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

【译文】

宣王说：“我头脑有点昏乱，对你的说法不能作进一步的领会。希望先生开到我的心智，更明确的教我。我虽然不聪敏，也请让我尝试一下。”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稳定不变的道德观念，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一旦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就会胡作非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才去加以刑罚，这等于是陷害他们。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理的呢？因此，贤明的君主在规定百姓的产业时，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能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督促他们一心向善，这样百姓也就乐于听从了。而现在规定的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够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成尚且艰难困苦，坏年成更是性命难保，这就使百姓连维持生命都怕来不及，哪有工夫去讲求礼义呢？大王如果想行仁政，为何不从根本上入手呢？”

【孟子的大智慧】

人的道德生活是和人民的物质条件相互联系的，当生命受到饥饿威胁的时候，多数人就难以坚持他们自身的廉耻观了，更别说礼节了。孟子对宣王的答复，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论语?子路》载，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在车上看到卫国的老百姓很多，就赞叹了一声，“庶矣哉！”冉有就问，“人口多了后，又该怎么办呢？”他回答，“富之。”冉有又问，“已经富了，又该怎么办呢？”他回答道，“教之。”这就是孔子著名的先富后教的主张。

后来诸家，多有继续发挥这一主张的。《孟子?梁惠王上》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管子?治国》也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史记?货殖列传》则进一步声言，“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先富后教，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强调的是物质性的基础对于礼乐教化的支撑性作用。这就是孟子对于宣王疑问所做解答的根本所在。它告诉宣王，要想解决问题，就要从施行仁政、安民富民的根本做起。

【孟子大智慧的解读】

有这样一个哲理故事：

从前有一对夫妇，家里有3个饼。夫妇俩一起分着吃，你一个，我一个，最后还剩下一个。他俩相约说：“从现在起，如果谁先开口说话，就不能吃这个饼了。”从此，为得到那个饼，俩人谁也不愿先开口说话。有天晚上，一个盗贼溜进屋里，偷了他们家的财物。直到盗贼把东西全部偷光，夫妇俩因为先前有约，眼睁睁看着财物丢光。谁也不愿开口讲话。盗贼看到没人说话，便当着丈夫的面侮辱他的妻子，可丈夫瞪着两眼还是不肯讲话。妻子急了，高声叫喊有贼，并恼怒地对丈夫说：“你怎么这样傻啊!为了一个饼，眼看着闹贼也不叫喊。”丈夫高兴地跳了起来，拍着手笑道：“啊，蠢货！最先开口讲的话，这个饼属于我了。”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包含着不同的矛盾，即使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段，矛盾的具体情况不同，事物在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同。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规定和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即主要矛盾。而其他的矛盾则属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也就是次要矛盾。抓住并正确解决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推动事物发展。

在这个故事中，夫妇二人之所以落得财失家破的结果，是因为夫妇俩没能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当两人打赌争饼时，谁遵守赌约，闭口无言是双方的主要矛盾。应着力解决。可是，当盗贼进屋盗窃财物时，如何联手赶走盗贼，保护家中财产，则成为主要矛盾，赌饼约定就成为次要矛盾。此时此刻，夫妇二人就应该抓住主要矛盾，齐心协力，抓住盗贼，保护财产。然而，夫妇二人因为牢记赌约，对盗贼不予理睬，让盗贼有了可乘之机，将财物盗走，从而丧失了抓贼的大好时机，落得家破财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想问题、办事情，应该牢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主次不分，因小失大。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坚持矛盾的客观性，就是要弄清当时当地客观存在的矛盾是什么，从而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辽沈战役中，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从战役的设想到战役的实施，毛泽东一开始即盯着锦州，以关住东北的陆上大门，将东北国民党军就地歼灭。而林彪对锦州这个战局关键的认识是比较滞后的。

早在1948年7月30日，毛泽东即电示林彪攻占锦州，电报说：“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一个月后，毛泽东又指示林彪确立两个“决心”，即“确立攻占锦（州）、榆（关）（山海关）、唐（山）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林彪则在攻打锦州还是攻打长春问题上多次犹豫，毛泽东于10月3日连发两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予以批评，其中17时电称：“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10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你们决定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1、2、3、7、8、9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5、6、10、12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此后，林彪才率军于10月5日至15日攻克锦州。东北野战军副政委陈云在1983年8月9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得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抓主要矛盾，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抓住问题的根本。正如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所说：“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只要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抓住了，解决好了，后面的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家长里短说孟子的大智慧】

哲学的辩证法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说，我们应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已经上升为科学的理论。现代社会纷繁复杂，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难题，我们时刻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抓住问题的根本。一旦我们学会抓住根本，就抓住了成功的尾巴，离真正的成功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