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夏天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首先波及东南亚各国以及韩国和日本，以致震**着全球。人们由此而更深切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大家越来越多地谈论着经济全球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人们在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却又大谈文化的多元化。这就不能不引起文化思想界人士的一些反思。经济与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形势下，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走向应该如何？

1.经济的敏感性与文化的滞后性

文化与经济的变迁关系类似中心与周边的变化关系。从广义上来讲，经济亦可属于文化。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全球化，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其中以生产的全球化为主要推动因素。文化也是多方面的，有观念形态的方面，有制度的方面，还有器物的方面，其中以观念形态为核心。从经济与文化所包含的这些具体内容来看，就可以见到，经济与文化既有区分，又不是可以严格划界的，它们实可以概括为一个由中心和不同层次的周边构成的圆圈：粗略地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中心，经济是周边；具体地讲，观念形态居于最中心的地位，生产是边缘，制度、器物、金融、科技等则是这个圆圈所包含的不同层次的周边（这里且不谈制度、器物、金融、科技这些层次的具体的远近程度和次序）。经济的变化推动文化的变化，但经济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即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其变化的速度也最快，而居于中心的文化则虽有变化，但变速甚慢。换言之，经济是比较敏感、比较灵通的领域，而文化则是比较迟钝、比较固执的。经济所包含的生产、金融、科技三者之中，生产又是与外界最直接接触的方面，它的变化也是最快的，生产的发展与变化推动着金融与科技的发展与变化。也就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是生产的全球化，其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就是世界上几万个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跨国公司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中，生产全球化的速度是最快的。

与此不同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接触特别是观念形态方面的接触则是间接的、无形的、深层的，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其因与外界接触而引起的改变则是很缓慢的。文化、观念的变易性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的变易。至于谈到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观念形态之间的融合，则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文化的多元化却与之并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在谈论跨国公司的同时，也在谈论跨文化，但是关于跨文化的谈论往往是与文化的多元化联系在一起的。跨文化是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还不是文化的全球化。

当前人们之所以谈论文化的多元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担心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丧失。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是其民族性的本质之所在。经济越全球化，人们越担心丧失本民族的民族性，于是越加强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呼声由此而日益高涨。

2.文化多元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精神产物

当然，也应当看到，文化多元化乃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在欧洲中心论统治的时代，经济尚未全球化，文化也谈不上多元化。只有在经济全球化日渐成为事实的时代，随着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各种壁垒的拆除，许多过去被认为是落后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才在国际上为人们所发现、认识和承认，这才有了文化多元化的前提，有了谈论跨文化的可能。试想，在中国尚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睡狮”的时代，哪有什么中西文化对话之可言？

3.文化融合是大趋势

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文化将逐步地、包括经过严酷的斗争而走向融合的大趋势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已经在为文化的融合铺垫道路。这里且不说跨文化的讨论是不同文化走向融合的必由之路，即使是人们所谈论的文化冲突也应看作是文化融合的前奏。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儒道相结合，就是经过了冲突才取得的。例如儒家讲的“孝”字与原本的佛经就是有冲突的。根据经济全球化的事实，很多人认为人类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地球村”不仅是经济意义的，而且是文化意义的。显然，全球化不仅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过程，而且是文化交往的过程。前者已经是现实，后者也将随之而逐步成为现实。

就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说，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既给我们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给我们留下了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背负。为了顺应国际上各种交往过程全球化的潮流，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要积极参加全球性生产与市场网络，特别是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在文化上特别是在观念形态上要更大幅度地实行“门户开放”，要适应时代要求，批判继承，着力于使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道接轨。文化是民族的，但不应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否则，就会造成文化上的故步自封，从而也会造成中国经济上的孤立和现代化的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