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问题

西方哲学史是哲学与科学息息相关，与宗教相互渗透、调和而又相互对立、斗争的历史。

在哲学产生以前，人们已经用宗教信仰和神话，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哲学的诞生意味着人们的世界观主要是通过思维、概念的形式来表达的。

古希腊哲学是从宗教信仰和神话的束缚下和科学同时诞生的，它从一开始便与科学结成了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当时，人们只是从总的方面观察自然界，而没有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和分析，自然科学的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上就使古希腊哲学具有素朴辩证法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虽然从主要方面说摆脱了宗教信仰和神话的束缚，但也有渗透着宗教神话的方面：古希腊早期哲学中的“物活论”（hylozoism）思想便是这种渗透的表现；毕泰戈拉学派之相信灵魂轮回，乃是受了奥尔弗斯（Orpheus）教义的影响；苏格拉底也曾明白宣称自己为神所引导；柏拉图分裂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思想，乃是奥尔弗斯教徒关于灵魂来源于天、肉体来源于地的教义的哲学表述，此外，他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也往往不是用纯粹的思想、概念而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把神看作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斯多葛学派把德行生活看成是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甚至原子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在强调神同自然和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同时，毕竟还在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为神留下了一块地盘；到了古代哲学的后期，新毕泰戈拉派和新柏拉图派等更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他们的哲学后来被基督教所利用。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加之封建统治者把基督教会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最大支柱，西方哲学便又沉没于宗教之中。中世纪哲学几乎完全受基督教教会的支配，科学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哲学与科学尚未明确区分开来，那么在中世纪，哲学则是与宗教神学合为一体。中世纪在哲学上的最大争论，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同宗教上关于普遍教会与地方教会、普遍教义与个人信仰、原罪与个人罪恶何者实在、何者从属之争，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而在这种渗透中，哲学从属于宗教。

不过，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并非根本否认理性、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它在运用理性、思维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起了维护理性、思维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欧洲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结束了教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哲学遂逐渐从宗教神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学科。近现代哲学的特征之一是哲学与宗教、思维与信仰基本上处于分离对立的状态。近代哲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法兰西斯·培根明确主张哲学应当与神学分离，认为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各有其独立的领域。近代哲学中诚然有许多体系都渗透着宗教神学，但哲学与神学相比，思维与信仰相比，大体上是前者占主导地位，它们所讲的宗教和神大多理性化了或人本化了：笛卡尔抛开一切外在权威，以思维为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他所讲的神是建立在思维、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洛克等人的自然神论是理性的宗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自然神论者的神必须按照理性或自然规律行事；莱布尼茨的神也只能服从理性的规律，与自然神论者的神有相近之处；康德所主张的神不过是理性的理想，是实践理性的公设，他所讲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道德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企图调和宗教和哲学，但他主张哲学高于宗教；至于斯宾诺莎的神，则不过是披着泛神论外衣的自然之整体，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他的思想，实质上是反宗教的；休谟公开对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神的存在是无法像唯理论者那样用理性来证明的，他所主张的宗教只是出自人们生活和感性的需要；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更进而达到了公开的无神论和反宗教的结论；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把批判宗教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提倡的“爱的宗教”根本不同于信仰神的宗教。

西方近代和现当代哲学在与科学的关系方面也表现了一些特点。近代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摆脱神学而取得独立的地位。近代和现当代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不是与科学合为一体，而是与科学有了明确的分工，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哲学思想便主要地不是寓于其他具体科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的内容之中，不是寓于感性的、表象的材料之中，而是通过专门的哲学概念来表达。不过近代和现当代哲学与科学之间又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可以说，近代和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与近现代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入了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和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相适应，17—18世纪的哲学便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的第一个缺口，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和新成就都表明自然界的现象是辩证地发生的，过去那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动摇了，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哲学上便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形态。从古希腊的素朴辩证法形态经过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阶段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态，这一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和整个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相并行的。正因为近代哲学与科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哲学对科学的方法做了概括，接受了科学方法的洗礼，所以近代哲学一般地说也很强调方法，既讲究形式逻辑，又联系科学所提供的事实，具有重分析、重体系、重论证与论据等特点。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以不同方式表现了哲学与现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深刻联系。科学主义各流派主要以研究科学方法论、认识论和科学规律性为己任；人文主义各流派一般反映了现当代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关于人本身的问题。

2.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西方哲学史是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观，经过两者分离对立的观点，逐步走向两者对立统一的观点，以至到达批评和超越主—客关系式的观点的发展史。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尚未注意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黑格尔说：“希腊人既是从自身出发的，又是有一个前提的，这前提是有历史性的，按思想来理解，这前提就是东方式的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的合一的实体性，它是自然的合一。……希腊人以自然和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础、为他们的本质。”[1]当时的“物活论”就是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浑然一体的最明显的表现；巴门尼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也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浑一不分的表现形式。存在是出现、显现的意思，思维是指人的出现过程。思维与存在同一，说的是存在通过人的活动而显现出来。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破坏了“物活论”，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但他所讲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人以外的外部世界，他把理念世界理解为外部世界中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方面，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其中的个别性和多样性的方面，却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以人的主体为一方、外部世界为另一方的主—客二分关系。不能说柏拉图哲学已达到主体性原则。柏拉图和一般的古希腊哲学家一样，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从主要方面说，是本体论的问题。把人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而与客体相对立、相关联，这样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家所不能提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把人当作行动的主体，而只是静观世界。比较特殊的是智者（Sophists），他们从本体论的研究转向人的研究，“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他们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但在他们看来，现象就是一切，他们不像某些近代哲学家那样主张现象背后还有一个不可知的彼岸世界。智者作为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同样具有素朴的性质，他们没有近代哲学中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思想，他们还不知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如果说他们是不可知论者，则这种不可知论也是不同于近代的某些不可知论的，他们完全满足于认识现象而不去仰慕彼岸。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哲学中所采取的形式，一般地说，是追问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还是本来就存在的。这里的思维，表现为神和天国，存在表现为尘世。人们脱离尘世，注意来世和灵魂的救赎问题，因此，中世纪哲学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就表现为天和人的对立，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的对立，宗教生活与尘世生活的对立。人的灵魂和精神，在天国和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构成思维的一方；反之，人的肉体和自然方面以及外部世界则构成存在的一方，与神处于对立的地位。神的统治不仅把尘世看作应克服的障碍，而且也压制了人的主体性，压制了人的精神，压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因为在神主宰一切的思想中，人是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中世纪哲学中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神与人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的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充分尖锐地提了出来，才获得它的完全的意义。近代哲学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把思维着的人，逐步深入地理解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下，近代哲学便突出了认识论的问题，自然科学也由于主—客二分的思想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在古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静观的，在中世纪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避世的，那么，在近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便可以说是能动的、主动的，或者说，是“主观的”，只不过这里的“主观的”一词不能理解为主观片面、任意武断之意。

不过，近代哲学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文艺复兴时期把人权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但17—18世纪的哲学又把人看成是机器，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那里，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才再一次得到解放。

近代哲学的特点之一，是自觉到思维与存在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从而力求克服对立，达到统一。法兰西斯·培根曾公开主张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唯理论者是企图以人的理性认识作为统一思维与存在的桥梁；经验论者是企图以人的感性认识作为统一二者的桥梁。但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各有片面性，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康德区分现象界与物自体，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但他只是认为物自体不能凭知性范畴、凭认识去把握，却可以凭他所谓的信仰去把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自我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从而在他所谓的现象界达到了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可以说这种要求达到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学而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黑格尔以后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一般说都打破了自柏拉图特别是自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客关系式的思想传统。他们有的主张只有“中立的东西”，有的主张人与世界不单是认识论上的主客关系，而首先是存在论上的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关系，如此等等。和反对主客关系思想相应的是反对自柏拉图特别是笛卡尔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玄学）。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以不同方式反对形而上学即反对信奉超经验的、永恒不变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世界，强调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与人类创造不可分离的东西。

3.普遍与个别、一与多的关系问题

西方哲学史是对一与多，包括普遍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不变与变的关系的认识的发展史。

古希腊哲学关于本原究竟是水还是气或者是火等的讨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普遍的、统一的、不变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说”所说的感性事物就是指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理念就是指这些东西的型式，即普遍的、统一的、不变的东西，他认为后者在前者之外，先于前者而存在，他是重普遍轻个别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他比较重视个别，而且他的基本倾向是认为理念不在感性事物之外，而就在感性事物之中，普遍不在个别之外，而就在个别之中，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陷入混乱和困境。

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Porphyry，234—305？）曾从本体论的角度把古希腊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讨论总结概括成为三个问题。[2]波爱修（Boethius，480—525）是第一个正面回答波菲利的问题的中世纪哲学家。中世纪哲学的主要争论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从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就是重普遍与重个别之争，不过中世纪哲学是既从本体论的角度也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两派各有片面性，他们从不同方面把普遍与个别做了形而上学的割裂。

近代哲学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了一多关系问题，总的趋势是要求把二者结合起来。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包含有一多关系问题的讨论。经验论者重多：洛克以个别为实在，巴克莱和休谟是极端重视个别、否认普遍的哲学家；唯理论者重一，其中斯宾诺莎尤其突出，他只崇尚唯一的实体，把多样性的事物看成是唯一实体的变形，根本否认了多样性、个别性，他把实体看成铁板一块的东西，他的哲学发展到以普遍性吞灭个别性、统一性吞灭多样性的地步，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少见的，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哲学称为不符合西方哲学一般特征的“无世界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康德看到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结合普遍与个别而构成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理念是理性所追求的无限统一体，但他割裂了无限和有限，使最高统一体脱离了有限的多样性事物。只有黑格尔才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他不但达到了多样性的统一，并进而达到了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具体普遍”的思想和对立统一的思想是他的辩证法的核心，这使西方哲学史在一多关系问题方面，也在整个辩证法的发展方面，达到了近代哲学史上的最高水平。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大多反对黑格尔把统一看成最高原则的观点，而强调多样性和个体性。

[1] Hegel·Werke，第18卷，176页。

[2] 波菲利的三个问题是：1.种和属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单纯观念性的东西？2.如果它们真实存在，那么，它们是有形的东西还是无形的和单独的？3.它们是存在于感性的东西之中还是存在于感性的东西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