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想很简要地确定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功绩，那就可以这样说：他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样简单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马克思的观点体系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部分是整个体系的内在目的，并且是它的完成。从这个高度出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
对马克思的理论功绩也可以用稍有不同的说法来概括：他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但正如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的，为此必须完成两大发现，即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3]
恩格斯这个带有原则性的重要指示，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及其历史分期的关键，也是正确认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的关键。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就像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科学一样。我们暂且不谈唯物主义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这里仅仅指的是第二个方面。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前者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直接的一般哲学基础，而后者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经济基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所作的第一个哲学的或社会学的论证。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完成的革命变革，其内在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从理论上去认识历史规律，而且是为了改变世界这一特殊的实践任务。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科学论证。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一个相当长久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并且可以有根据地说，它是随着《资本论》[4]第一卷的问世而完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制定，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但它有自己固有的特殊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同总过程的分期不完全相符。更确切地说，这种符合不是直接的，而只是在根本点上实现的。
为了能够彻底考察某种现象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必须预先具有关于这种现象的即使是最一般的概念。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确定，我们的“跟踪系统”应当朝着哪个方向，我们应当彻底考察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以及一般说来，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为了懂得对象的历史，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关于对象的理论。相反地，懂得对象的历史将导致更深刻地掌握关于对象的理论，这是相互影响的。为了懂得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过程，必须清楚地确定，什么是已经发展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5]
总之，我们要想彻底考察这种观点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须首先明确这种观点的实质。为了把握这种观点最一般最本质的特征，必须考察这种观点的长久历史的哪一个时刻呢？根据辩证法的原理，这就是当这种观点表现为纯粹典范的形式时。[6]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这一时刻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就是1859年1月马克思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这一事实如此明显，是无需证明的，可以说，它是不证自明的原理。
马克思的这个序言及其中所发挥的观点，是我们由以考察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生和发展全部过程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将以这个序言的内容为依据，不断地（明显地或实质上地）估量这些或那些思想和主张成熟的程度，估量1859年经典性观点进一步发展的程度。
马克思在这里经典地表述的观点，首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这是不言自明的。对这一观念作进一步更加具体的分析，看起来不是那样明显，不过对于这一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来说，则是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细看一下它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好像是两相呼应的观点。唯物主义历史观，既是社会一般规律性的观点，又是历史一般规律性的观点。这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怎样运动和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怎样发展的观点。这是社会的理论，又是历史的理论。总而言之，为了说得简明些，把事情的实质加以简化和公式化，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是指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分期。[7]马克思就在上述序言中确定了如下的从属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这是他表述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1859年，马克思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并阐明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次发展的阶段，这是他表述的同一观点的另一个方面。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两个方面，应当说，它们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这个统一过程的横断面和垂直面，是彼此有机地互相联系的。也许可以毫无疑义地补充一点，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对现实社会结构、它的内部从属关系和依赖地位的认识，始终是决定的方面，而真正科学的历史分期，归根到底是观点的派生方面。这样一些预想并不是先验的，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就可以证明。
认识马克思观点的这两个方面，是深入研究这一观点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的条件之一。而且，正如具体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对历史的分期，有着相互联系的变化。
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仅包含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质的经典表述，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中，是对这种观点形成历史的唯一准确的阐述。马克思本人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怎样产生和形成的这个解释，是研究这个过程的指导线索。而以后对这一研究所作的尝试，不过是对马克思本人的综述的一些注释罢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两个主要方面都是为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所应当据以出发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关节点。
在开始具体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以前，还必须弄清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一般地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所作的追溯性的证明和评述为依据。应当注意在评述和确定日期时可能出现的“追溯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确实是有的（它们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过去某些著作中对阐述的思想成熟程度的某种夸大，这种夸大是由于评述的追溯性质和力求更突出地阐明在被评述著作中所提出的新东西而造成的。这是完全自然的、正常的和合乎规律的。
因此，每一个追溯性的证据，只有在同它有关的事实本身相比较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合理地运用。要知道，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本人在谈到社会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时强调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8]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意识中最伟大的革命。但是判断这个理论变革的历史，同样不能只以其创始人自己有关这个变革的谈论为根据。在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应当采取客观性（不是客观主义）的原则，从方法论的观点看，客观性的原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当考察某种理论事实的发展时，必须区别：这一思想实际产生的时间和它首次发表的时间；对实际的、而不是已经明显反映了的、也许还未充分意识到的新思想的阐明和它的直接表述；新思想最初被具体化、被形成为文字和它首次发表的时间；某种理论原理的首次阐明和经典表述；仅仅具有概念或观念和已经具有完全相符的术语；对被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程度或是对发现本身意义的认识程度；术语的稳定性程度和一系列其他的因素。此外，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中，要区别正确的、并为马克思以前的科学已经提出的因素和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因素。没有这一切区别，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复杂过程。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面说过的内容。
经典地表述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作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中提出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1848）而出现在报刊上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实际上首次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1845）。甚至可以认为，这一思想早于1845年就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和“头脑”中存在了。
另一个例子。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学说的经典表述也包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但如果认为这个观点仅仅在这里，在1875年才产生，则是错误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中已经有了若干年后作出的结论的全部前提。并且，研究表明，马克思还在1850年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和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派别的斗争中，就以向纯粹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思想补充和完成了不断革命的理论。
现在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历史中举两个例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观点得到了第一次全面探讨，虽然“生产关系”这一术语几乎还未碰到，但这一概念本身实质上已经有了。这里也完全没有“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但正是在这里也开始出现了关于它的学说和从这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科学的历史分期。
总之，在估计到每一理论因素中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时，为了正确地理解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和辩证性，仍然需要不断地估计到每一历史时刻某种理论因素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可能的区别和不相适合。
第三，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很多历史的和理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必要前提是：欧洲各先进国家到19世纪中叶所达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水平，与此相应的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程度；制定理论所据以出发的一定的阶级的和党的（无产阶级的和共产党的）立场；运用辩证法作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去研究最复杂的对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9]；制定政治经济学作为物质生产即人类社会的基础的科学；通晓历史科学的最高成就并深入地研究历史过程本身；创立社会发展的一般科学理论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和这个理论未来创始人的英明天资。
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其全部复杂性和多种结构性方面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解决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很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里追求的是一个相当有限的目的：试图探索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因素是怎样形成的，并划分它的历史的基本阶段。从表面上看这可能像纯粹的思想史（即所谓“思想的继续发展”），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在一定的研究阶段上可以容许的，甚至有必要从整个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中所作出的抽象：一方面是对一系列预定情况的抽象；另一方面也是对思想史本身的细节的抽象。但是，为了不至于陷入错误的幻想，似乎被研究的观点的全部历史只归结为对这条发展路线的探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整个复杂的实际过程，“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0]。
在经过了这些事先的考虑以后，我们就来考察被研究的过程本身。
二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如果撇开马克思的先辈不算，就是指1843年以前马克思的自觉生活的时期。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这段时期是从中学毕业论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即从1835年到1843年春，共八年之久。这期间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有：《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给父亲的信》（1837年11月10日）、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及其准备材料（1839～1841）、《莱茵报》时期的论文（1842～1843），其中特别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
1843年春《莱茵报》被查封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在马克思观点的发展中开始了一个质的新阶段，即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段。
1843年春以前的时期可以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史。对于这一时期我们不作专门论述，只指出某些有关的方面。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理论上就已非常敏感，并具有独特的理论上的现实主义。中学毕业时，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论文中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那种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还早在我们能够对它起一定影响以前就多少已经开始确定了。”[11]这个看法，很可能受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主义者的影响。
两年以后（1837），在柏林大学，马克思经过了对康德和费希特观点的短暂的崇拜，便致力于当时最进步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它是客观的辩证的唯心主义。这种世界观的客观性，以后表现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这样一个原理中：“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12]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和辩证法，有助于马克思克服它的唯心主义。
1839～1841年，马克思从事《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文的写作。这篇论文，整体说来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但只要详细地分析它的内容，就能够看到作者观点中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如题目的选择、强调无神论，等等。事情并不在于（以肤浅的观点初看起来似乎是这样）马克思选择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马克思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能动性质。马克思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哲学和现实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能动方面（它同所有存在过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是对立的）出发的。[13]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能动方面，正如他的哲学中的其他两个进步方面——辩证性和客观性——一样，同他的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基础处于内在的矛盾之中，从而为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开辟了可能性。马克思还在大学时期，就在以批判态度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
从1841年起，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首先，早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著作出版前，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一定的反唯心主义的（说得确切一点是反对思辨的）、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其次，对费尔巴哈早期唯物主义言论的认识，并没有直接把马克思导向唯物主义。从马克思1841～1843年这一时期的有关传记中的一些事实表明，他转向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原因，并不是各种理论的影响，而是在主编《莱茵报》期间，他同物质现实性的第一个严重的冲突。但这是否意味着费尔巴哈的著作对马克思的转变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呢？当然不是。费尔巴哈的著作，在这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们有助于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加速了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当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正是在历史观方面（费尔巴哈在这方面也不曾成为唯物主义者）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14]换句话说，马克思在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以前，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仅是在纯哲学领域中，而且正是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实现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还有一个未来的理论变革的前提（这在1843年以前已经形成），这就是马克思的高度科学原则性。在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中，后来在《莱茵报》的一篇文章《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中，最后在1843年9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都热情地维护科学家对真理进行批判性的科学探讨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最终把它同以革命手段改造世界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特征：这就是严肃和谦逊。这两个规定所指的不是探讨的内容，而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迫使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种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末，这与其说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15]
“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又该由谁来决定呢？根据该社论的意见，科学的界限应由它来决定。由此可见，社论承认‘官方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不向科学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并俨然作为一种科学的预见，规定科学家应该有多粗的胡须才能成为世界智慧的化身。社论相信书报检查的科学灵感。”[16]“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做真理？”[17]
“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18]
多年以后，马克思还重复了这一诊断：“毫不留情——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19]
新的唯物主义，即后来它的创立者们所研究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尾，马克思对革命科学的要求作了经典性的概括：“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0]在为1843年春开始的巨大理论飞跃创造必要前提的时期，马克思的一些特点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在这个转折时期以前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21]
从这个自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1842～1843年在经济问题方面进行的第一次争论，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而必须表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态度，是他遇到的又一个困难。马克思深深感到自己对所处社会的重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缺乏知识。报纸被查封了，马克思也从社会舞台回到了书房。未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前期，是以遇到严重的理论困难而结束的，随着这些困难的解决，现在就开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义的历史。
三
马克思究竟为什么要回到书房去呢？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22]
正如以后将要看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克列茨纳赫阶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布鲁塞尔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阶段还很遥远，因为我们连巴黎阶段都还没有着手进行考察。但这里我们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马克思是把“最初推动我去研究经济问题”，同“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的。显然，对这一点应当这样来理解，即马克思是在巴黎才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恩格斯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23]
我们看看马克思自己的论述。
马克思首先指出，为了解决他头脑中充满的疑问，他着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分析批判。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在理论上存在的困难，是关于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意义问题。但是马克思所着手进行的工作和他所得出的结论都清楚地表明，他首先对黑格尔的社会学观点（它的精华包含在《法哲学》中）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当马克思首次同物质事实发生严重冲突时，他认识到黑格尔的观点是“不适用的”。为了批判地改造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于是他回到书房中去了。
1843年春夏之际在克列茨纳赫，马克思在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于1927年首次发表）中，对黑格尔书中有关国家问题的部分，逐节地进行了分析批判。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全部手稿的核心。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依据费尔巴哈的著作，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颠倒”，并对他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进行了批判。
在谈到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时，恩格斯的以下意见也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24]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中，在讲到自己为何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接着说：“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25]
因此，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得出了同黑格尔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然而，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部著作中完成了这一批判的。前者写于1843年春夏，后者于1843年末到1844年初写于巴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究竟是在1843年，还是在1844年得出了上述自己批判研究的主要结论呢？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这一著作中说了我们在上面引用过的一段话，而且恩格斯之后的许多当代研究者都认为这个结论是在《德法年鉴》中作出的。另一些人比较谨慎，说这两部著作中都提到过。很遗憾，这两种说法都是不确切的。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表述过这个没有形成的思想。看来恩格斯不知道，或者没有记起1843年手稿的内容，因而没有完全确切地转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思想。马克思在序言中只是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而根本没有说，他在研究过程中所达到的主要成果是第一次写在这个导言中的。
再说一遍，无论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是在《德法年鉴》的其他文章中，马克思都没有明确表述过这个没有形成的思想。然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我们发现了几处直接或间接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一致的思想，至少是相类似的思想。
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手稿的开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第262节进行批判分析的时候，作出了同黑格尔的观点直接对立的关于市民社会同国家关系的结论：
“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26]
在上面我们引用过的三段引文的第一段中，已经看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他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1843）中所发展了的颠倒唯心主义主体客体关系的观点，被马克思成功地应用到了一个新的方面——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学说的批判方面。[27]费尔巴哈的影响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假如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的主体出发，那末他就没有必要神秘地把国家变成主体。”[28]从马克思的下述结论中，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对马克思的影响：“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29]
通过分析表明，手稿的后半部分同前半部分不同，它是在《克列茨纳赫笔记》之后写的，吸收了这些笔记中取得的成果。在《克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具体历史材料，研究了私有财产和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个成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后半部分的内容中得到了反映：“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和这种本质相对立的政治国家还留下了些什么呢？留下一种错觉：似乎政治国家是规定者，其实它却是被规定者。自然，国家破坏了家庭和社会的意志，但它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不受家庭和社会所支配的私有财产的意志能够存在。”[30]
马克思发展了关于国家和私有财产相互关系的思想，进一步形成了明确的公式：“这样一来，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31]
从马克思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正是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不过这个思想在这里并不像在上面所引用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得那样鲜明，因为在序言中，马克思是从追溯的角度，作为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来阐述的。把马克思后来的这一论述，同与它有关的事实材料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某种“追溯性的差异”。而这种变化使我们更为清楚地，或者可以说“相对地”看到，正是在1843年出现了马克思观点进化过程中的那种特别新的东西。这种原则性的新东西就是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
要了解这个结论，从而了解它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就应当把它变为我们易于理解的当代的语言，就应当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述，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是这样做的。
困难在于理解什么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同时指出18世纪的英法作家[32]和黑格尔[33]使用过这个术语，并且认为，对市民社会的分析解剖是由政治经济学提供的。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同这里所说的作一个比较。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谈到了作为市民社会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的各阶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什么是市民社会直截了当地下了定义：“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34]“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5]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阶段来看，这些定义有一个缺点，这就是它们通过另一个尚不为人知的概念“交往”、“交往形式”，来为我们确定一个不为人知的“市民社会”。
但一年以后，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就已经根据我们完全熟悉的范畴体系来确定市民社会的概念了。他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36]
最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市民社会这个范畴作了最明确、最通俗的表述。他把自己的阐述概括为：“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符合的……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国家和……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37]
从上述一系列定义中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是历史上一定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上）人们之间物质关系的总和，是一定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的阶级的经济的结构，是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它又决定着国家和法，即作为决定政治的和其他的，即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因而归根到底，一句话，市民社会的概念，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基础这个概念是相同的。[38]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同“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的原理大致相同，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所达到的结果，同“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论断是相同的。
因此，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的高度来看这个成果，那么可以看到以下的情况：从发展的完全成熟了的观点来看，社会结构有四个基本环节：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这表明1843年马克思就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最好说是摸索到了）这整个链条中的第二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的相互关系。
这就是1843年发现的本质。但这仅仅是一个本质，而且还是以简化形式所表述的本质。抽象法使我们有可能，并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主要之点。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实际上是怎样取得了这一成果的呢？首先我们把马克思1859年的评述同1843年手稿的内容进行对比，并确信由于这种对追溯性的修正，1843年的发现可以被表述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我们也像恩格斯那样，把法加以抽象化）。接着，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著作中对市民社会的定义，阐述了这个范畴的内容。最后，我们把这个内容纳入上述公式，并通过三段论的推理方法，得出了马克思在1843年阐述的经济基础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结论。
但是，任何三段论法的起码规则都是其术语的内容的不变性，即概念不应该改变。不过在我们这里它们恰好改变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在1843年、1845～1846年、1859年及其以后年代的使用，标志着对同一个对象理解的不同阶段。如果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把市民社会概念的内容实质上归结为生产关系总和的概念，那就不应把这种较晚的理解，无条件地说成是马克思在1843年的观点，理由很简单：马克思在1843年还没有使用过“生产关系”这一术语，也没有形成“生产关系”的概念。在1843年，马克思还不知道，市民社会是由什么决定的（生产力），也还不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的相互关系（当时同样没有这些范畴）。
可见，我们所做的代换不能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们想理解的不是一定的理论事实本身，而是理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考虑到对历史主义，即对我们所研究的概念发展的修正，这种代换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要知道，马克思在1843年、1845～1846年、1859年所表述的市民社会概念，并不是彼此没有共同点的三个不同概念。要知道，从术语的一致中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同一个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以上所有的说明，应该怎样来确定我们这一总的结论呢？显然应该按照以下的方式。马克思正是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得出了同黑格尔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当时在这部手稿中，这个结论还没有被自觉意识到，也没有如此明确地表述过。这个结论潜在地包含着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阐述。两年以后，这一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可见，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根据自己在《克列茨纳赫笔记》中对历史过程的首次专门研究，于1843年得出了自己未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个起始的原理。从那时起马克思就开始了长期而复杂地制定新的历史观的过程。
1843年制定的未来理论的第一个基本原理，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我们借以确定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有关的。在1843年的手稿中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到对历史分期新理解的许多最初的痕迹。诚然，这只是一些萌芽，一些初步迹象，是对众所周知的观念作出新解释的尝试。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相互关系的各种形式，同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在历史分期（它是整个观念的一个派生的方面）中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四
过了一年，即1844年夏天，当时马克思已在巴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关于市民社会的决定性作用的结论表明，正是应当在这一基本的方面去寻找支配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了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市民社会的解剖刀，就必须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这就是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转变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必然逻辑。马克思在上面引用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个地方，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逻辑的钥匙。
如上所述，马克思在巴黎所开始的经济学研究（按照恩格斯的看法是在1843年），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第一个重要成就的直接结果，这些研究后来又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所表明的，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始终深信不疑。
克列茨纳赫的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春天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39]如果说马克思1842～1843年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表明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那么这里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彻底完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得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结论，即未来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基本原理。之所以说是未来的，是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春提出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准确地说只是潜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潜在的科学共产主义。但是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过程还是以后的事，严格地讲，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开始。
马克思在1844年夏天（确切地讲是4～8月）写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尝试，一方面是概括已经开始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另一方面要科学地论证在《德法年鉴》上提出的、当时实质上只是作为假说和宣言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这部就内容讲是最浩繁和最丰富的著作，近年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在这里它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面：马克思在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理论的理解中所达到了的，即他在制定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点时所提出的新的东西。
众所周知，劳动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概念，都是作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理论材料进行批判性的改造的成果而表现出来的。在前者，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主体和客体问题；在后者，则是理论和宗教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在前一种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在后一种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经济研究，重新提出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和改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按其目的来说不是哲学的或社会学的研究著作，而是经济学的研究著作，应该把它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关于……的批判”），因为马克思本人在序言中正是这样为这部著作命名的。[40]实质上从1844年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在各个不同写作时期的主要著作的不可改变的研究课题和固定名称。但是，这些手稿按其“内在主旨”来看，是经济学著作，而按其“现实存在”来看倒不如说是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简言之，作为经济学著作的意义远不如它的哲学意义大。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东西，在这里还不是那么重要，而哲学方面的新东西则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部著作本来打算作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事实上它只是这个批判的基本理论导言，只是特殊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它类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头导言那一章，更近似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导言》），所以许多最重要的哲学原理在这部著作中似乎只是在基本的叙述过程中顺便加以说明和发挥的。
然而劳动异化问题是核心原理这一事实本身，在这里毕竟还说明了这些手稿的最重要的哲学成就。在这部著作中，劳动范畴在某些方面相当于生产范畴。它在手稿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简单地是由于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手稿中的一个地方，马克思似乎顺便提到的一个原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看来在当时就已经使这部著作超出了纯经济学性质的那一种社会学观点。这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1]
其次，这一基本原理同异化问题，同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决定着其他一切异化形式的经济异化来扬弃一切形式的异化，也就是同必须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之间的关系，被直接揭示出来了：“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42]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形成了关于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生产决定着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并使它们从属于自己，使它们成为生产本身的特殊形式。
同马克思1843年的著作比较起来，这里前进的一步表现在何处呢？这一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1843年作为决定性因素而被提出来的是市民社会，而在1844年则是生产。市民社会是物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生产的关系的总和。生产就是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首先是生产）关系形成了。生产（按后来的术语说是生产方式）如何，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是交往形式；1859年马克思说的是经济结构）就如何。因此，生产是决定市民社会的因素，作为整个社会的更深刻的基础而出现的。因此，同1843年相比，马克思在1844年发现了更深一层的社会基础，使自己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入了。
对于1843年和1844年概念之间存在的差别的认识，可能多少有点不同。用上述方式所指出的市民社会，可能被归结为生产关系。与此相类似，生产可能被看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程序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另一个地方曾使用过这个词）的统一。如果把运动的因素撇开不谈（因为前者是一种状态，后者是一种运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同生产之间的差别，就类似于生产关系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之间的差别。但是，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由1843年的概念转变为1844年的概念，毕竟是向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认识整个社会的动力的转化。一句话，对于这种转变的这种和那种解释，在任何情况下都统一在下述一点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概念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概念更为深刻。
第二，1843年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决定国家和法，即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因素，而在1844年，他已经提出生产决定社会的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宗教、科学、艺术等）。
诚然，有一个事实似乎同这种认识相矛盾。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早在《德法年鉴》上就已经表明：“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43]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所引用的《论犹太人问题》的原文，这段文章说道：“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4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说明是市民社会决定宗教，或宗教是市民社会实际基础的虚幻的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在这里没有像我们所能够依据他本人的证明而判断得那样明确地表述出来。在这篇文章发表整整一年以后写成的《神圣家族》中可以看到对它的成熟程度的评述带有某种“追溯性的差异”。但是如果撇开这种即使是细微的差别不谈，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宗教的思想和关于生产起决定一切的作用的思想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毕竟远远不是相等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1843年和1844年的思想认识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如果再一次把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对社会职能机构的认识同1859年发展了的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作一个比较，那么，从1859年的高度出发，可以对前两个概念确定如下：1843年——第二环节决定第三环节。1844年——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的不可分割的总和决定第三环节和第四环节的总和。
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过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这种图式说明，必须加上上面在分析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中所阐述的一切附带条件和说明。但是不管作怎样的修正，提出怎样的附带条件和说明，有一点是明确的：1843年夏和1844年夏是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上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由于总概念的深刻和全面而不同于第一阶段。1844年马克思对社会结构有了新的、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认识。
同这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社会结构的新理解直接或间接，或作为前提，或作为后果相联系的有一系列最重要的形成中的理论的新因素。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从本质上说明了人同动物的独特差别，这一重要差别是他在生产中找到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就是人同自然发生实际上的关系，他原则上已经完全彻底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决人同自然的相互作用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在发展着对自然的历史的认识，自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正在变为人的活动的产物。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是对劳动（与生产是相一致的）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历史主义的原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贯彻始终的。劳动的异化、私有制等被认为是历史上产生和历史上消逝的。历史主义原则不过是辩证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后者已为黑格尔所发展。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不仅把这个原则置于物质的基础之上，把它运用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并且真正彻底地发展了它，把它推广应用于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认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历史主义的原则已经直接作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被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
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关于“市民社会的阶级”的概念，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的《〈黑格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出现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利用了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种阶级理论，但是对它进行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像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将来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阶级一定会消亡。这时，历史主义就已经是马克思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一个主要区别。此外，对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著作的初步的、显然是间接的了解，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经济学使用了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概念），自然是马克思提出关于社会阶级同生产之间联系的独特观念的理论前提之一。
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质的经典性表述，它的特殊的最确切的定义，包含在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中。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指出了两个理论来源，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出了两个理论派别（这些派别发生在他本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之前）：一个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提出的，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经典语句：“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段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5]
如果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充分发展了的理论的这些重要特点来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那么大致可以这样来评价它们在这方面的成熟程度：这里在认识社会的阶级方面还几乎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东西，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具备了未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特有的一定的前提。这些前提是：对生产的决定作用的认识，对私有制认识中的历史主义，对阶级消灭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末尾，马克思注意到了劳动分工问题，这是意识到劳动、生产的核心的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结果。马克思仿佛预感到进一步探求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律在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好处，他指出：“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46]再过一年半，分工的理论就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出来。也许——这是应当进一步研究的——正是经过对分工的分析，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就迈出了下面的、同时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一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认识社会结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这里与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的成功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个历史分期。当然，严格地讲，这个分期在这里不是以明显的形式存在的，而是间接的，可以说是暗指的、潜在的。但是它可能是由这部手稿中某些基本原理引申出来的。理解私有制、分工和劳动异化的历史主义态度，同明确地认识整个社会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从后者直接引申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明确概念。
马克思同他的那些前辈（他们曾经揭露并严厉地批判了与私有制的存在相联系的社会矛盾）不同，他看到了私有制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历史必然性。他对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的认识，不是在永恒理性和永恒正义的考虑中形成的，而来自于对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末尾我们已经看到了下述的重要结论：“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47]这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发展的其他原理一样，已经暗指地包含有某种历史分期：（1）尚不存在私有制、分工、劳动异化的时期；（2）私有制等存在的时期；（3）消灭了私有制和一切与之有关的现象以后的时期。这种分期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阶级以前的社会——阶级社会——未来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实质和马克思世界观的整个体系来看，这个概念是同谢巴斯基扬·弗兰克和卢梭的历史观念相似的。但是，还在1844年，马克思这一观念中的原则性的差别就在于，它的基础是对生产在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由此可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内容的分析，使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判断：这时在马克思这里已经形成了初步完整的，然而还没有发展的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分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
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在马克思的《神圣家族》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本书的内容的许多特点把马克思在1844年秋所达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那种水平重现出来，但是使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以下概括性的直接表述。马克思在答复布·鲍威尔时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48]列宁在自己的《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标出了这一整段，并在页边写上：“注意。”[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