的道德素养等曾经受到社会普遍推崇的价值，越来越成为多余之物。

在永无休止的追求中，“没意思”的人生空白感和“没感觉”的人生状态油然而生。现代人太忙，无暇顾及什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但有时猛然回顾过去，常常会生出一种人生的虚幻感，觉得过去了的时光完全没有意义，而人生未来的价值似乎也寻觅不到。人活着真是没劲，不知为什么活，也不知活着是怎么回事。人生中的一切都不可能把握，于是，人们涌现出强烈的人生虚无感、幻灭感和无助感。

为了遮掩这种人生虚无与无助感，人们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对各种身外之物的依恋之中。当代社会越富足，物质越丰富，我们对物质基础的依赖也越深，我们一天都不能离开物质、技术及资讯，而且越陷越深，并日渐成瘾，形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强迫购物症、电子依赖症、资讯焦虑症等各种依赖症。许多人患上了“物欲症”，将“美好生活”等同于“物质生活”。电视、电话、计算机、电子邮件、手机、互联网、QQ、微博、微信等各种现代化的通信设备和传播手段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方便，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新的困扰。我们时刻沉浸在信息的海洋里，却又时刻面临信息过剩的苦恼。由于信息化时代知识更新过快，人们不得不拼命学习新知识。有些人会因担心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出现惶恐不安、失眠健忘、食欲不振、心悸气短等症状，甚至会产生厌学、厌世情绪。

二、现代人的生命难题

现代人的生命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物化。现代人为了金钱、房子、车子、享受高档的物质生活而拼命劳动与工作，似乎没有了这些，人活着就没有意义。占有越多，活着就越有意义。生命变成了对象化的存在物，迎合与占有成了生命的内涵。人面对物质欲望和物化趋势，失去了反思的能力。现代人沉溺于感性与物化的存在而放弃本质的超越，这就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物质条件不断丰富，现代生活丰富多彩。但是，生活有内容却无内涵，有广度却无深度，有技术却没有想象，有感觉却没有记忆，生命平面化了。这种生活的基础是健忘与缺乏想象，用以观察过去和将来的视域严重萎缩，以至于除了当下，大脑几乎留不下任何痕迹。这种生活沿着既无记忆又无预见的道路流逝着，它缺乏一种活力与生机。雅斯贝尔斯称之为“无生存的生命”。[3]

现代人的生命变得平面化。生命成为简单的生活事件的堆积物，生活事件不断变幻就成了活着的全部，如同播放幻灯片的屏幕，无数镜头过后，上面什么也没有留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与本质之间不再是内在统一的，生命就是生活的平面展开。而且，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在技术强制的统治下，人的生命开始丧失其本质内涵。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以一种量的精确化与可操作性来界定自我，技术及其需要成为衡量人的一切的尺度，从而使得人的自身性变成纯粹的外在化的实在，“由于技术生产，人本身和他的事物遭受到日益增长的危险，即成为单纯的物质，成为对象化的功能。”“人变成了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5]人对自我的关系成为一种可开发利用的东西，名之“人力资源开发”。

由于生活意义的失落，现代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空虚。现代人的痛苦，从表面上看源于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源于生存的困境，根本上却源于生活意义的失落。人是一种“发问的存在”，即使人在大部分时间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忙忙碌碌，他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饱食终日便无忧无虑。只要人活着，他就要去寻求活着的意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6]人们在生活中不断求这求那，或者没有达到，于是顿感活着没什么意思；或者自己所求得到了，可是发现得到的东西不过如此，也填充不了人生的空白；或者，所求的东西又失去了，令人感觉生命的无常和虚幻，只是意识到人生不可久留，没有什么可以永驻的。当然，还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到手的东西又有何益；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干这是为什么。

各种生活状态的意义消失，并进一步潜入生命的层次，使人的生命的价值也随之消失，这就形成了人类生存危机。人们不知道要怎样行，如何走，到哪里去，要干什么。彷徨、无奈、消沉，活得没有意思等状态成为现代人的鲜明标识。此外，正如弗兰克所指出的，有时求意义的意志受到挫折，于是用其他代替者作为补偿，例如求权力的意志。也有时候，这种受挫的求意义意志被求享乐的意志所取代。这就是现代社会许多人对金钱、权力、美色疯狂追求，甚至不惜犯罪的内在原因。

现代人普遍性的信仰缺失导致“真空精神病”。一些青少年常称自己什么都不信，是个无信仰的自由人。实际上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这些号称什么都不信的人，常常是放弃精神上的信仰和追求，把某种有限的物质神圣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现在搞市场经济，面临着过度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吞没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的危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信仰什么，而是没有信仰。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信仰而只会信仰金钱，法律和道德将因此而受到冲击。”[7]无信仰就无法找到生活的终极目标，感觉不到幸福，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无信仰，就无所惧；无所惧，就无法在心中形成时时约束自己的道德律令。这样，侵害他人生命、毁灭自我生命的事情发生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人必须有信仰，信仰应该是高远的，指向终极目标。而信仰所谓“现实利益”，过度关注自我价值的人，则会终生纠缠在“小我”的得失、悲欢中不能自拔。没有信仰就没有生活的根基，就如同建筑物没有基础，表面上的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却无法掩盖内在的空虚，最终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这就是“真空精神病”。弗兰克认为，真空精神病的产生完全是由于缺少行动精神，以及普遍的无聊与绝望。

三、现代人的死亡难题

不仅生活、生命在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强势下面临诸多难题，作为生命重要环节的死亡也遭遇诸多新的难题。

现代人的死亡境遇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的自然生命衰老到了一定程度，按其正常的速度终止了它的存在，通常也称之为“天年已尽”，因而“无疾而终”或“寿终”。死亡在根本上是“自然死亡”。而且，死的处所大多是在家里，是在亲人在场的温情脉脉的场景中。现代人已远离了自然死亡，死亡变成了技术死亡。死的地方也变成了医院。人们在强制性的医疗照管之下，“不能不把死亡看作一种疾病”。

现代人对死亡有了更多的痛苦与恐惧。从总体上看，现代人比古代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和人际关系更多、更复杂，因此，死亡引起的痛苦也就更大。拥有越多，人对生的依恋越大，便越难割舍，在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必使人生遭受更大的痛苦。这种因为拥有更多，因死亡而导致的丧失也就越多，由此引起现代人更大的面对死亡的恐惧。另外，由于现代医学技术大大延长了患者临终到死亡的间隔时间，使患者能从容地思前念后，任濒死的痛苦在人生中肆虐，人们也就深深地品尝到死前的痛苦与恐惧。

现代人的死亡更加孤独。“现代医疗环境让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无菌的环境中死去，与家人、朋友、子孙、宠物、与自己熟悉的环境隔离。我们自以为运用最新医学科技和消毒设备，便已做到极力抢救生命；殊不知我们只是用一种野蛮的方式，逃避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和罪恶感。”[8]其结果无疑是增添了死者的孤独与痛苦。

现代人的死更加没有尊严。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处理方式使得“现在死在家里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死在医院里。不再死在家里而更多地死在医院里，这一趋势大大改变了我们对死亡的观念。因为人们不可能不把死亡看作一种疾病。”[9]人就是医院的一个病号——几号床或就是简单的号数，人首先就是病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人。死是由医生、专业人员所决定的死，不是由死者本人决定的死。这种死亡方式使人丧失了自身的尊严。以医疗体系为代表的社会，有权决定病人在什么时间、遭受何种待遇或手术致残以后才可以死。所以，“人不再死了，而是让人死亡。”[10]不仅生命被物化，死亡也被物化。

现代人的死亡态度更加消极、更加边缘化。现代人一方面拒绝死亡，另一方面又对死亡游戏化。现代人生活水准显著提高，使死亡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表层。人类平均寿命有了惊人的增长，医学技术也有了飞速发展，人们临终时肉体的痛苦被相当程度地减轻了。由于科学进步，可以达到的不是长生不老，而是将死置之度外，漫长的生命无痛苦，似乎是自愿地结束。现代人是如此执着于生命的自信，遗忘死亡而活着。死亡已经不是生命的中心问题，而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尽管通过死亡遗忘、死亡边缘化，人们将死亡从生活的中心排除了，可是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死亡现实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逼近人们。交通事故、自然灾害、自杀，以及媒体传播的影响，现代人随时随地都成为死亡的旁观者和可能者。面对这一死亡现实处境，现代人奉行鸵鸟哲学，对死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死亡事件，死亡总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但是，我们决不会让死亡进入人的思想。我可以听，可以看，但不可以想，不可以思考，更不会去思考“我的死”的问题。

不管是生活难题、生命难题还是死亡难题，我们都不得不认真面对，因为我们毕竟都在经历，而且都不得不反思，因为我们是人。解决现代人的生死难题，除了现代人自己需要认真思考外，更需要借助人类文化给我们提供的生死智慧，尤其是哲学和宗教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本质与究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