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赔是为了后赚
在企业的经营方面，过于精明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有时适当地吃点儿亏，却能带来较大的收益。
据说，日本绳索大王岛村芳雄当年到东京一家包装材料店当店员时，薪金只有1．8万日元，还要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因此他时常囊空如洗。有一天，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注意到女性们，无论是花枝招展的小姐，还是徐娘半老的妇人，除了都带着自己的皮包之外，还提着一个纸袋，这是买东西时商店送给她们装东西用的。他自言自语：“嗯!这样提纸袋的人最近越来越多了。”岛村芳雄这样一想，整个的心就被纸袋和绳索占住了。
两天后，他到一家跟商店有来往的纸袋工厂参观。果然，正如他所料，工厂忙得不可开交。参观之后，他怦然心动，毅然决定无论如何非大干一番不可，将来纸袋一定会风行全国，做纸袋绳索的生意错不了的。岛村芳雄虽然雄心勃勃，但苦于身无分文，无从下手，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最后他决定到各银行试一试。一到银行，他就对纸袋的使用前景，纸袋绳索制作上的技巧，及这项事业的展望等说得头头是道，但每一家银行听了他的打算之后，都冷冷淡淡地不愿理睬他，甚至有的银行以对待疯子的态度来对待他。岛村芳雄决定把三井银行作为目标，连续几次前去展开攻击。然而他的热心，在三井银行也没有得到同情，起初态度冷淡得连他的话都不愿听的职员们，过了几天，对他的蔑视的态度就逐渐表面化，终于耐不住厌烦地大发脾气，一看到他就怒目而视。有时他一来，大家就发出一阵哄笑来取笑他，有时干脆把他赶了出去。皇天不负苦心人，前后经过三个月，到了第69次时，对方竟被他那煞费苦心、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答应贷给他100万日元。当朋友和熟人知道他获得银行贷款100万日元后，纷纷借给他资金，就这样他很快就筹集了200万日元的资金。于是岛村芳雄辞去了店员的工作，设立凡芳商会，开始绳索贩卖业务。他深信，虽然他的条件比别人差，但用自己新创的“原价售销商法”干下去，一定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界站稳脚跟。首先，他前往产麻地冈山的麻绳厂，将该厂生产的每条45厘米长的麻绳以五角钱大量买进，然后按原价转卖东京一带的纸袋工厂。这种完全无利润反赔本的生意做了一年之后，“岛村芳雄的绳索确实便宜”的名声远扬，成百上千的订货单就从各地源源而来。接着，岛村芳雄按部就班地采取他的行动。他拿着购物品收据前去订货客户处诉说：“到现在为止，我是没赚你们一分钱，如果这样让我继续为你们服务的话，我便只有破产这条路可走了。”客户为他的诚实所感动，心甘情愿地把交货价格提高为五角五分钱。同时，岛村芳雄又到冈山找麻绳厂的厂商商洽：“您卖给我每条五角钱，我是一直照原价卖给别人的，因此才得到现在这么多的订货。如果这样无利而赔本的生意让我继续下去的话，我只有等关门倒闭了。”冈山的厂商一看他开给客户的收据存根，大吃一惊，像这样自愿不赚钱做生意的人，他们生平头一次遇到，于是就不加考虑，一口答应供给他的麻绳每条只收四角五分钱。如此每条赚一角钱，每天的利润就有100万日元。创业两年后，他就名满天下，同时把凡芳商会改为公司组织，创业13年后，他每天的交货量至少有5000万条，其利润实在难以计算。现在的袋子绳索更是讲究，有塑胶带、缎带、绢带等，每条卖价五日元左右。有些高级品的利润更为可观。
市场竞争制胜之道何在？从岛村芳雄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要有先见之明，要善于捕捉时机。岛村芳雄早就预料到纸袋流行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第二，“吃亏就是占便宜。”岛村芳雄的原价推销法只赔不赚，亏了自己，“肥”了他的客户，使客户从他那儿尝到了“甜头”。于是，岛村芳雄获得了成百上千的订单。而吃亏经营感动了为岛村芳雄借贷的厂商，使他们主动压低供价；也感动了客户，使他们主动要求抬高购买价格。他的原价售销法使他得到了商业界的信任，顾客自动替他宣传，使他无往而不利，在几年间就从一个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绳索大王。
二、宁以小损换大局不以小利失大益
在激烈竞争的商战中，商人们为了扩大经营和发展生产，在与同行或与顾客之间不惜采取欺骗手段，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从商业道德的角度来看，商业经营者应该摒弃这种做法，这不仅是客观环境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商业管理人才的品德要求。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同行相妒，同行是冤家，为了实现高额利润、获取一己之私利，商人们总是想独占市场，总想把同行挤垮，他们在处理行业的关系上，总是互相攻击、互相欺骗，这是一些贪利而忘义的愚者的行为。他们的形象总是给人一种“奸商”、“贪商”的印象。孔子所推崇的“以和为贵”是中国人古往今来人际交往的传统美德。在孔子等先哲看来，“和”是办好一切事情的前提，只有大家和睦相处、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否则，彼此争斗，相互不容，就只能把事情搞糟。我们在经商活动中也是如此。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想和气生财，就必须以“义”为先。如果为了贪图一己私利而毁弃朋友之义，即使你在人际交往中做得再好，也不会“和气生财”。
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商业经营的需要。行业化、集团化的经营方式已经出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具有竞争力，才能占领市场，才能获及真正的市场主动权。
作为一个有智慧的商家，就一定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相反，今天与这家公司争小利，眼睛死死盯在眼前的利益上，一方面会因把精力耗于此种竞争上而无精力去“造大势”；另一方面会因争小利而得罪周围的同行，树敌过多，被人联合而攻之。
所以，聪明的商人千万不要“铁公鸡一毛不拔”；相反，倒要经常让些小利给别人。让小利于别人，眼下好像吃了点儿亏，但从长远观点看并非吃亏。让小利于别人，别人不仅不会因争利而与你敌对，反而会生出感激之情，信任于你。取得别人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而取得同行的信任就更为重要。信任你的同行不仅不会暗拆你的墙角，关键时刻还会帮你一把。即使不能帮你，也不会落井下石。
人们从商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追求利益，但这种利益与商家的努力是成正比的。如果以战争手段去抢夺，那么你“失去的东西，永远比得到的更多”。
在战争中，以小损而换大益是战争中的重要战术，这种重要战术又称为“损”战。
吴越之战，越国便有计划地腐蚀了吴国的军心；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也被迅速地腐化了；越战中的美国军队，也在毒品与性病的攻击下遭到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美国本土的社会结构；抗战期间，不仅日本军队，连日本国民都被传染上打麻将、贿赂等中国传统的恶习。这正是以小失而得大益的事例。在上面的事例中，“失”的目的在于“得”，以“失”诱敌上钩，然后一举歼之，即小争而得大益之法。
新中国成立前，烟台啤酒厂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某日，“新世界”按正常门票价格出售门票，持门票进入“新世界”后，由烟台啤酒厂赠给洗脸毛巾一条(上有“烟台啤酒厂赠”字样)。然后，游人可免费喝啤酒，喝酒多者，按前三名顺序分别予以厚奖。消息发出，上海市新世界门前万头攒动，人们争先恐后进入“新世界”，致使南京路上人山人海，交通堵塞。这一天，48瓶一箱的啤酒被喝掉了500箱。上海市的各家报纸绘声绘色地报道了这次啤酒比赛的盛况以及获奖者的得意之态，整个上海为之轰动。
烟台啤酒厂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花了不少钱，表面上看是吃了亏，但它因此而占据了上海啤酒市场，捞了个大便宜。这种“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做法，没有魄力的厂家是很难做到的。
在战争中，爱兵如子可能是所有将帅的美德，所以，损失士兵的事是统帅所不愿意做的，但有时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也不得不做出牺牲，因此，以小损换大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最大的保存了士兵的利益。
徊史卒险中记载，渑池道中有车载着瓦瓮，堵塞在狭窄的路上。正赶上天气寒冷，冰雪盖路又陡又滑，进退两难。天色将晚，公家的和私人的旅客成群结队走来，数千车马拥挤在后面，毫无办法。这时有一个叫刘颇的旅客，催马赶来，问道：“车上的瓮能值多少钱？”回答说：“七八千。”刘颇立即打开包裹取出银子，全部将瓮推到山崖下。不大一会儿，车载轻了能够前进，后面的车队也喊叫着前进了。
刘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权衡利弊，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以小损换大益的行为，在当今社会也是十分需要的。
三、薄利也能厚谋
很多人也许听说过哑巴卖刀的故事：哑巴由于无法叫卖，只得坐在地上用刀一截截地切铁丝，人们看到他的菜刀如此坚硬、削铁如泥，便纷纷购买，一抢而光。
在19世纪末，英国北部里兹市，有一个年轻人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售货的，所不同的是，他并非天生的哑巴。
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克斯，是波兰犹太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母亲因为难产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马克斯是由他的姐姐抚养大的。19岁时，他已长成一名强壮的青年，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觉得不能再依赖家人生活了，必须自立自强。于是，在1884年，他毅然离开家乡，只身闯入英国碰运气。
当他到达里兹城时，已经身无分文了，而且语言不通。值得庆幸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犹太人，他们很乐意接济新来的本族人。有个叫杜赫斯特的犹太富商，专做批发百货生意，他觉得马克斯为人忠厚，却因不懂英语，很难找到职业，便主动借给这个青年人五英镑，要他做点儿小买卖维持生活。
当时，五英镑可不算个小数目，马克斯决定用这笔资本做小商贩，刚好杜赫斯特是百货批发商，取货不成问题。
由于马克斯不懂英语，售货时不好讨价还价，所有货物清一色售价一便士，并打出招牌“不要问价钱，每件一便士”，以此招揽顾客。
他的经营方式也与众不同，别人都是想尽量把手边的货卖掉，而马克斯总是收集各种好货色放在摊上，然后以同样的价钱出售，并用开架的陈列方式，让顾客任意挑选货物。不久就树立了品质优良、价格公道的形象，很多顾客都来光顾马克斯的露天摊位。
两年后，马克斯的生意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又将“便士市集”开到约克郡和兰开夏，聘请一批女孩子当售货员，他自己则奔跑于各地。由于业务发展太快，马克斯越来越感到资金与能力均不足以应付目前的形势，要求批发商杜赫斯特与之合股，这时他所欠的五英镑早已还清，对方已不再是债权人了。
杜赫斯特无意去做零售商，就把自己的理账员斯宾塞介绍给马克斯，斯宾塞投资300英镑，加入“便士市集”合股人。
斯宾塞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具有相当的经营头脑，在他的策划之下，“便士市集”业务发展更加迅速。
到1903年时，“便士市集”及零售商店激增至36家，商店已经打出“马克斯·斯宾塞”的招牌，在伦敦闹市也设立了一家百货店。
不久，斯宾塞和马克斯先后去世了，身后留下了“马克斯·斯宾塞”公司，以及那一套独有的经营传统———薄利多销，物美价廉。
马克斯的后辈们成功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
1972年，西夫勋爵就任该公司董事长，他向公司的全体员工说：“如果我们公司的商店卖的这些东西的质量达不到可供我和我的家人吃或穿的水平，那就不能拿出来卖。”
为了保持这种信誉，并且区别于其他零售商，他们给公司出售的商品都挂起了“圣·米歇尔”的商标。全公司的260多家分店中，清一色都是这个牌子的商品，而在其他的任何一家商店中，“圣·米歇尔”的商品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马克斯·斯宾塞公司的商店至今都不给顾客开发票，顾客退货也无需发票，因为店方根本不会问你为什么要退。
公司并不像大多数零售商那样，从供应商手中购买成品，而是靠自己拥有的百名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与制造商合作，对商品设计、原料选择、生产工序以及质量检验等方面进行研究，按公司的要求进行生产，以确实保证“圣·米歇尔”商品的优越性。
他们都自豪地宣称：“我们是第一家要求制造商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不是他们生产什么我们就进什么货的公司。”
马克斯·斯宾塞公司对外从不靠广告宣传，但他们的声誉和名望却不告而知，在英国无人不晓。
一次，一个电视记者在公开场合采访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问她的内衣从哪儿买的，首相说：“怎么啦，当然是马克斯·斯宾塞，人人都上那儿买东西，不是吗？”
从事广告业务20多年的广告公司主席米勒认为，马克斯·斯宾塞公司的名声确实很响亮，这从广告的角度是反常现象。其实，有了优质的商品，有了响亮的牌子，他们当然不需要花冤枉钱去做广告了。
确实如此：倘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你的商店川流不息，最有效宣传方法就是口碑。只有当口碑不能快速传递商品的动态时，才真正需要广告。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斯·斯宾塞公司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摆脱了地摊集市和小本经营的地位，成为雄踞世界著名工商企业之列的大公司。
四、放长线钓大鱼
在内地投资方面，李嘉诚一贯持放长线钓大鱼的投资策略，终于得到了回报。正所谓十年耕耘一朝收获，李嘉诚终于以其诚心和耐心迎来了内地投资的黄金时期。
1992年4月27日至28日，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分别会晤李嘉诚。李嘉诚旋风般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五月一日，宣布成立第一个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其决断及办事的高效令人惊叹。他一方面投资深圳盐田港，体现了自己的深谋远虑；另一方面，他在广州兴建73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他还在上海投资60亿建设货柜码头，与香港互为犄角，并成为亚洲首席私营货柜码头大王。另外，在上海、福州、重庆等地，李嘉诚投资房产及康居工程，名利双收。而李嘉诚在内地投资最具争议的项目是北京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在这个项目里，充分显示了李嘉诚精明成熟的商业天分。
李嘉诚与郭鹤年于1992年联手获得王府井旧址发展权，新财团将在此兴建特大型商业购物中心———东方广场。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放出风声，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大财团蜂拥而至，试图分得一杯羹。谁都知道，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试想过去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难如登天，现在竞可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当然令人喜出望外。据香港一位地产分析员称，谁拥有王府井的一幅土地，谁就拥有了一座大金矿。而李、郭二人能如此神速办理，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由于他们亦曾在香港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所以现在已到了获得回报的时候了。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谈判、签意向书、拆迁、拔钉子户等，李嘉诚解决起来举重若轻，得心应手。
李嘉诚认为，在内地，土地价格与起楼造价的比例往往是1：10，而香港不少地段，却正好倒过来。而大陆和香港合作的基础是互补互利，港方的优势是资金雄厚，大陆方则控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权。所以，一拍即合。通过双方谈判，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土地，由李嘉诚、郭鹤年两人合作开发，并准备建成亚洲或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从而奠定了李嘉诚在内地的龙头老大地位。
五、“借脑生财”谋广利
一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因而借助于参考他人的意见；一个企业的技术也是有限的，因而要借助于吸收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松下幸之助将此形象比喻为“借脑生财”。
1952年，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与荷兰菲利浦公司就有关技术合作问题进行商务谈判。菲利浦公司提出技术使用费的提成率为销售额的7％，松下幸之助先生经过艰苦的斗争，把提成率压低到4．5％，但菲利浦公司又提出新的要求作为提成率优惠的条件：专利转让费定为55万美元，并且必须以总付形式一次付清。当时松下电器公司的资本总额不过五亿目元，而55万美元相当于两亿日元!这笔技术转让费对松下公司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对方的要求、条件能否接受呢？妥协和退让值不值得做呢？松下幸之助感到极度的犹豫。合同文本是由菲利浦公司拟就的，其中的违约和处罚条款的订立也都有利于菲利浦公司。松下幸之助在形势对己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了“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策略：如果做些妥协、退让，接受对方的条件和要求，付出这笔钱，对松下公司的发展，对日本电子工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因为接受了条件和要求，就可以利用对方的技术专利，为自己生财，这叫“借脑生财”。
松下幸之助为了保证技术合作项目的效益稳定，又对菲利浦公司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发现菲利浦公司拥有一个3000名研究人员的研究所。他们设备先进，人员精良，每天都在进行着世界最新技术和最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松下幸之助暗自思忖：如果创造一个同样规模、同等水平的研究所，要花上几十亿日元和几年的时间，而现在，以两亿日元为代价，便可以充分利用菲利浦公司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可以达到“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效果，这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松下幸之助先生毅然和菲利浦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从此，菲利浦公司派出了技术骨干前去赴任，他们把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传授给了松下公司。在双方的合作期间，松下公司便利、迅速地获得了菲利浦公司最新的技术发展。双方的合作，为松下电器公司发展成为驰名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松下电器公司与菲利浦公司的这场交易中，松下幸之助先生运用了“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技巧，做出了妥协和让步，接受了菲利浦公司巨额的专利转让费和不公正的违约和处罚条款。但松下幸之助先生的让步，换回的是公司发展的强大的助推力———菲利浦公司世界称雄的技术实力，使松下公司最终发展成了世界著名的电子工业公司。
此案例也说明，如果交易者在商务会谈中能够灵活巧妙地运用“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技巧，将会较顺利地实现交易目标。运用这种技巧，可以通过放弃一些眼前的、微小的利益，以换取长远的、宏大的利益。要明白，运用这个技巧的关键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甘愿放弃一些利益，从而获得可以利用“别人之手”的条件，而且因为它的表面现象是放弃了一些利益，因而终于打破僵局，使会谈重现生机。
六、以小搏大，以弱制强
在李嘉诚经营企业的数十年中，他利用以小搏大的方法大打收购之战，终于实现了建立庞大的跨国集团的梦想。在这其中，收购和记黄埔、收购港灯可称为是成功的两个战役。
1.收购和记黄埔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
这一战，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
2.收购港灯
1985年1月21日傍晚七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亦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最终，和黄决定以29亿港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购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港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港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等。
当然，李嘉诚的收购之战也有败绩，比如李嘉诚收购置地，就苦战八年，无功而返。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间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和宣布以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合占置地发行总股份的8．2％，所涉资金18．34亿港元。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原25％增至33％多，控股权已相当牢固。怡和“更胜一筹”的是协议中有个附带条款，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七年之内，除象征性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在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果降下帷幕。看好这场收购的证券界舆论界均大失所望。一些华文报刊在报道结局时，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但李嘉诚却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抱有买古董的心理，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应该说，经得起成功也经得起失败，这才是英雄本色。
1977年是李嘉诚和他的李氏财团经过二十余年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奋斗，真正脱颖而出的一年。他大开华资吞并外资之先河：著名的“美资永高公司账购战”，以及力挫群雄，击败香港置地房地产公司，购得中区新地王的两次战役，成为使香港英资、外资惊诧不已而使中资兴奋不已的热门话题。
当时，位于香港中区地下的中环和金钟站段，是香港中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的地价高达1万港元。如果能在这块享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上夺标并成功地发展物业，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由此增强信誉且名声大振。
早在1976年，李嘉诚就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旧址地皮，曾与香港政府磋商多次，希望部分用香港地铁公司的股票部分以现金支付，但是港府坚持用现金购买。于是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之道的李嘉诚，再次利用出售楼宇和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打有备之战。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达成有关九龙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资近六亿港元现金购地而急于使现金尽快回流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将两块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而且一反地产界只租不售的常规。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两个诱饵。其一是为了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公司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分红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1979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中环邮政总局旧址公开接受招标竞投。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一度盛传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消息传到长江实业，李嘉诚听后淡淡一笑，说：“传说总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在这次“地王”公开招标竞投活动中，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30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投标申请。
1977年4月5日，各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长江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
“这块平均地价每平方米一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实业所提交的建议内列举的条件异常优厚，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李嘉诚终于力挫多家竞争对手，一举击败一度呼声甚高的香港地产界巨子———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誉为“长江实业扩张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