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5日，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宣布，允许科学家制造用于科学研究用途的人兽杂交胚胎。这项实验是将牛或兔的少量卵细胞与人类DNA结合，来自纽卡斯特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们声称这项实验将为有效治疗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提供重要线索。[1]社会保护未来儿童机构秘书长安东尼·奥扎米克指出，我们对于这项研究表示悲痛，这并不是在开玩笑，这项研究违背了人类道德和伦理。[2]从基因角度看，他们通过实验制造出的人兽杂交胚胎细胞基本上都是人类的成分，仅有0.1%属于动物成分。胚胎细胞混合成功之后，他们会观察6天并从中提取干细胞，完成后立即把胚胎细胞毁灭，绝不允许其活过14天。这虽然是人兽杂交胚胎，但基本上还是人类的胚胎，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是他们残忍地杀死人类胚胎。生命如何会陷入如此对立的伦理争论呢？面对这样的争论，我们如何做出相应的道德抉择呢？

一、生命遭遇的伦理争论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越来越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和决定人类的存在，科学技术带来的威胁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一）现代科技带来的伦理争论

20世纪中后期，三大事件促使了科学家和公众严肃地关注科学研究的社会后果，即其应用对社会、人类和生态的影响以及科学研究的正当性。一是1945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二是1945年在德国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三是世界范围的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和地球本身的威胁。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爆炸，本意是结束世界大战，但没有预料到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会引起基因突变并世代遗传，严重影响了人类自身生命存在和生活质量。这使许多建议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改变了对原子弹的态度。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描述到人们突然发现寂静的春天看不见鸟儿在蓝天飞翔、鱼儿在江川游弋。这是一部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到环境问题的著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民众。

（二）医学技术带来的伦理争论

与此同时，随着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一系列与医疗技术相关的生命难题产生。人们可以人为控制死亡，如安乐死；可以运用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可以运用器官移植技术再生生命；可以运用基因工程和基因重组技术创造新的物种；可以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或克隆人。对于这些，我们不得不反问，这些都是人类应该做的吗？这些新的技术是否会被滥用？

伴随着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新设备、新药物等的使用，医学和医生的职责、医患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分科愈来愈细，病人的身体被分解为不同部分，医生只关心某一部位的病，而不关心作为整体的病人；由于医学过度依赖设备的检查而不注意听取病人的倾诉，医患之间的直接接触和思想交流大大减少；由于医生过度依赖药物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病人的心理与精神因素的作用被忽视了。简单地说，医患关系的“分化”“淡化”和“物化”，导致医学面临医患关系的危机。而医学“对病人负责”与“对社会负责”的矛盾及选择的两难，也使得医学面临伦理困境。比如，对于危重病人，是应放弃治疗还是坚持到底？

另外，医疗资源由于高新技术的应用愈来愈向少部分人和大医院集中，这与“人人享有优质医疗资源”的目标产生了现实的矛盾。几乎所有的高新技术都是昂贵的，而这些昂贵的技术既能满足少部分有钱人的需求，又适应医院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这样必然形成医疗资源向少部分人和大的医疗中心集中的趋势。基本医疗、社区医疗、农村和边远地区医疗的不足，使得医疗资源使用的公平、公正问题随之产生。同时，医学如何面对非医学的需要也成为新的问题。现代医学已经不仅限于治病、健康的范围，如美容医学、变性医学等。消费主义理论认为，消费者有权获得最佳的消费，有权过问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有权维护一切与消费有关的权利。医疗也是消费吗？如果是，那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消费？

（三）生命伦理学的产生

正是现代科技带来的一系列与我们生命存在、生命活动相关的重大议题，使得人们面对生命本身相关的重大问题从来没有如此艰难、彷徨过。也正是生命所遭遇的这些重大伦理争论，促进了现代生命伦理学的诞生。

生命伦理学是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Pansselar Potter在《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它是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科学，它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即用生命科学来改善生命的质量，是“争取生存的科学”。

关于生命伦理学的定义有不同的界定，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综合起来，生命伦理学可以被理解为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医疗保健及其他关乎生命存在的重大事件的伦理学问题的研究。这里的“生命”主要指人类生命，但与之相关的也涉及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伦理学”则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性研究，即对“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的伦理问题的探讨。

二、生命伦理学的主要理论

生命伦理学以传统规范伦理学的三大理论系统为基础，并根据实际情况将其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讨论中。人类行为必然同时包括“行为者”“行动”“行动后果”，但是传统规范伦理学出现了分别着重某一方面的伦理学系统，即注重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注重行动本身的义务论（动机论）伦理学、注重行动后果的结果论（功利论）伦理学。

（一）美德论、义务论、结果论

美德论，又称德行论或品德论，是主要研究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品德的规范伦理学。美德论告诉人们什么是道德上的完人以及如何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中国儒家的伦理学都属于美德论。美德伦理学把研究中心放在一个好人应该具备的特征或美德上，相信一个人如果拥有适宜的美德，自然就会按照某种方式行为。它所关心的是做出决定的道德行为人的内心，而非采取一项正确行为的推理过程。美德论认为，不仅做出正确行为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一个人有成为好人、做出正确行为的性格倾向、动机和特征。一些关于美德论的批评意见是，美德论不对决策予以明确的指导；美德论依赖传统实践，不能对当下实践做出快速反应；对传统的强调更多依赖过去的经验而不是推理，这使得在道德判断中很少提供尊重、个人自主以及推理的应用。

义务论是关于责任和应当的理论。它以道德义务和责任为中心，探讨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即根据哪些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某个行为的是非以及行为者的道德责任，并对人的行为动机和意向进行研究，以保证医务人员的行为合乎道德。康德伦理学是最典型的义务论伦理学。义务论以道德规范和戒律的形式表达人们关于怎样行为和生活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观念，因此在实际上又有行为义务论和规则义务论之分。义务论非常直接地告诉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便于人们按照道德标准去行为，大大提高了行为的效率。但问题在于，当两条规则或规则规定的义务之间发生矛盾时该怎么办？同时，义务论通常注重动机的重要性，也带来一些伦理实践中的问题。

结果论认为，判断人的行动在伦理上对错的标准是该行动的后果。一个行动在伦理上是否对，要看它的后果是什么、后果的好坏。主张后果论的最主要学派是功利主义学派，它认为行动的效用如何最重要，效用就是看该行动带来快乐还是痛苦，幸福还是不幸。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广泛应用后果论或效用主义来评价我们的行动方针。但问题在于，完全的后果或效用（短期的和长期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好的和坏的等），实际上是难以定量和计算的，也是难以预测的。而且完全按照结果论，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公正，还可能导致“不择手段、目的就是一切”的忽视人的尊严的结果。

（二）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

由于美德论、义务论、结果论等传统规范伦理学各有其长短，在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伦理学的生命论，包括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

生命神圣论是一种认为人的生命具有最高道德价值的生命伦理观，即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极其重要的。从一般意义上看，生命神圣论使人们珍重生命，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特殊意义上看，它促使医学和医疗职业的诞生和发展。但从历史上看，人的生命并不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命也不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生命神圣论还面临一些医学伦理难题，如：能否控制人口数量？能否实施生育控制措施？能否停止对病人的抢救？能否对人的生命进行研究？能否摘取人体器官进行移植？

生命质量论是一种根据人的自然素质的高低、优劣来决定医疗处置的生命伦理观。生命质量就是生命自然素质的状况，包括健康程度、治愈希望、预期寿命、智力状况等。生命质量还区分为主要质量、根本质量、操作质量。主要质量是指个体生命的身体或智力状态；根本质量是指一个人与他人在社会和道德上相互作用的意义与目的；操作质量是指利用智商或诊断学的标准来测定的智力和生理状况。

生命价值论是指根据生命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效用如何来决定医疗处置的生命伦理观。生命价值还可以做不同的区分，如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现实价值与潜在价值，正价值、负价值和零价值。

生命价值论与生命质量论认为，人类可以根据整体利益，有条件地而且是人道地干预人的生命过程，医学目标不应当是机械地保全人的性命，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和完善人的生命。依据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来判断生与死的价值；医学价值目标不仅应当维护个体生命权益，更应当服务于人类整体利益。

生命论，尤其是生命质量论和生命价值论的伦理观，完善了人类关于对待生命的伦理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将生命的神圣性、价值性、质量性结合起来的生命论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神圣—质量—价值论”，它强调人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具有一定的质量、能够创造价值。所以，人类应该珍重、救治、完善自身生命，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根据其生命质量和价值，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对待。它为人类的生育控制措施提供了伦理依据，为临**对某些晚期病人放弃医疗干预提供了伦理学上的辩护，为对生命进行研究提供了伦理依据，为临**摘取人体器官进行移植提供了伦理依据。

三、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客观实际，逐步形成了一些一般性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被作为伦理学规定和评估人类行为的基本理由。它们是指导进行涉及人类行为研究的一组基本伦理规范或伦理价值。这些原则被称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它们蕴含在《纽伦堡法典》（1946年）、《赫尔辛基宣言》（1964年）、《贝尔蒙报告》（1974年）等规定和准则之中。综合起来，生命伦理学有四条基本原则：行善、有利、尊重、公正。

1.行善原则

行善即做好事、不做坏事、制止坏事。行善原则是一条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医学活动中，恪守这样一个道德信条：努力行善，扬善抑恶，做好事，不做坏事，制止坏事，做一个善良的、有道德的人，善待生命、善待病人、善待社会。“善”包括“医学的善”和“医生的善”，前者强调医疗卫生保健活动的道德价值是为患者、受试者提供最大利益（公平、公正）；后者强调医务人员的德行，包括克己、利人、同情、正直、爱人如己等。

2.有利原则

有利即维护和促进病人的健康、利益和福利。有利原则包括“不伤害”的反面义务（不应该做的事）和“确有助益”的正面义务（应该做的事）。“不伤害”是指不给病人带来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损害、疾病甚至死亡。但仅仅做到“不伤害”是不够的。医患关系不是像顾客与售货员那样的陌生人关系，在这种陌生人关系中双方主要是反面义务。医患关系不同，因为医患之间在掌握医学、护理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处于脆弱和依赖的地位，医护人员有许多正面义务，即应该帮助病人治疗或治愈疾病，恢复健康，避免过早死亡，解除或缓解症状，解除或减轻疼痛。简言之，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有利于病人的正面义务。

3.尊重原则

尊重即尊重病人的自主权、知情同意权、保密权和隐私权。具体而言，①尊重自主权：有行为能力的人是有理性的人，涉及个人的问题，如健康、生命、结婚、生育、避孕方法的选择等应由个人做出决定，自己对自己的行动负责。②知情同意权：为了维护病人利益及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在治疗方案上，医生有义务取得他们的知情同意。③保密、隐私权：医护人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病人的隐私，包括病人的身体和有关病人机密的信息。保护隐私也包括这两个方面。

4.公正原则

公正即根据生命权的要求，按合理的或大家都能接受的道德原则给予每个人所应得到的医疗服务。它要求医护人员对病人公平对待，不分性别、年龄、肤色、种族、身体状况、经济状况或地位高低，不能歧视。公正是等利（害）交换的善行；不公正是不等利（害）交换的恶行。

生命伦理学基于伦理学的视野和原则对现代科技和社会生活中诸多有关生命的议题加以讨论。但关注最多的则是生命存在的起点和终点，即生育和死亡的相关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