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希腊哲学

西方哲学史开始产生于古希腊奴隶社会。古希腊哲学是在东方、埃及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从神话传说中，首先注意物理世界的起源与本性，集中于对宇宙本原的研究。最早的有米利都学派，以后有毕泰戈拉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原子论者，一般称之为自然哲学家或宇宙论者。

最初的自然哲学家和以前的宗教家不同，他们很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他们毕竟处于哲学思想发展的幼年时期，他们的思想不能不打上宗教神话的烙印，他们把人和自然，看成是浑然一体的东西，不分主体与客体，因此，他们有些人主张“物活论”。“物活论”以为万物都是活的、有生命的。如泰利士认为一切都充满神灵，阿拉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世界的有生气的原则。“物活论”是17世纪的剑桥柏拉图主义者Ralph Cudworth所造的一个词。

米利都学派的泰利士（Thales，624？—547 B.C.）以物质性的“水”、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r，610？—547？B.C.）以“无定形”、阿拉克西美尼（Anaximenes，588—524 B.C.）以“气”为本原，乃是从质料和性质方面研究多样性事物的统一性。毕泰戈拉学派的创始人毕泰戈拉（Pythagoras，584？—493？B.C.）以“数”为本原，是从形式和量的方面研究多样性事物的统一性。他们的思想中都暗含着一个如何用不变的东西来解释变的东西的问题。当然，他们都没有深究这个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赫拉克利特和爱利亚学派从两个正好对立的方面发挥和发展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赫拉克利特强调变的方面，认为只有变才是真实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他以“火”为万物的本原，就是因为在他看来“火”具有最鲜明的运动变化的性质；他关于对立统一和斗争的思想使他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奠基人。相反，爱利亚学派（Eleaties）的创始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515？—？B.C.）则强调不变的方面，认为存在的东西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因为那将意味着它产生于无或变成无，而无在本性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只有“存在”（有），没有“不存在”（无），只有“一”才是真实的，“多”不过是幻象，因而只有不变才是真实的，变不过是幻象。巴门尼德明确提出了思维与存在两个范畴，对以后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后来的自然哲学家认为赫拉克利特与爱利亚学派都各有片面性，必须既承认变又承认不变，只是对这两者要做出新的解释。这就是后期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495—433 B.C.）、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500—428 B.C.）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460—370 B.C.）等哲学家的任务。他们认为不变的东西不是一个，如水或火那样，而是许多个，如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土、气、水、火），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seeds），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那样，变不过是这许多不变者相互组合上的不同。

后期自然哲学家既然认为万物之基础不变，可是他们又不否认变，这就必然产生变的原动力从何而来的问题。他们中间有的人倾向于把原动力看成是来自不变者之外，如阿那克萨戈拉认为这种原动力是“奴斯”（nous）。这种思想是一种模糊的二元论，使早期自然哲学家的“物活论”思想开始遭到破坏，在一定意义下，有分离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因素。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兴趣由研究自然转移到研究人，智者的主要代表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481—411 B.C.）、高尔吉亚（Gorgias，公元前5世纪）就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自然哲学时期的各派学说都失之独断，他们一般不相信有真正的存在和客观的真理。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一切都同样的真，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他的思想是相对主义的。高尔吉亚认为一切都同样的假，他的思想是怀疑论。

苏格拉底和智者一样，也是研究人的哲学家，他同样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同样反对未经批评的独断，但他与智者相反，主张有客观真理，主张认识是可能的。在他看来，真理不在个人，而在人类一般，不在感觉，而在思维。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就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寻求道德的普遍定义，而寻求定义的方法就是论辩诘难。他的论辩诘难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最早来源。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系统。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的理念主要来源于爱利亚学派的不变的本质和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以及毕泰戈拉派的数的概念；他关于感官事物变动不居以及感官事物的真理只是相对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柏拉图综合了这两方面的思想，又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和价值。柏拉图把理念看成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在个别之外，这使他在本体论上初步具有分裂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普遍与个别的思想成分。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因此，他重视理念（他称之为形式）；但他又注重经验事实。亚里士多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为一，创立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他批评柏拉图将理念看成是和个别事物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实体。他认为理念或他所说的“形式”不能离开感官事物而独存，普遍不能离开个别而独存。亚里士多德要在理念和感官事物、普遍与个别之间建立起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关键在他看来就是有目的的发展，发展就是由潜能到现实。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使辩证法特别是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化。

公元前332年亚里士多德死后约八百年的期间，希腊文化逐渐与罗马文化相结合。纯粹的希腊哲学渐成过去。

这八百年的前期，主要哲学流派有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斯多葛学派（Stoicism）和以皮浪（Pyrrho，365—270 B.C.）为代表的怀疑论。除伊壁鸠鲁（Epicurus，341—270 B.C.）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唯物主义外，他们都集中于伦理问题的讨论。这个时期中对于某些具体科学的兴趣也出自伦理行为的需要。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以小苏格拉底派为其前驱，怀疑论则源于智者的思想。三派关于伦理问题的争论导致西塞罗的折衷主义。大约从公元前100年起，罗马哲学由伦理的兴趣转向了宗教，新毕泰戈拉派和新柏拉图派都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学”则更是一种十足的宗教哲学。在这个时期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唯物主义者卢克莱修（Lucretius，99—55 B.C.）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Epicurus，341—270B.C.）的原子唯物主义；新柏拉图派的波菲利和普罗克洛关于普遍与个别、一与多的关系问题的概括。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史的诞生地，西方哲学史上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和萌芽，随着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古希腊哲学所阐发的各种思想又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特点。

2.中世纪哲学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封建统治者，教会支配了中世纪的世俗权力和精神生活。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它不过是使信仰有可能得到理性解释的工具。中世纪的科学也和哲学一样屈服于宗教的支配之下。中世纪人们所注意的中心不是世俗生活而是脱离世俗的天国。中世纪的主要哲学问题是神与人、天国与世俗的关系问题。

中世纪哲学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同基督教合流的产物，而在各个发展阶段中，这些成分所占的比重又各不相同。

以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3—430）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在时间上属于古代，但就其思想意识形态来说，则属于中世纪，它是基督教哲学的最初形态。奥古斯丁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他首先提出信仰第一、然后理解的原则，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奠定了基础。奥古斯丁以后的中世纪哲学分为三个时期。

5—11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早期。这时，人们对于古代哲学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片断和新柏拉图主义外，所知甚少。在这个时期的哲学中，新柏拉图主义比基督教的成分更占优势。主要代表人物是波爱修和爱留根纳（John Scotus Erigena，810—877？）。波爱修是连结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他对古代的波菲利关于普遍与个别所提的问题做了自己的回答。他重视多样性的个别事物的真实性，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先驱。爱留根纳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主张“否定的神学”，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相左。爱留根纳认为统一的普遍的整体是最真实的，等而下之，愈是多样性的东西则愈不全面，因而也愈不真实。不过他认为多样性和最高统一体（上帝）之间有桥梁可通，这就是“理念”。爱留根纳的这种思想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是中世纪实在论的先驱。

11—14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第二期，即经院哲学的全盛期。在此期间，基督教势力强大，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著作经阿拉伯哲学家的媒介在西欧广泛传播，这样，经院哲学就成了基督教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而且不仅有了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还添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因素，这后一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逐步增长。

经院哲学的特征是奉基督教教义为无上权威，但要用理性去加以解释，解释的方法又极其烦琐抽象。

经院哲学集中于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这是由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重普遍概念与重个别事物的思想分歧发展而来的。实在论以安瑟尔谟（St.Auselm，1033—1109）为代表，此派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主张只有普遍是实在的，普遍先于个别而独存；唯名论以罗瑟林（Roscelin，1050？—1112？）为代表，此派受亚里士多德以个别事物为第一实体的思想影响，主张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不过是名称。实在论适合于所谓普遍的教会实在而个别的教会是从属的，基督教的普遍教义实在而个别人的信仰是从属的，原罪实在而个别人的罪恶是从属的，天堂实在而世俗是影子，圣餐仪式中的面包和酒是基督教的肉和血而非象征性等说教。唯名论则反是。因此，正统的教会人士都崇奉实在论而轻视唯名论。12—13世纪，唯名论已不盛行，与唯名论有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几乎成了异端，正统派的权威是实在论者、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

不过，由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泛神论思想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相抵触，教会早已视之为异端，加上到了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量从阿拉伯文以至希腊原文译成拉丁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大为增长，教会逐渐转而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与教义相合的方面。于是被基督教教义改造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了官方哲学。托玛斯·阿奎那是这种官方哲学的最高权威。他明确主张哲学服务于神学，反对阿拉伯先进哲学家提出的“二重真理”说，他区分理性和信仰，但又力图调和二者，他认为启示高于理性，哲学是以理性解释上帝，不能与宗教信仰相矛盾。关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托玛斯采取温和的实在论的立场。

14世纪初至15世纪中叶，是中世纪哲学的末期。由于罗马教会的衰微，自然科学的发展，加之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重经验事实的本来面目逐步被认识，人们厌弃教会曲解了亚里士多德，于是正统的经院哲学日趋没落，哲学愈益脱离神学。在这个时期以前，12世纪的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鲁士德（Ibn Roshd，即Averroёs，1126—1198）已提出了反对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想。他崇敬亚里士多德，甚至具有比亚里士多德更多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倡“二重真理”说，否认真主干预世界，主张自然事物受因果必然性支配。13世纪，伊本·鲁士德的学说盛行，形成了所谓“阿维洛伊主义”的思潮，其最大代表是在巴黎大学任教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1235？—1282？）。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唯名论和渊源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异端思想也重新盛行。个人自由的思想抬头。这个时期的唯名论代表人物是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约翰·邓·司各特（John Duns Scotus，1265？—1308）、奥康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1290？—1349），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艾克哈特（Eckhart，1260—1327）。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以及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发明，也由于中世纪哲学内部的原因，如经院哲学脱离实际的烦琐的推演方法，理性与信仰之逐渐分离，唯名论之重视个别，神秘主义之主张个人直接与上帝相通，等等，经院哲学便日趋崩溃，西方哲学史由中世纪哲学转入了近代哲学。

3.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即15—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到了现实的此岸，从清净的僧院走到了纷扰的尘世，从而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追求知识，渴望个人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反对教会的桎梏，要求发挥人的主体性，这就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精神面貌。自然和人成了当时思想界所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而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表现为对古代文化和各种哲学流派的研究和利用。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柏拉图派的普莱索（G.Pletho 1355？—1450？）、贝沙里杨（Bessarion，1400？—1472）、费奇诺（M. Ficinus，1433—1499）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彭波那齐（Pietro Pompnazzi，1462—1524）等。

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1401—1464）、特勒肖（B.Telesio，1508—1588）和布鲁诺（G.Bruno，1548—1600）。这些自然哲学家在15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反对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用辩证的思想反对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方法。不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毕竟还刚刚开始，对自然的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纠缠在一起，新科学尚未完全获得独立的地位，因此，与这种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自然哲学，还有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哲学家尼古拉和布鲁诺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把握对立统一的途径问题。尼古拉从当时自然科学的材料出发，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对立面一致的原理。他把多样性的统一归结为对立面的统一，认为只有对立的统一才是最高的真理，他还明确主张，要把握对立面的一致，需要经过相辅相成的三个阶段实即“感性”、“知性”和“理性”。

17—18世纪末，是近代哲学的第二期。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实世界成了可以由人类把握的对象或客体，哲学的兴趣集中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统一上，主体性原则成了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真正的近代哲学是从17世纪开始的。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近代自然科学日益脱离神学而繁荣昌盛。公元1600年前后的一百年左右，出现了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开普勒（J.Kepler，1571—163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等许多科学上的伟人，17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这时，科学的标准不再像过渡时期那样，往往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基督教的教义，而是自然本身；科学的方法也不再像过渡时期那样，掺杂很多神秘的巫术，而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的演绎法。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从前被认为是由神灵统治的世界，现在则被认为是由因果必然性支配的世界。机械的宇宙观一时占了统治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下半叶的康德时代。

近代科学的方法肇始于伽利略，他同时也为近代哲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伽利略的方法的特点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进行归纳和数学的演绎。他与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同时，他们都很重视归纳法，但培根轻视演绎法，而伽利略则归纳法与演绎法同时并举。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两种科学方法上的分歧，在哲学认识论上表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经验论认为哲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知识以感官经验中的东西为基础。经验论者都轻视或否认超经验的玄学问题。唯理论则依据数学演绎法，认为思维独立于感官经验，思维可以把握超经验的东西。唯理论者注重玄学问题的研究。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从两个相反的角度去求得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经验论者重感觉中个别的东西，重多样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唯理论者重思想中普遍的概念，重统一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实在论。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培根、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巴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和沃尔夫。

培根是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第一个代表，他把经验当作统一思维与存在的关键；他是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思维的主体（人）应该主动干预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的哲学家，为近代哲学中统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要求和思想趋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的“二重真理”说，在当时条件下起了打击神学的进步作用。

笛卡尔是近代唯理论的第一个代表。他排斥一切外在权威，把人的思维当作哲学的开端。他的“天赋观念”说就是主张单凭思维中的普遍性概念即可把握最高真理；他的怀疑一切的主张，就是清除成见，完全运用思维以达到客观真理。笛卡尔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把人的理性认识当作统一存在与思维的关键。他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原理和他的二元论思想表明他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创导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原则的哲学家，他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他也是一个机械论者，认为动物不过是一架机器。

斯宾诺莎的唯理论的认识论和几何学的方法以及机械的自然观都直接来源于笛卡尔。他关于思维与存在不过是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的学说，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批评和发展。他认为多样性的个别事物不过是唯一实体的变形，只有实体有独立自存性，个别事物只有通过唯一实体才能得到认识和说明。这样，个别性、多样性便大大地受到普遍性、统一性的压抑。

洛克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尖锐地驳斥了笛卡尔的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提出了自己的“白板”说，不过他也强调我们能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普遍性的概念。洛克是温和的唯名论者，认为感觉中的个别东西是第一位的。洛克还保留了笛卡尔割裂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思想因素。

莱布尼茨站在笛卡尔的基本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对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说：洛克的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关系密切，他自己的体系和柏拉图接近。莱布尼茨也重视普遍性概念，是“天赋观念”说的拥护者，不过他的“天赋观念”说与笛卡尔的略有区别。在本体论方面，他表述了普遍与个别、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单子”虽然彼此不能相互作用，但由于“前定和谐”而联系在一个统一体即神之中。“前定和谐”说是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平行论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显然包含着一和多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但这种统一的原则处于多样性的“单子”之外，和斯宾诺莎之以普遍性、统一性吞没个别性、多样性的原则很不相同。

巴克莱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从洛克哲学所包含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完全取消了客体。“存在就是被感知。”世界上除了感知的主体即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他叫作“观念”）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为了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极力攻击普遍性的抽象概念特别是关于物质的抽象概念。他主张极端的唯名论，不同意洛克的“概念论”，认为抽象概念既无客观实在性，也不能存在于人心中。

休谟也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比巴克莱走得更远，不但在实际上取消了物质实体，而且根据巴克莱提出的同样理由，取消了精神实体。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因此，一切玄学问题都不可能成立，休谟以自己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完全否定了统一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实体、因果必然性和普遍性），而把多样性和个别性（知觉）当成了最高原则。这样，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哲学中重个别性的原则，就由洛克的“概念论”经巴克莱的极端唯名论到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发展到了顶峰。休谟的经验论及其取消主体与客体的思想对现代西方哲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17—18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包含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宗教的斗争，但只是到18世纪的法国哲学，才出现公开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拉·美特利（La Mettrie，1709—1751）公然宣布，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真理；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至死还拒绝承认有上帝。法国哲学不是一些纯粹理论性的东西，而是同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它的特点之一。18世纪法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狄德罗、霍尔巴赫（Holbach，1723—1789）。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是当时法国哲学的最高成就，其思想来源，一是笛卡尔的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一是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法国唯物主义者明确主张，只有物质实体，思维不过是物质的属性，他把精神实体统一于物质实体，这在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上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都取消了洛克的“内省”经验，认为经验的唯一来源是感觉，他们一般地是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者。他们用因果必然性解释一切，完全排斥偶然性；他们把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甚至超过笛卡尔的“动物是机器”的论断，认为“人也不过是一架机器”。

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第三期。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在各方面的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自己的最高阶段。上一个时期中盛行的伽利略的数学方法和牛顿的形而上学方法被代之以发展、进化的观点。这个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运用辩证法总结了前人的思想特别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创立了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他们看到，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权固然由神权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但17世纪和18世纪机械论的宇宙观，又把人的精神和主体性束缚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之下，个人的自由意志被抹杀了，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没有得到统一。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置身学院，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起而再一次为维护人类精神的能动性、独立自主性、主体性而斗争。他们给哲学规定的任务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占中心地位，所不同者只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被把握的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加以规定和说明。他们都承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真理是多样性的统一以至对立面的统一，统一性更根本，所不同者只是这种最高统一体能否由思想认识来把握，以及对这种统一体作何理解。他们都认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在肯定思想概念更根本的基础上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所不同者只是结合的方式与程度如何。

康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认识过程的三分法，用“感性”、“知性”、“理性”三环节构成了他的整个认识论的体系。他结合休谟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思想，主张知识既要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又要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形式。他认为，作为感觉经验之外部来源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对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的“自我”（主体）的“综合作用”：“自我”靠自己的“综合作用”把多样性的东西统一于普遍性、必然性之下，从而构成科学知识。就康德极力说明思维中普遍性、必然性的客观意义而言，他是企图在现象界内使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的。

但是人心的综合决不满足此种统一，人心还具有比“知性”更高的“理性”阶段，“理性”要求超出有条件的知识、经验的范围之外，以达到无条件的最高统一体——理念。知识、经验是现象界，理念是本体。前者是可知的领域，是必然的王国，后者是不可知的领域，但可为信仰所把握，是自由的王国和道德的领域。康德受卢梭自由思想的影响，确信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主张道德意志高于知识。他虽然企图把情感当作连接知识和意志之间的桥梁，但他毕竟没有真正把二者统一起来。可以说，康德为了维护人的精神的独立自由，维护人的主体性，而有意地把自由从必然性中分离出来。

康德认为，“知性”的概念范畴总是非此即彼的，只能应用于多样性的事物，若用它们去规定超经验的最高统一体——世界整体，则必然出现“二律背反”。康德这套思想对破除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旧玄学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它促使黑格尔达到了具体真理是亦此亦彼的、是对立统一的结论。

费希特原来主张斯宾诺莎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后来受康德的影响，认识到因果必然性只是现象，自我不是必然性的奴仆而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他为了更彻底地伸张人的主体性、伸张人的独立自主性，便打破康德的二元论，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皆自我——主体所创造。此自我不是个人之我，而是普遍的我，是道德的自由的我。自我、非我，二者的统一，这就是一切事物进展的历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按因果必然性联系起来的，而是趋向于此道德之自我，为完成此道德之自我的目的而存在的。

谢林从费希特哲学出发，又深受斯宾诺莎哲学和当时文学上浪漫派的思想影响，创立了自己的同一哲学。谢林不同意费希特把自然（非我）看作自我的产物。他认为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体和主体，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同一个“绝对”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绝对”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万事万物的根源。谢林的这种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模式有所突破，对西方现代哲学中反对主—客二分式的思潮有一定影响。谢林继承费希特，主张变化发展的观点，认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正、反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并且他也用目的论的发展观代替17—18世纪的机械观。不过，谢林认为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艺术而不是费希特所说的道德，只有艺术的直观或称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活生生的、精神性的“绝对同一”。

黑格尔是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他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社会动**，人心思变，就思想界来说，17—18世纪的机械观仍未被根本打破。黑格尔把这样的时代归结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分裂，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分裂，无限与有限、统一性与多样性分裂的时代，他认为这些分裂、对立的病态只有在统一中才能得到医治。统一的趋势已经到来，问题是如何从哲学上加以说明，所以他在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哲学的中心任务是扬弃分裂，达到统一。在他看来，康德、费希特、谢林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但远未能完成。

黑格尔认为，多样性的东西，彼此分离对立的东西，都不是最真实的，只有普遍性、统一性才是最真实的，不过这种普遍不是脱离特殊的抽象普遍，而是包含特殊在内的普遍，叫作具体普遍（黑格尔又把普遍与特殊的这种有机结合叫作个体），这种统一不是脱离矛盾、对立的抽象统一，而是包含它们在内的统一，叫作对立统一或具体同一。具体普遍、对立统一，是黑格尔全部辩证法的核心。另一方面，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又认为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单纯物质性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性、统一性，因而也没有真实的存在。脱离精神无真实性，和脱离统一无真实性，这两条原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既是“绝对精神”，又是对立的统一。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特别是费希特、谢林的正反合的思想，把“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统一体展开为逻辑、自然、精神三大阶段，也就是从思维到存在、从主体到客体又到二者统一的过程，从而完成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同一说。逻辑理念不脱离自然和人类精神，思维不脱离存在，主体不脱离客体，但逻辑理念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灵魂和根本，思维、主体是存在、客体的灵魂和根本。而自然则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外部表现，至于人类精神，乃是自然发展中所预想的目标之完成，是逻辑理念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就此而言，人类精神又是最具体的、最现实的，因而也是最高的。黑格尔明白声称，关于人类精神的学问是最高的学问。这是他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者一样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的表现。精神的特点是自由。“绝对精神”是人类精神和自由的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人的主体性的顶峰。在这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没有异己的东西限制自己。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就是趋向于这种统一和自由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精神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之所在。不过他根据具体统一的思想，认为自由必须与必然相结合，个人必然与社会整体相结合。黑格尔由于过分强调普遍概念的至上的性质，由于主张普遍概念的超时间的永恒性，他的逻辑理念最终还是超感性的、形而上的东西。

关于人类精神是否能把握以及如何把握最高统一的问题，黑格尔既不同意康德的不可知论，也不同意谢林等神秘主义者所谓凭直观就可以一蹴而就地加以把握的观点，他认为最高统一体可以凭思维加以认识，而且必须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他把这条道路不仅一般地按尼古拉、康德等人的基本观点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而且又把它们细分为一些较小的阶段。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第一次把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法做了系统的、详细的阐述。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是唯物论者费尔巴哈。他驳斥了康德割裂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思想和不可知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他以灵魂与肉体相统一的人为出发点，建立了“人本学”唯物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黑格尔等唯心论者所喧嚷的抽象自我、抽象主体转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和现实世界。

4.现当代哲学

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哲学史进入了现当代哲学的发展时期。

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大工业生产更加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面对社会上新的矛盾和自然科学上新的发现，人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和新的哲学概括。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已失去光辉，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但是黑格尔以后的各种哲学派别都同黑格尔哲学以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有各式各样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基本思想，在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各种哲学派别，它们或则发展了黑格尔哲学，或则批评甚至反对黑格尔哲学（我们把这些流派姑称为“现当代西方哲学”）。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出现了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支派如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用主义、历史社会学派、日常语言哲学等，以及科学哲学；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现象学、存在主义、新托玛斯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西方现当代哲学虽然派别林立，但大体上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关注科学，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研究哲学，甚至把科学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其中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人文主义思潮关注人的问题，其中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英美哲学界近半个世纪，但在欧洲大陆却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形而上学的和思辨的传统在那里仍然有强大的势力。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形而上的和思辨的哲学兴趣，特别是对现象学的兴趣逐渐威胁着英美的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主要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但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很严格的，往往是重叠的。

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1）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一心关注自然、关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而是（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专心致志于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交往问题，语言问题不只是英美分析哲学的专业，欧洲大陆哲学也从另外的角度关心语言问题，我在前面经常提到的海德格尔就转向诗和语词的语源学以显示存在。（2）与此相联系的是，现当代哲学，无论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都从不同角度批判传统哲学那种崇尚超感性的抽象概念王国的旧形而上学，强调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一点，本书已在各章中做了论述。（3）现当代哲学家不再像传统哲学家那样崇奉确定的、普遍有效的准则或规范，认为一切都可以发生变化，甚至逻辑规则也可以有不同的约定。科学的趋向和形而上学的趋向两者各自做不同的追求，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相轻，多元主义和分歧在哲学界占统治地位。

由于受人文主义思潮哲学的影响，由于我个人的爱好，也由于我对分析哲学缺乏研究，本书的内容侧重在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想的方面，对英美分析哲学却很少论述。本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当前英美分析哲学家们和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大有分歧之所在。例如，在分析哲学家中的一些科学实在论者看来，我在前面大谈的诗意的真实性便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