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人用人，扬长避短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斓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是同样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根据求才者的智识高低而出现的，需要用才者善锎鉴别、善于使用。用人就像用马，如果得到千里马却不认识，或者即使认识了，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能力，那当然就只会喜欢那种衰弱无力的马而抛弃雄壮剽悍的骏马了。知人善用是曾国藩人才观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而且，凡具一技之长者，曾国藩都要广为延揽，在使用时更是小心谨慎，尽可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慎用人才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量才器使，才尽其用，但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要知道如何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指出：古人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这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他要求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

有关知人善用，曾国藩重用容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国藩曾重用并委派容闳赴欧美采购机器。这位广东香山县人，自幼攒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都向曾国藩举荐过。尽管容闳到过太平天国和天京，还向于王洪仁阡上书，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以后又与太平天国多次做过茶叶生意，曾国藩对此却并不怪罪。

曾国藩接连三次发出邀请。36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

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容闳答以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需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曾国藩十分赞许，及时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

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做着中国富强之梦的容闳，受命之日，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曾国藩收到学生李鸿章的一封书信。

在信里，李鸿章向恩师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老师的帐前效力。曾国藩放下学生的信，照例背着双手出去散步。

黄昏的时候，曾国藩刚刚回府第，家人立刻迎了上来，低声告诉曾国藩，李大人推荐来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挥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了过去。

这时，只见大厅前的庭院里站了三个年轻人，曾国藩就悄悄地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曾国藩又观察了一会儿，看云的年轻人仍旧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经颇有微词。

曾国藩继续观察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悄悄回到房间里。

很快，曾国藩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和他们攀谈起来。渐渐地，曾国藩发现，不停打量自己客厅摆设的那个年轻人和自己谈话最投机，自己的喜好习惯他似乎都早已熟悉，两人相谈甚欢。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不过，那个抬头看云的年轻人虽然口才一般，却常常有惊人之谈，对事对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说话过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

谈完话之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之后，立刻吩咐手下对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把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让他做了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

在大家实在想不通时，曾国藩说出了用人的秘诀：“第一个年轻人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刚才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他对很多东西不甚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而且他在背后发牢骚发得最厉害。由此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遇事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沉稳有余，魄力不足，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不焦不躁，竟然还有心情仰观浮云，就这一分从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显贵他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这是少有的人才啊！”曾国藩一席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称是。

“这个年轻人日后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在后来的一系列征战中迅速脱颖而出，受到了军政两界的关注，并因为战功显赫被册封了爵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垂暮之年，毅然复出，率领台湾居民重创法国侵略军，从而扬名中外。他便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不过，正如曾国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被小人中伤，黯然离开了台湾。

作为领导，知人善任是最起码的要求。他懂得用眼睛所见来纠正耳朵所闻的讹误。而不善于了解人的人，却用耳朵所闻来代替眼睛所见的事实。过去人们在评论人才时，要是一人说好，大家都说好，要是一人说不好，大家也都说不好，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真实可信。

知人是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激励人才奋发进取的有效措施。

二、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运筹帷幄，靠帅才；决胜疆场，靠将才。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毕竟有限，事事能干的人，自古就没有。况且，即使有这种事事能干的人，那么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所以，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不是表现在己有所长上，而是表现在能用人之长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间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就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国藩对这位身材高大，面赤身红的满族军官感到很奇怪。后来，曾国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帐中，与之相谈，大为赞赏。接着，又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道：绿营兵有这样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

但是，此时的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从来不到操场督练，只管自己在署宫中偷闲，养习花木。因此，他极为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而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

这件事被曾国藩知道之后，曾国藩便上疏弹劾副将清德，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曾国藩向皇廷担保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果然，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可见曾国藩后来对其的注重。

咸丰四年（1854年），塔齐布以收复湘潭有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这年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

次日，各军见到塔齐布仍未回来，于是以为塔齐布已经遇难，士卒们哭作一团。而曾国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了三更时分，一位乡农将塔齐布送回，士卒们才转忧为喜，大声欢呼。曾国藩、罗泽南听到塔齐布平安回营，都翻身跳将起来，光着脚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倾诉劳苦。这时，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评价一个人才，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塔齐布平时虽然看似有愚憨、无能之态，但一到战场便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其好单骑逼近敌垒，以侦视虚实，因此几次都陷入危境，之后才转危为安。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的短处。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长处在聪明，有才华，短处在于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优点时，也一并指出其短处，加以告诫。

对于淮军名将郭松林，曾国藩则评价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顿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而对于李元度，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在评价刘铭传时，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另一位部将时却说：“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实非所长。”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曾国藩说：“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李昭庆随曾国藩剿捻，总理营分，也无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两位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1.贪利

“春霆（鲍超）于‘利’字素看不薄，颇有不服众心之处”，“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因为他贪心，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惯扣勇粮，终致引发金华兵变。

2.贪名

曾国藩在给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说：“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于奏疏中偶说好话，渠感之最深，或送高丽参及鞍马、衣服等事，渠亦历久不忘。阁下若于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则大事最易商量，断不龃龉矣。”这样的人贪小失大，很难办成大事。

3.有勇无谋

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

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三、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一个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拿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通读历史，曾国藩很有感触，于是在他的《杂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打江山创事业一定要有基础，你的宅基有多大，事业基础就有多大，就像房间一样，你盖得有多大，庇护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础的打造非常重要。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才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曾国藩的盖世功业，与他在身边聚集起能够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曾国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因为他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他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怎样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才”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当然，曾国藩深知什么时候该借人，什么时候不该借人，可谓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不是，他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因为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暗中也是使着“借”字诀的。

曾国藩24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

曾国藩在打造湘军之初，势单力薄。在给刘蓉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意指刘蓉必须过来，希望每天闻一闻你脚丫子的味道，还有郭嵩焘必须要加盟到我这里，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业。

曾国藩所打造的湘军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政府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

这样一来，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后来，湘军便有了很浓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就连朝中都有人怅然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曾国藩的声望可见一斑。

后来，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事业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与他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都与他结为了亲家，从而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的一层更坚固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鸿章等也都是曾国藩的生死之交，最后亲上加亲成了亲家，有如一家。

拥有这些人才组成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最终成就自己的功业，他身边的这些人能够成为基干力量是关键，他的合纵连横之术才是其事业最终发展的保障。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比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著名的湘潭大捷，与李元度、陈士杰的出谋划策也分不开。

再如，咸丰十年（1860年），正值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令鲍超北上勤王。

这给曾国藩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鲍超是眼下战场的主力，现在正是要命的节骨眼，如果他一旦北上，湘军的战斗力会减少一半，恐怕再难与太平军对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毁于一旦，但如果不去又万难找出借口：还有什么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国藩让幕僚们各抒己见，最后终于得出一个“按兵请旨，且勿稍动”的策略，躲过了一次危机。

还有，如采纳容闳的意见，支持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出国，在后世留下了洋务派领袖的美誉。

上面的例子无不证明，正是因为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国藩的成功大业。

当然，要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对别人有用、有价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往。

曾国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抵达权力巅峰的过程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有两点，一是善于建立各种关系，一是平时也不忽略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训练和积累。

虽然说，如果没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和引荐，曾国藩就是再有过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会有人来举荐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来举荐他，效果也绝对不会这样好。所以，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我们在看重善于与人交际的同时，也应重视平时的刻苦积累和努力上进。要建立起一个优质的人才库，仅有慧眼识人的才能是不够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必须要有强烈的求才若渴的愿望，并用虚心和诚心感动人才，这样方能用人如器，让藏龙腾飞，让卧虎猛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四、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在曾国藩看来，用人是否得法，直接关乎事业的成败。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称羡的成就，与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密不可分的。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关于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曾国藩虽也主张不拘一格，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有这样两种人却是不会被他重用的。

1.夸夸其谈的人

曾国藩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会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容易让人生厌。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

与人相处，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时时都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

夸夸其谈的人，往往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比较少；但当他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有异性朋友在，话就更多，甚至于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这样的人最容易招致他人的厌恶。

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也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平常也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十大儒，他们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招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实际的职位。

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无意中看到一首《不动心说》的诗，是某位老儒所写。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话：“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忍不住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新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了。

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最后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

李鸿裔只好老实地回答：“是。”

曾国藩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伏在这里边了。”

李鸿裔敬畏地接受了这番教诲，从这以后，也就慢慢地收敛了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2.轻薄的人

一个人最忌的就是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之后，就会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健，谦谨坦**。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曾国藩在其人生经历中，最反对那些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人，他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接济和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当时的形势可谓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这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询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一定的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地指出了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更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这样规劝有关人士：

“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而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为人、为官、治世、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