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哲学史是从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到转向主—客关系式的发展史

明清之际特别是王船山以前的中国哲学思想之主流，在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是天人合一的观点，只是到王船山才开始发展类似主—客二分即思维与存在二分的观点。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是儒家的有道德意义的“天”与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道家无道德意义的“道”与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又分为两类：一是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明道学（理学）的天人相通的哲学思想；二是汉代董仲舒的天人相类的思想。天人相通的思想复可分为两派：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所谓人受命于天、“与理为一”的思想；二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人心即天理”的思想。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不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而把二者看成浑然一体。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各派一般地说不宜以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二者孰先孰后、孰为第一性孰为第二性来划分和评判。王船山关于“能所”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突破（尽管王船山有较多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使中国哲学史之主流开始向主—客二分式过渡，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转折点；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主—客二分式，只是尚未达到西方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思想的水平。在明清以前，中国哲学史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主导，缺乏主—客二分思想，从而也缺乏与之紧密相连的主体性原则；从王船山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史开始了向主—客二分思想的转化，开始了向西方近代哲学召唤主体性原则的时期。中国近代哲学可以说就是发展主—客二分思想的哲学，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则是向西方召唤主体性的哲学。

2.中国哲学史是从长期以研究人伦道德为主导到转而注重对自然的认识的发展史

明清以前，中国哲学史由于重天人合一，把主客看成浑然一体，所以一般地说注重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内的人生问题，甚少专门的、明显的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自我如何认识对象的认识论问题。讲人生问题的哲学叫作人生哲学，讲认识问题的哲学叫作认识论。中国哲学史在明清以前，以讲人生哲学、研究人事或人伦为主，而不注重认识论，从而也不重视对于宇宙之研究，不重视宇宙论。明清以后，中国哲学开始转向主—客二分思想，开始注意主体性或自我意识的原则，这才使认识论问题逐渐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

发展科学、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使自然为我服务，此乃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之结果，前者以后者为前提。明清以前，因重天人合一，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故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科学，但科学不甚发达，也不甚受重视。明清以后开始了主—客二分思想的转向，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召唤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与此相联系的是重视发展科学，重视对自然的认识。如果说明清以前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长期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与协调为主的思想史，那么，明清以后，中国哲学史则是开始重视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思想史。

3.中国哲学史是从长期以“天理”压人的思想为主导到开始反“天理”的发展史

先秦哲学虽然诸子百家，派别林立，但儒家孔子实中国哲学之真正创始人，孔子之时，无其他学派能与之抗衡，孟子之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但杨墨之言也只是暂行于一时。综观整个先秦哲学之诸子百家，仍以孔孟所代表的儒家为思想界之主流。孔子虽少言“天命”，但并非不言“天命”，他认为“唯天为大”，时人亦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孟子的“天”，主要是指义理之天，仁义理智四端乃“天之所与我者”，孟子明确地把封建道德原理绝对化、客观化为形而上的义理之“天”，然后又以此义理之“天”来压人，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以“天理”压人的思想之肇端者。

汉代独尊儒学，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说更露骨地把封建的三纲五常说成是“天意”，用“天意”压制人权。

魏晋玄学中虽有嵇康、阮籍等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但魏晋玄学之主流却是以调和名教与自然为主旨。隋唐时期，佛道流行，但仍以儒学为正宗，韩愈始终站在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刘禹锡有“人理”高于“天理”的思想，惜乎不行于后世。

宋明道学无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还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都是以封建道德的“天理”压制“人心”。心学派主张天理即人心，天理不属于形而上的本体界，王阳明甚至有疑孔的反传统思想，但归根结底，他仍然是把封建道德原理看成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

明清之际，王船山、戴震等人都反对宋明道学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戴震甚至严厉斥责人死于理甚于死于法之残酷。鸦片战争以后的先进思想家大都反对儒家的“天命”观。谭嗣同认为名教既非“天理”，也非“天命”，而是在上者压制在下者的工具。章炳麟断言既无“天”，也无“帝”，强调一切决定于“人力”。

西方中世纪，压在人们头上的是教会神权，是基督教的上帝，与此相似，几千年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则是儒家的“天理”和“天命”。西方近代哲学史是推翻教会神权的历史，中国自明清以后的近代哲学史是开始向“天理”、“天命”挑战的历史。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它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颇似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西方“文艺复兴”的两大发现为此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提供了思想准备，中国“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两大口号则是自明清以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一次总结：既是对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的转向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和反儒家“天理”、“天命”的一次总结。“五四”运动为进一步建立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反对以“天理”压人，发展自然科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哲学史迄今仍在沿着“五四”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