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生逢乱世，却能在官场、商场左右逢源，成为富甲天下的商贾奇人，其经营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风水轮流转，新人换旧人，胡雪岩的经营手法无从学起，但其经营智慧却闪耀着智者的光辉，胡雪岩招招成功的超常智慧，出手必胜的商战奇谋，为现代官场、商场提供了成功典范。
把握时局是头等大事
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它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驾驭时局，胡雪岩正是驾驭时局的典范。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胡雪岩也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它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驾驭时局，胡雪岩正是驾驭时局的典范。另一方面，胡雪岩所处的时代也为其成功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
胡雪岩历经清代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事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
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
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必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
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距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儿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
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可以看出，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时局有独到的把握和应对，这也直接决定着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赚钱一定要走正道
经商之道，首先是做人为人之道。一交跌进钱眼里，心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与奸诈无耻等值，这种人钱再多，也为人们所不齿。
胡雪岩做生意，特别讲求要按正道取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一句古语。这里“道”的所指，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不管怎样理解，这个“道”包含着正道、正途的内涵则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只要是按规矩取财，只要得之于正道，君子也不会以爱财为耻。
“做生意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这话是胡雪岩对古应春说的。胡雪岩与庞二联手销洋庄，本来一切顺利，不想庞二在上海丝行的档手朱福年为了自己“做小货”——也就是拿着东家的钱自己做生意，赚钱归自己，蚀本归本家——中饱私囊，从中捣鬼。
为了收服朱福年，胡雪岩用了一计，他先给朱福年的户头中存入五千银子并让收款钱庄打一个收条，然后让古应春找到朱福年，就说由于头寸紧张，自己的丝急于脱手，愿意以洋商开价的九五折卖给庞二，换句话说，也就是给朱福年五分的好处。这算是胡雪岩与朱福年之间的一桩“秘密交易”。不过，这笔“秘密交易”一定要透给庞二。
朱福年收下这五千银子，也就人了一个陷阱：他如果敢于私吞这笔银子，胡雪岩可以托人将此事透给庞二，朱福年必丢饭碗；如果他老老实实将这笔钱归人丝行的账上，有这一个五千两银子的收据在手，也可以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吃里扒外，这样朱福年也要失去了庞二的信任，总之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胡雪岩的计策果然生效，朱福年不仅老实就范，并且退还了那五千银子，而此时古应春也“存心不良”，另外打了一张收条给他，留下了原来存银时钱庄开出的笔据原件，作为把柄。当古应春将此事告知胡雪岩时，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了一番话，胡雪岩说：“不必这样了。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有句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敲他的饭碗。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
从胡雪岩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胡雪岩所说的正路，有一层能按正常的方式、正当的渠道办就不要用“歪”招、“怪”招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雪岩制服朱福年的办法，就是一种诱人落井、推人跳崖的十分阴狠的一招，确实有些歪门邪道的意味。在胡雪岩看来，这种招术，只是万不得已时的偶一为之，一旦转入正常，也就不必如此了。言谈之中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自己迫不得已制服朱福年的一招，从心里是持否定态度的。
胡雪岩所谓做生意要从正路上走最好，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要分得清楚，不能一心只想赚钱而不顾道义。
比如，胡雪岩做生意并不怕冒险，他自己就说过，“不冒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张，商人求利，刀头上的血也要敢舔。但无论你如何冒险去刀头舔血，都必须想停当了再去做。有的血可以去舔，有些就不能去舔。有一次他就给自己的钱庄档手打了一个比方：譬如一笔放款，我知道此人是个米商，借了钱去做生意。这时就要弄弄清楚，他的米是运到什么地方去。运到不曾失守的地方去，我可以借给他，但如果是运到“长毛”那里，这笔生意就不能做。我可以帮助朝廷，但不能帮助“长毛”。
在胡雪岩心里，他是大清的臣民，帮助朝廷赚钱，自然是从正路赚钱，“长毛”（也就是太平军）自然是逆贼，帮助逆贼赚钱，自然不是从正路赚钱，违背了这一大原则，即使获利再大，也不能做。
不用说，经商就是为了赚钱，就是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银子“掏”到自己的腰包里来。商人图利，对于经商者来说，千来万来，赚不到钱不来，赔本买卖更不能来。不过，要光明正大从别人口袋里“掏”来银子，而且还要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让你来“掏”，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这里也自然有一些必须的技巧和诀窍，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生财之道”。不懂得生财之道，“君子爱财”终归只能爱爱而已，绝对是取之不来的。
胡雪岩精于生财之道，他注重“做”招牌、“做”面子、“做”场面、“做”信用；广罗人才，经营靠山；施财扬名，广结人缘……这些措施，就是他的生财之道，而且也确实行之有效。
比如，他在创办自己的药店“胡庆余堂”之初，策划的那几条措施：三伏酷热之时向路人散丹施药以助解暑，丹药免费但丹药小包装上都必须印上“胡庆余堂”四个字；正值朝廷花大力气平定太平天国之际，“胡庆余堂”开发并炮制大量避疫祛疬和治疗刀伤金创的膏丹丸散，廉价供应朝廷军队使用，用现代经营眼光来看，这些措施具有极好的扩大企业声誉、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开拓商品市场、建立商事信用的作用。
正是靠了这些措施，“胡庆余堂”从开办之初就站稳了脚跟，很快成为立足江浙、辐射全国的一流药店，且历数十年而不衰。而由“胡庆余堂”建立起来的胡雪岩的声望、影响所形成的潜在效益，对胡雪岩的其他的生意如钱庄、丝行、当铺等的经营，也起到极好的作用。
不过，这里的“道”，应该更是指取财于不违背良心，不损害道义的正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道其实也就是人道。经商之道，首先是做人为人之道。一交跌进钱眼里，心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与奸诈无耻等值，这种人钱再多，也为人们所不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具体说来，也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胆识、能力、智慧，依靠自己勤勉而诚实的劳动去心安理得地挣取，而不是存一份发横财的心思，靠旁门左道的钻营去“诈”取。
有一句俗语，说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做出大成就的成功的商人都知道，商事运作是最要讲信义、信誉、信用，最要讲诚实、敬业、勤勉的，一句话，就是要于正途上“勤勤恳恳去巴结”，生意才会长久，所得才是该得，所谓飞来的横财不是财，带来的横祸恰是祸，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也许正是懂得“道”的这一层含义，胡雪岩自己也特别注意尽可能从正道取财，例如他开药店要求成药的修合一定要货真价实，决不能“说真方，卖假药”，不能坑蒙拐骗；例如他与朋友合作，都是真诚相待，互利互惠，甚至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亏待朋友。这都能看出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的人品。而且，胡雪岩经商从来不违背下面几条原则：
第一，可以为了钱“去刀头上舔血”，但决不在朝廷律令明白规定不能走的道上赚黑钱；
第二，可以捡便宜赚钱，但决不去贪图于别人不利的便宜，决不为了自己赚钱而去敲碎别人的饭碗；
第三，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赚钱，但决不为了赚钱去做任何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第四，可以寻机取巧，但决不背信弃义靠坑蒙拐骗赚昧心钱；
第五，可以将如何赚钱放在日常所有事务之首，但该施财行善、掷金买乐时也决不吝啬，决不做守财奴。
经商有得必有失
得与失互为转化之效果，有时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但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掌握取舍的主动权，让它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个从战术上考虑问题的人是强者，而一个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人则是智者。
顾全大局，舍卒保车是一种深远的谋略，是一种宽柔的智慧。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甘愿在名誉上受到玷污，而成就更大的事业。古人云：“立名难而坏名易。”好名声的建立是很难的，而破坏名声只在一时一事之中。
所以，名节上的损失绝非小事，勇于牺牲名节，必定是为了更大的目的。这就是顾全大局，对于这个大局来说，名节就是“卒”，为了得到大局这个“车”，失去这个“卒”是不可避免的。
为人处世如此，做生意亦如此。在生意场上要做到顾全大局，就必须临危不乱，关键时刻不能患得患失于小益小利，要善于分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能够舍卒保车，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舍弃眼前的利益。在相对小的利益面前装糊涂、不动心是每一位渴望大成功的经营者所必备的素质。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人世间的事情，有了付出才有回报，没有无回报的付出，也没有无付出的回报。付出越多，得到的回报越大，只想别人给予自己，那么“得到”的源泉终将枯竭。
春秋末年，齐国的国君荒**无道，横征暴敛，逼取于民以无度。齐国的贵族田成子看到这种情况后，对他的下属说：“公室用这种榨取的手段，虽然得到了不少财富，但这种取是‘取之犹舍也’。仓储虽实，但国家不固，终是‘嫁衣’。”
于是，田成子制作了大、小两种斗，打开自己仓储接济饥民，用大斗出借谷米，用小斗回收还来的谷米，“予民于惠”，于是齐国人民不肯再为公室种田效力而投奔于田成子门下，一时“民归之如流水”。田成子用这种大斗出小斗进的方式，借出的是粮食，收进的是民心。貌似给予，实则得到。果然，齐国的国君宝座最后为田氏家族所得。史学家范晔说：“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与之为取。”一语道破了这种得失观。
得与失互为转化之效果，有时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但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掌握取舍的主动权，让它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是一个以养士出名的相国。由于他待人十分真诚，感动了一个具有真才实学而十分落魄的士人，名叫冯谖。
冯谖在受到孟尝君的礼遇后，决心为他效力。一次孟尝君找人为他到其封地薛邑讨债，问谁肯去？冯谖说他愿去，但不知用催讨回来的钱，需要买什么东西。孟尝君说就买点家里没有的东西吧。冯谖领命而去。到了薛邑后，他见到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听说孟尝君的讨债使者来了，均啧啧有怨言。
于是，他召集了邑中居民，对大家说：“孟尝君知道大家生活困难，这次特意派我来告诉大家，以前的欠债一律作废，利息也不用偿还了，孟尝君叫我把债券也带来了，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它烧毁，从今以后，再不用还！”说着，冯谖果真点起一把火，把债券都烧完了。薛邑的百姓没有料到孟尝君如此仁义，个个感激涕零。
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他，讨的利钱呢？冯谖说，不但利钱没讨回，借债的债券也烧了。孟尝君便大不高兴。冯谖对他说：您不是叫我买家中没有的东西回来吗？我已经给您买回来了，这就是“义”。焚券市义，这对您收归民心是大有好处的啊！
果然，数年后，孟尝君被人谮谗，齐相不保，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薛邑的百姓听说恩公孟尝君回来了，全城出动，夹道欢迎，表示坚决拥护他，跟着他走。
孟尝君甚为感动，这时才体会到冯谖“市义”的苦心。这就叫“好与者，必多取”，小的损失可以换取大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得失问题就是对贡献与索取、获得与舍弃之间关系的平衡和把握。
有没有像动物那样只想得不想失的？当然有。何谓贪得无厌？何谓极端自私？说白了，就是只想得不想失，而且只想多得，一点都不想失。不过，最后的下场总是不那么光彩的。
有没有不在乎个人得失的人？也有。有的人不计名利，只是奉献，为了他人的幸福，宁可自己少得或不得，宁可失去自己的利益，从不斤斤计较。有的为了某种主义、某种思想，甚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如今，有关得失，社会流行的准则是：该得的就要得，该失的就要失，而不该得的就一点都不要得，不该失的也自然不应失。
是不是得失之间的关系就简单到如此明了的地步呢？当然不是。当得失与人的智慧，与人格、节操，与人的道德，与法律结合之后，就会变得异常之复杂，处理其间的关系就变得异常微妙、艰难了。
譬如，得失中的远见与近视。有不少人，急功近利的色彩非常强烈，考虑的只是眼前的利益，所看到的只是鼻子下的东西，而看不到未来。于是，不管大的、小的，不管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统统想捞到手，一点小亏都不能吃，时间一长，就慢慢向贪得无厌的方向演变，一般来说，这种人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钱眼里巧妙地**秋千
胡雪岩是一个“钱眼里**秋千”的高手，创业之初，他身无分文，就因为他懂得在“钱眼里**秋千”，他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胡雪岩看中了开药店。在和刘不才等人商量开办药店事宜的时候，他一开口就是“初步我想凑十万银子的本钱”。这个“牛皮”可是吹得有点大了，因为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十万银子在什么地方。
虽说他在湖州结识的朋友郁四说过愿意入股，但他已经帮了自己很多了，再让他拿钱出来，他也就只好卖田卖地了。兵荒马乱之中，不动产根本就变不出现钱，按胡雪岩的原则，“江湖上走走，决不干害好朋友的勾当。”他自然不会取此下策，胡雪岩第一次感到了不着实。
不过，这也没有难倒胡雪岩，他脑子一转，便找到了为药店筹集资本的两个渠道：
第一步，他可以向杭州城里那些为官不廉、中饱私囊已经被“喂”得脑满肠肥的官儿们来筹集资金。
他准备回到杭州，首先攻下杭州抚台黄宗汉。这黄宗汉本事不大官却做的不小，执掌着浙江一省军政大权，已是封疆大吏。这个人也极其贪婪，对任何可以得到的好处，无论大小都不旨放过，甚至曾因勒索属下浙江前任藩司四万银子不得，定计将他逼死。不过，也正因为黄宗汉的贪得无厌，胡雪岩也更有把握“收服”他。
他不是贪财么？我可以许以大笔的进项。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军队需要大量的金创药，逃难的难民需要避疫防病的常备药，因而开药店本来就是极稳妥的生意，加之又有济世活人的好名目，黄宗汉一定肯从他极饱的宦囊中拿出一笔钱来投作股本。黄宗汉足浙江最大的官，别的人自然要看他的眼色行事，如果攻下他，另外再找有钱的官儿们来凑数，当然也就容易多了。
胡雪岩下一步要让官府出钱开自己的药店。
刘不才有专治军队行军打仗容易发生的时疫的“诸葛行军散”祖传秘方，配料与众不同，其效如神。胡雪岩准备直接与浙江粮台打交道。清代各省所设粮台为军需供给机构，虽不上前线打仗，专管军队粮草旗帐之类的后勤保障，但事实上却什么事都管，也包括伤兵治疗及战死兵员的后事料理等事宜，药品当然也在他们所需之列。
胡雪岩打算一方面采取只收成本的方式给军营送“诸葛行军散”，另一方面，如果有捐饷的，也亓丁以让他们以“诸葛行军散”代捐。顺治年间，由于“军旅繁兴，岁人不给”，户部上奏，“议开监生、吏典等援纳，并给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赎。”这就是清代一直实行的捐输助饷的制度。
政府连僧、道度牒都拿来换钱，以至于犯罪判刑也可以以银子折赎，可见当时的财政是多么恶劣了。清代实行的捐输制度，捐输者既可以捐银子，也可以用实物折抵，只要指明数量多少，折合银子多少即可。“诸葛行军散”为军营所需，自然在可抵实物之列。
有了上面两个渠道，胡雪岩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让自己药店的药品输入军营。只要军营的兵将们相信这药好，就可以和粮台打交道，争取承接为粮台供药的业务。粮台最麻烦的就是一仗下来料理伤亡，所以粮台用药极多。药店可以把药卖给他们，药效要实在，价钱比市面便宜，还可以欠账，让粮台本人公事上好交代。而既然可以欠账，也就可以预支。
除“诸葛行军散”之外，药店可以弄到几张能够一服见效与众不同的好方子，譬如刀伤药、辟瘟丹之类，真材实料修合起来，然后禀告各路粮台，让他们来定购，领下定购药品的款子，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一走通，药店不就可以“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了么，还用愁什么药店的本钱？
胡雪岩在“钱眼里**秋千”实在“**”得令人叫绝。
背靠官府的“红顶商人”
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多；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远。”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借取外界力量的重要。胡雪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婪，因而十分注意在为自己经营靠山上下功夫。
胡雪岩时代的旧制，十分影响商人的发展。因为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最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这样的体制与商人的活动是相矛盾的。官吏对商人的影响十分大，即使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影响一个小商贩的生意。较大的官吏则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况，商人要想把其经营进行下去，必须做出合适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所以就有商人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当然，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保护范围也就越大。
胡雪岩所采取的就是后一种策略。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发育周期甚长，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升迁制度与习惯。尤其是在不成文的习惯部分，托庇大官僚而使自己升迁顺利，已经是一件世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情。
所谓“官官相护”，或者“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讲的这种习惯。胡雪岩长期做跑街，与一帮挖空心思捐班升官的人打交道，逐渐熟悉了这一套习惯。他很明白，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
正是长期与这些人打交道，胡雪岩逐渐变得为人四海。当他遇到王有龄，听说他是捐班盐大使，便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利用收款的机会，为王有龄筹措了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进京拜官。
王有龄因为胡雪岩这一帮助，得到机会补了实缺。知恩报恩，胡雪岩得以借机有了自己的钱庄。随后，因为有了王有龄这个官声很好、升迁很快的后台，胡雪岩发现自己面前突然铺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粮食的购办与转运、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匣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都往胡雪岩的钱庄流了进来。
胡雪岩有了这一经验，回过头来反思，便很快明白了在那个特殊时代商业要想大发展的成功之道：寻找官场的保护。
要寻找保护的办法很多，首先是继续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在这一点上，对于王有龄，家中用度、个人是寒是暖、上司如何打点，都在胡雪岩的帮助之列。随后是何桂清。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一次可以放出一万五千两银子；为了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他甚至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
胡雪岩明白，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时之办法，虽然是绕了一道弯，是在代他人操劳。但是到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人得到朝廷赏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了这些人的稳固，自己的商业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出力甚勤，所以在这一带的影响日盛。为了这个缘故，胡雪岩的点子也有了市场，他的商业也有了依托。他个人在经营中逐渐冲破了先前的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示了胡雪岩在商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此时的胡雪岩，因为尝到了在官僚阶层中扩充势力的甜头，他是再也不会回NIEI有的经营观念中去了。
何王集团土崩瓦解之日，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人。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这时左宗棠这样一位世纪人物就出现了。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务，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但是胡雪岩却乐此不疲。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事，可以从中赢利，另外，因为左宗棠必须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平捻剿回，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
左宗棠是个英才人物，其事业日隆，声名日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就愈加踏实。他原来之所以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增加安全。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个大员做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褂，天下人莫不视胡雪岩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莫不视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胡雪岩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也可以非常硬气地与洋人抗衡。任何一个以本业为主，不能上传下达的商人都不敢像他这么做。只有胡雪岩，把握住这个时期的特点了，而且做到了。
因此，在胡雪岩经营的整个过程中，官场是胡雪岩“公关”的首选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功夫。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记载：
胡氏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场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均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由，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书中所载情形倒像胡资助王有龄的事，在众人对王投以势利眼之际，胡雪岩独报以殷勤礼节，并冒着丢饭碗的风险，擅作主张，动用东家的大笔银两相资助，表现出相当的投资远见。在王有龄这边，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雨，他对胡的“慧眼识俊杰”自然念念不忘，后来，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知府，旋补杭州，不出几年，升浙江巡抚，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资便得到难以计数的回报，还博得了“东南大侠”的美誉。
除了巴结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诉、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当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
胡的曾孙胡亚光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玉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亨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说的是其曾祖宽厚待人，但我们却可以从中了解到胡雪岩与军门一级的官员有礼品往来，彼酬此酢，而贵人、大亨就是他的座上宾。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做的努力是绝对值得的投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胡雪岩在创办药店初期，为了筹集资金，首先向杭州城里那些贪官墨吏们筹集资金。回到杭州，胡雪岩先说服了杭州抚台黄宗汉出资做股本开药店。黄宗汉出股了，他手下的大小官吏们也纷纷效仿，出资向胡雪岩的药店入股。
接着，胡雪岩又让官府出钱来为自己开药店。
胡雪岩先利用自己的高效名药以成本价或免费给军队，让军队接受他的药。然后再与军队管后勤供给的“粮台”打交道，让他一方面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向胡雪岩以预支的形式订购大宗军队药品业务。领下订购药品的款子，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一走通，胡雪岩的药店就像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了。
借助官场的势力，原本没有影子的十万银子的本钱现在有了。胡雪岩依靠这个方法办起了胡庆余堂，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还给自己带来了“济世善举”的名声。然而，若非背靠官场，这些恐怕都是实现不了的。
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敛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官商合流违背政治原则和社会道德，而且倚官为势终究不稳定，因为肥缺人人想占，这就构成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政情一动**，靠山就难保，胡雪岩后来衰败，来自官场的因素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项”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换一层面来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就是凭着这一“红顶”，积累了万贯家资，红极一时，富甲一方。然而客观地说，胡雪岩背后有着强大的官场力量，而这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胡氏以其睿智的眼光，发现了“中国人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的客观规律，从而一生致力于培植自己的官场靠山，踩着官场的阶梯，登上了财富的高峰。
古语有云：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借助王有龄开钱庄，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二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已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张，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余堂等纷纷倒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层原因则是政治敌人的打击。
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密切，但最终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而成为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晚年的胡雪岩，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胡庆余堂的微薄收入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这位曾经显赫的“一代商圣”在道光十一年（1831）黯然离世。
同行不妒，方能成事
市场是商务经营运作的生命线。通常情况下，市场的扩大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反之，市场的缩小说明财富总量在减少。但不论是何种情况，市场这块“蛋糕”的大小总是相对一定的。
某一门类的生意，由于同行之间经营内容的相同，也就意味着要分享同一块“蛋糕”。对同一市场的分享，说穿了也就是利益的分享，一方多吃一口，另一方肯定就只能少吃一口，因此同行之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了各自利益，同行间互相妒忌也是不难理解的。由妒忌到倾轧、竞争，也就成了同行间的常事，所谓“同行是冤家”的俗语，讲的正是这个理儿。
在竞争中或者一方取胜，另一方被迫称臣；或者两败俱伤，“鹬蚌相争”而被第三方“渔翁得利”；或者一时难分胜负，双方维持现状，酝酿新的一轮竞争。这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也是被所有商家都认可的市场规律。
那么，在这种循环中有没有既不触动对方利益，己方又能得利的第三条变通之路可走呢？有！这就是不抢同行的饭碗，“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胡雪岩可说是此中善于变通的高手，仅说他善变通还不完全对，还应说他有一颗仁义之心。因为以他当时的势力，抢谁的饭碗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时胡雪岩看到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尤其是江浙一带，直接受到太平天国的威胁，特别是自上海失守后，人心惶惶，防务亟待加强。更是大办团练、扩充军人，有了兵就要有兵器，因而各地急需大批洋枪洋炮。胡雪岩早早的就看到这一点，并充分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大做军火生意。
胡雪岩在一次与古应春的交谈中得知，英国人有一批枪支近期运到中国，并且正在与太平军接洽，准备卖给太平军，胡雪岩马上就决定把这笔能赚大钱的生意硬挖过来。
然而，在决定买枪之后，古应春接下来“除了洋枪，还有大炮，要不要劝浙江买？”的问话，却让向来果断的胡雪岩有点犹豫和踌躇，并且最后放弃了买火炮的打算，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胡雪岩连到手的钱都不想赚了呢？
原来浙江有个姓龚的福建人，名叫龚振麟，曾经做过嘉兴县的县丞，道光末年就在浙江主持“炮局”，浙江炮局主要就是制造火炮的单位。从明朝中叶以来，一直在仿制的“红衣大将军炮”都用生铁翻砂，龚振麟不仅发明了铸炮铁模，而且还专门著有一本《枢机炮架新式图说》，在铸炮技术上颇有改良。他的儿子名叫龚之棠，颇得父亲真传，父子二人都很得浙江巡抚黄宗汉的欣赏和重用。
虽然胡雪岩很清楚由龚振麟、龚之棠父子主持的炮局制造的土炮，绝对赶不上西洋的“落地开花炮”，但毕竟是他们自己造的炮，胡雪岩认为如果他买进西洋炮，由于西洋炮威力大、质量好，必然要顶掉浙江炮局制造的土炮，因而也势必侵害炮局的利益，引起炮局的忌恨。炮局龚氏父子本来就得浙江巡抚黄宗汉的重用，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利用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影响，大肆挑剔买洋枪洋炮的弊端。反对浙江购买洋炮洋枪。如此一来，不仅洋炮买不成，恐怕到时连洋枪也买不成了。
胡雪岩基于对人情世故的考虑，舍炮而只买洋枪，不仅有效避免了对炮局利益的触及，而且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经营项目，另辟市场。不致于引起同行的反对。虽是同行，却能够做到和平共处，这是胡雪岩为了生意的成功而寻求的外部环境。他取枪舍炮的做法，看似缩小了自己的市场，实际上却是为了开辟另一市场而作出的必要让步，在这一新市场上，他不会遭到同行的妒忌和反对，也没有竞争。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经营空间，赢得更大的利润。
当今社会更是讲究和谐共赢，一个人或者企业若只靠投机取巧、耍奸使诈，就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今社会的竞争更讲究在诚信下的竞争，只有真正领会竞争之真义，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只有那些明白利益共沾的人才能赚到钱。
美国有一家名叫哈勃的小公司，生产一种称为“配方409”的清洁剂喷液。经过几年的努力，产品的销路很好，迅速占领了美国5％的清洁剂市场和几乎一半的清洁剂喷液市场，一时间威名大振。
哈勃公司的成功，立即引起了另一家生产清洁剂的公司——大名鼎鼎的宝洁公司的警觉，因为哈勃公司已经“蚕食”掉了宝洁很大的一块市场，越来越成为它的心腹之患。宝洁公司决定立即对哈勃公司采取大规模毁灭性的攻击，在很短时间内接连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清洁剂，并且还把哈勃公司的老家——哈佛市作为重点推销对象。打算首先占领哈勃公司的大本营市场，然后内外夹击，大有一举置对手于死地的气势。对于突然出现的如此强大凶猛的攻势，哈勃公司最初张皇失措，无计以对。总经理哈勃冷静下来以后，迅速召集其“智囊团”成员商议对策。有的人主张同宝洁公司竞争下去，因为哈勃公司己不是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了，已经有了与强手竞争的能力。但更多的人则对这种较量表示怀疑，对公司的前途持悲观态度，认为趁早转行，省得遇到更大的打击。听了众人的议论后，哈勃没有接受大多数人的转行意见，他决意要和宝洁公司竞争下去。因为对一个以清洁剂为主要支柱的企业来说，要想转行就等于是走向灭亡，既然都是个死，倒不如拼一下，总不能让对手就这样轻易的得到好处。
于是哈勃发动反攻，他在开完会议的第二天就宣布，立即停止公司在哈佛市的经销和宣传活动，并且在哈佛撤出了其王牌产品“配方409”的所有销售活动。哈勃公司的行动立即引起公司内外哗然，这哪里是在同对手竞争，分明是向对手屈服嘛！人们猜测哈勃公司破产在即了。宝洁公司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欣喜若狂，他们没有想到对手如此不堪一击，只是一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
正当他们忘乎所以、大摆庆功宴的时候，哈勃公司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击。它把以前用小瓶装的清洁剂改装成大瓶，其价格比折合成小瓶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以前，每小瓶只够消费者用一个月，而大瓶却能用半年，省得消费者用完后再买，很是麻烦，并且哈勃公司还不惜重金，通过广告大肆宣传这种大瓶装的质量好、价格优惠以及能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人们鉴于“配方409”的优质和使用上的方便，纷纷购买，于是销售量顿时大增，而宝洁公司却备受冷落。当宝洁公司从成功的梦中清醒过来后，哈勃公司已经以一种新的形象在市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哈勃的这种销售方式对宝洁公司的攻击是致命的，因为人们买了大瓶装的消耗品，那就等于一个家庭可能在未来半年内不会再买同一产品了。在商场上，没人能预料到半年以后的情况，如果在这半年中再有一家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出现，那对宝洁公司的打击就是致命的。所以任何企业决策人都要想到，市场这块大蛋糕吃的人越少越好，但绝不可能为一人所独占，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同行结为联盟，共同进退，不再让新的力量来吞食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攻击已成熟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