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它回答了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的问题。康德是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也第一个正式回答大学是什么的问题，即“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格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几乎是每一所精英大学的办学宗旨。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剑桥大学的校训是“此乃启蒙之地，智识之源”;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等等。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精神、理性与人的存在，这三者使人们意识到生活中的成就与潜能有着更加广阔的背景，这种背景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若隐若现的秘密，这也说明，科学中的关键并非是推理过程与鲜明的成果，而是另外一种更微妙的因素，即在技巧与人格之中所能更加清晰彰显的因素。对教育而言，教育倘若离开了科学理性的持续作用，而是胶着于某种固定的模式，那它必将是僵化而封闭的。当教育训练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动用理性，并且当我们在整个的生活里面都把理性运用得左右逢源的时候，那时的教育将是真正人性化的教育。

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问题的分析展开了大学理念问题的思索，这其实就是他关心大学存在的根本所在。众所周知，德国大学曾有辉煌的历史，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然而，其所遭受的内外灾难，又不能不说令人痛惜。这是为什么呢?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纳粹的蛊惑下，把康德的书丢弃一边，许多教授也听信纳粹的宣传，放弃了独立思考的基本标准，在这样一种师生们失去了个人信念的大学，其失去大学应有的意义，难道还是偶然的?也正是基于这种悲愤，雅斯贝尔斯大声疾呼，大学，应当寻求自己的意义，“除了单纯的事实和技巧传授之外，教学和科研还应该有更多的追求。它的目标应该是塑造整全的人，实现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①

关于大学的性质认识，雅斯贝尔斯在该书绪论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论及，诸如“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大学是特殊类型的学校……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科学研究，并且凭借这个经验获得终生享用的学术训练和指导”“大学是实现人类基本求知意志的一种法团组织”“大学就是一个将以献身科学真理的探索和传播为志业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等等。这些表述的核心，传承了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以来的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精神，更体现了其本人关于精神、理性的探索中追求人的存在观念，所谓的“整全的人的普通教育”。雅斯贝尔斯所谓的“整全的人”(the whole man),正是着力于寻求整体，也就是所谓“哲学”的观点。

然而，就是对这样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大学生活而言，雅斯贝尔斯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时常是困惑的，甚至不少人走进了教育的误区。一方面，学生们的专业学习所期待的是特定的职业；另一方面，大学仍以其约定俗成的氛围向他们展示着所有知识门类的统一性。这样，学生期望与学习现实似乎并非完全对接合拍，大学教育为何出现这种“差错”呢?这在他看来，学生们端正对大学学习的认识，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事实上，一个人在大学期间的设想，能够兑现的实在是微乎其微。他继续细致精妙地分析一些大学生的不良学习状态，“他学习只图考试过关，并且从应试的角度判断所有的知识值不值得学习。他把读书阶段看做是职业生涯开始前的痛苦煎熬，后者掌握着脱离苦海的舟楫。”①这样，一些学生对于其在大学想要些什么,从头到尾都不甚了了，到头来，他只能是不思进取，自暴自弃。也有的学生则认为，掌握基本知识，潜心训练自己的专业技能，未免太过愚笨。他们想不吃任何苦头，一蹴而就地掌握根本的理念，甚至是奢望只要读几本好书，就可以找到一个醍醐灌顶的精神结构，这未免都是天真、幼稚的。

人文学科在教育上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们允诺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一种对传统的参与，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除了结果一无所知的自然科学家，所拥有的只是本质上空洞和僵死的知识。在科学被扭曲到教条和权威的地步的过程中，科学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场所，为什么总是令人误解呢?雅斯贝尔斯提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即“不知道在何方的人最终还是要走弯路……有远见的学者会考虑工作的方向、次第和目的等这样一些比较宽泛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讨论，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获得一种理智，使之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人类安身立命的生活样板。”②概而言之，对于大学机构而言，雅斯贝尔斯认为其兼备有职业学校、文化中心和研究机构三重身份，其有三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职业训练、整全的人的教化和科学研究。他又曾特别指出，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大学也不是可以由三种专门学校所代替的。“将一个方面从另外两个当中剥离出来，势必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也必然殃及这个剥离出来的方面本身……倘若将他们割裂开来，大学的精神就会枯萎凋敝。”①所以，从大学的理念来看，他认为大学的这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在他看来，尽管有了系科的划分，考察和科研的工作还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如果大学变成了各种专门学院的大杂烩，那大学也就岌岌可危了。因此，教给学生一种不仅包括他们研究的特殊领域而且也涵盖了所有知识门类的整全意识，这应该提上大学的工作日程。

大学的教育过程，不仅科研和教学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它们也不能从作为一个整个的教育过程中游离出来。这是因为，科学研究和职业教育都具备一种教育学功效，这就是说，它们都不仅只是传授事实和知识而已，而更加唤起一种统一性的意识，会培养一种科学的态度。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样定位大学，在教育上就可以走一条既不是不着边际，也不是僵化刻板的道路。这种风格的教育，一方面对于寻根究底和清明理智的精神内核怀有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一种对于整全的人来说命运攸关的理性和哲学冲动。

此外，基于人的精神存在立场，雅斯贝尔斯又专门论述了大学的交流问题。在他看来，大学把人们集合起来，投身于学术或科学的学习，投身于精神生活。这个理念就要求应该有交流的存在，这不仅要有不同学科层次上的交流，而且要有不同个人层次上的交流。雅斯贝尔斯最为欣赏的是苏格拉底式的交流，即提出问题，以便人们达到对自己和他人的清晰认识。

他之所以强调交流的问题，正是看到了观念的伟大力量，援引黑格尔的话，“理论工作要比实践工作的影响更大些。革命一旦在观念领域内完成，现实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①所以，他认为，交流就其本身来说其实是探求真理的一个途径。精神交流使得大学成为这样一个地方，那些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真理探索事业的人在此相聚。因为大学是绝对不可以与那种将精神的自发性严格地限制在课程和教学的条条框框之中的学校同日而语的。基于这个理由，大学里面精神交流的方式就是所有的大学成员都负有精神交流的义务。

至于大学理念的具体内涵应当如何恰当表述，雅斯贝尔斯在书最后的结束语中作了意味悠长的说明。他指出，这个理想不能被简化成少数几条直截了当的论断，而只能间接地提出来加以讨论……我们已经深深地被这个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的理想迷住了，但是我们却缺乏说出这一理想必需的勇气和**。我们知道，挣扎于我们身边以期被发觉和承认的真理，会永生，或者也会枯萎，那要看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在各种变动不居的形式中将大学的理想化为现实。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