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处世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中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话题，并不断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相对而言。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跷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当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国家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是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乱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要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二、做仁爱好官

1.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对这句话，曾国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与法道。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圣人的风范与气象。

据传，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没有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16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对曾氏家族恨透了。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亲去世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弟弟曾国潢杀人逞凶，遭到了老百姓的怨恨。曾国藩非常生气，他正要冲过去狠狠教训弟弟一番，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国潢照料，并且父亲尸骨未寒，刚一回家便责骂国潢实在不妥，于是站住了，按捺着怒火一时未发。

这天中午，曾国藩向欧阳夫人要了一根锥子，等到曾国潢睡午觉时，他走过去用锥子猛刺弟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

这个故事虽然只记于野史，但说明了曾国藩爱民之心是有口皆碑的，并且这种爱是他的修养的重要功课，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何以异哉？”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拖着病痛的身子赴直隶领导练兵、饬吏、治河等事，那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曾国藩在永清、固安一带查阅永定河工程，见“麦稼既已全坏，而稷粱不能下种”的严重灾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灾，殆无生理”。可自己能做什么呢？一是向朝廷如实反映，尽快赈灾；二是节衣缩食，搭救穷人；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这一年，曾国藩清理结案的直隶多年积下的案子达41000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当儿子曾纪泽替父亲身体担忧时，曾国藩回信说“亢旱焦灼，其忧有甚于病耳”，意思是说忧旱情甚于自己的病情。曾国藩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思想境界，无论从儒家，还是从道家，都能找到其心灵皈依的精神底蕴。

儒家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慑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来看道家对“官与民”关系的观点。老子说：“以百姓心为心。”一个人如果能够爱护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暂时寄身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如果爱护天下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来进行管理了。

曾国藩从儒道思想中总结出官与民之间的纽带是“爱”，于是发出“爱民为第一义”的心声。他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树兵勇正气，不犯民众秋毫”，要求部属们“不吸烟，不扰民，二者是吾辈办事根本”。

他还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不要懒，全靠官兵来做主。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与碗。莫派民夫来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土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湘军的胜利难道不与“爱”字功夫有关？

我们再来看几则曾国藩的家书。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我从前在江西，之所以郁郁不得志，第一，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有剥夺民众的权，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满腹仁爱的心思，没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接见有稽查，语言有监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属地方绅士与我通往来，便因此受到责咎。因为以上三点，便郁郁不乐，没法施展，然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没有必要讨论以外，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都应该实实在在去做。

“现在军饷很是充足，凡属抽厘金和劝捐款这些，都下决心停止。士兵骚扰百姓的事，严加禁止。那么我过去一腔爱民的诚心，弟弟可以为我表达一二了。我在江西，绅士们为我劝捐了八九十万，没有能够为江西消灭敌军、安抚百姓。今年奔丧太快，若忽然不辞而别，弃置绅士们不加理睬，这是我很后悔的。如果奔丧迟走几天，与绅士们多商量，那才妥当。弟弟应当弥补我这个缺憾，凡与绅士书札往来，或者接见畅谈时，都说江西绅士对待兄长很宽厚，家兄愧疚很深这类的话。”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长兄的幸运！”

不过对于“爱”，曾国藩认为如果功夫不够，也会出现负面影响。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曾国荃说：周济受害士绅、百姓，不是泛爱博施，只偶见一家之中，杀害几口人的，流转迁徙，回来缺吃的，房屋被烧，流离失所的，或给数千金，以应急需，先祖星冈公说：“救人要救急难中没有的人。”星冈公还说：“随缘分布施，专以眼睛亲见的为主。”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进一步阐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没有亲见，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济，与造册发赈二样，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弟弟的见解，切中事理，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没有力量救济，所以推而达于吉安，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

爱要真实，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爱”，这样权力再大，也会把百姓装在心里。爱还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爱”、“错爱”引起纷乱与不安。爱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不求回报，尤其不可沽名钓誉。这是“爱”字功夫给我们的启示。

2.把下属看作自己的亲人

人际关系，包括上下属关系是双向的，爱人的人，别人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总而言之，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往往就会用同样的态度或方式对待你。领导者要想受人敬爱，必须首先敬爱他人。

曾国藩做官，时刻注重一个“爱”字，知道上级与下级是“两端”关系，而最好的相处方式是找到结合点，即“执其两端，用其中”。

他说，一个富贵的家庭待人接物应该宽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无理，担心他人超过自己，这种人虽然身为富贵人家，可是他的行径已走向贫贱之路，这样又如何能使富贵之路长久地行得通呢？一个聪明的人，本来应该保持谦虚有礼、不露锋芒的态度，反之如果夸耀自己的本领高强，这种人表面看来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的言行跟无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他的事业到时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败呢？

曾国藩深知，要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上对下就得关爱，以关爱赢得尊重，让士兵在感激中迸发顽强杀敌的勇气。

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近代反袁复辟著名将领蔡锷选编《曾国藩治兵语录》，评点道：“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

曾国藩以诸葛亮的人格为明镜，诸葛亮是读书人带兵打仗，自己是带兵打仗的读书人。当时不少人确实把曾国藩比作诸葛亮，曾国藩表面上不敢把自己比做诸葛亮，但内心却是学习诸葛亮的“静”、“爱”、“忍”等等功夫。诸葛亮说为官为将者，如果不去爱自己的部属，那么是很难取得胜仗的，“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德清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德清，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

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汗马功劳。

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达九江营地，向塔齐布奠灵沉痛追悼。接着，派副将玉山带300兵士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公祭之后，再由守备长春护送回原籍安葬。

接下来，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的功勋及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又吩咐从湘勇内银钱所拿出二千两银子，送给塔齐布的老母。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军将官士兵十分感动。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浙江办军务，白天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晚上看书、写日记。四月初九日晚，曾国藩大概看了一个时辰的《左传》和一个时辰的《史记》，什么时候侍从康福来还书，并站在书架旁选其他书，曾国藩并不知道，他见康福后说了一声：“你过来。”然后分别打开《左传》和《史记》中插书签的那一页，对康福说：“这是我今夜重温的两段，你读读吧。”

少年失去双亲的康福没有接受过私塾教育，但他受家传棋艺的影响，围棋下得不错，咸丰三年曾国藩回籍时无意中发现了他，便把他留在身边，培养成为一名亲信。这些年来，康福在曾国藩的教育下，已成长为一个有谋有勇的人。康福接过老师的书，按圈点的内容看了起来：

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去攻打卫国，战败，便逃跑，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是谁呀？”驾车的人回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我死不了啦。”驾车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说您死不了啦，这是什么道理呢？”子濯孺子回答说：“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择的学生、朋友一定也正派。”这时，庾公之斯追了上来，他见子濯孺子端坐不动，便问道：“老师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杀您，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弃。”于是，庾公之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用没有箭头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后回去了。

康福看完这则故事，抬头看了一眼曾国藩，心想老头子为什么要我看这个故事。见曾国藩正在写信，康福又读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爱兵的故事：

战国时兵家吴起善用兵，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吴起治军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爱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广大将士的尊重。

有一年，吴起统率魏军进攻中山国，军中有一个青年士兵的身上长了毒疮，痛得他满地打滚。吴起看到后心急如焚，他听人说毒疮里的脓血不排出来，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脓血只能用嘴巴去吮吸。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吴起不顾毒疮的又脏又臭，亲自用嘴巴吮吸毒疮，脓血排尽了，士兵得救了，这个士兵感动得热泪滚滚。吴起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军营中传为佳话。

由于吴起爱兵如子，治军有方，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兵讨伐秦国，所向披靡，一连攻克五个城池，夺得了西河地区。以后，在他镇守西河的27年间，先后率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的就有64次，这与他体贴下士、治军有方是分不开的。

就在康福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手不停歇地写着致前线指挥曾国荃的书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务必要坚持不懈，有始有终。治理军队的道理，能战争是第一要义。如果围攻半年，一旦被敌人冲突，不能取胜，或者受到小挫折，那么你的名声一个早晨的时间便下落了，所以说探骊的方法，是以会战斗为得珠。能爱民为治军第二要义。希望弟弟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一直到底决不松懈，那不仅为我补救了从前的过失，也可以为我父增光于九泉之下……”

其实，曾国藩这一“爱”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上下级之间有没有爱，决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业是否长久，是否成功。

三、“任”字当头躬身入局

如果把活着当成一种责任，会很容易就感觉到疲累，但若把世界当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进大我里，那么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凡办大事的人不会一味计较自己失去的，会先认清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自己肩头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1.以天下为己任

曾国藩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2.执著于躬行践履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这就是把责任感与具体行动相结合。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认为做应做之事，说应说之话才是本分的事情。他还以此教育弟弟回顾历朝士大夫的兴衰，多应以此为鉴。这也是完善自我，振兴家业的根本。

曾国藩还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夫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在他的眼里，表面功夫是没有效果的，是一种极不可取的处世态度。

正因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相安无事，每个人都浑浑噩噩的，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却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从容指挥。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与他‘以国为己任’的忠心有关联的。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也是从不做看客，而是由内在责任心驱动下的坚持到底。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做责任来对待。

3.人当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强为国。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有因此而大兴的，也有因此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

由此看来，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或者说想获得永久强势的人，要学会先从品质上变强。集责任感、谦虚、仁义三种品质于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实质是行不通的。

4.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曾国藩认为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首先要做到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不能只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别人，而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同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说，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样。

一个想不断变强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这种超越需要你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强者无一不是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有责，对他人有义，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人。他们多能以广大的胸怀，出众的品质，成为人人佩服崇拜的对象。其实，想成为这样的人说难也不难，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这个字。

四、挺膺负责，成事可冀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这似乎就是曾国藩的平生缩影。

1.事必躬亲，挺膺负责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吃饭。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

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故事之中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老翁能换位思考，把关怀他人当成自己应做的事情，所以能得到对方的认同。

2.积极入世，敢于进取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认为身为臣子理当心系万民，为国家排忧解难，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成为了一代名臣。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着起来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也许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了。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感到充实的同时也神色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了。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确是忠诚不二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瑚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肓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绝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的。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司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罢了。

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做官）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决不食言！”

1.做官不贪图钱财

曾国藩在京做官14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曾国藩不贪图钱财，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但终身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20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汤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叫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

2.曾家收礼仅一次

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

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13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番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而李鸿章更是对黄翼升赞赏有加，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

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3.“一品宰相”曾国藩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世之道也的确如此。得自己应得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有所得无所贪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通晓世故，很能为别人着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孩子来到上海，曾国藩获悉后秘密派轮船迎接她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他又每月出银20两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将他们安排妥当才放下心来。

过了几年，邵夫人和她的长子相继病故，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要送灵柩回老家。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伶仃，无人照顾，便让夫人收其为义女，这样，邵家小女儿便可在两江总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国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事实证明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确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频生、变化不定他也从未改变过。

4.交友贵在有雅量

曾国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贵雅量，从中受益不少，他认为：“以德求变的立世方法，由于天生资质不高，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进步，所以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来让自己不断进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于友情极为珍惜，谨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够宽阔，气量狭小的话，那么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只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只要他于我有益，都应广泛采纳用以培养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词、劝谏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从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只会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见解与自己不同，也应该抱一种容纳的心态来面对。在交流过程中自然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这样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理学大师，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的品德，并将其转化在待人处世上。为官期间了解民情，体恤民众，甚至在咸丰年间，冒死直谏。他说：“做官不为民众着想，不爱民众，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书、诗词中都反映了他爱亲人、与邻里和睦相处的心愿。

曾国藩一生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占他人便宜。这看似守旧的思想，实则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接受好处犹如给人把柄，后患无穷。拿别人的、用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不以物抵也会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贪心的人没有人情债，没有人情债的人才会活得更轻松。

六、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1.心怀天下之志

曾国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了。

2.危难之际忠君体国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1）直谏流弊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西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目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火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又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家书报国

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里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3）“忠”、“勤”二字当先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国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发展的年代，现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从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