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统一体需要想象

要把握万物一体或历史统一体，需要想象。想象能把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以潜在的方式再现出来而与在场的、显现的东西综合为“共时性的整体”。历史上过去了的东西不可能在知觉中原样再现于现在，它对于现在在场的东西来说只能是隐蔽的、不在场的东西，但它却可以在想象中以潜在的形式再现于当前，从而与当前在场的东西结合（综合）为一。同样，未来的东西对于当前在场者来说也是隐蔽的、未在场的，但它也可以在想象中显现于当前，未来的东西乃是尚未实现的现在，因此，未来也可以与现在结合为一。可见读历史最需要的是想象，想象可以使我们超出自身的界限，拓展视野，驰骋于无限辽阔然而又非抽象的世界。我们不要感叹人生的短暂，人生本来是短暂的、有限的，我们应该在人生的有限中追问人生的意义和家园，这就是“超出自身”，超越有限性，忘身于（融身于）无尽绵延的历史整体中去，聆听那由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无底深渊中发出的声音。[1]

2.历史以死亡获新生

历史总是表现为非连续性与对非连续性的超越。历史的每一阶段或每一时代都以其终止而为后来的历史做出最大的贡献。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历史犹如一个悲剧英雄，他以自己的死亡使生命得到更新。[2]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一谈到历史就兴起恋旧之感的旧观念。人生和历史一样，人也以自己的死亡而超出自身，从而为后代做出最大的贡献，人也应该像荷尔德林所认为的那样，视死如归，像悲剧英雄一样面对死亡。这正是历史的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给人生哲学的启发。

3.谭嗣同的“微生灭”说

这里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谭嗣同的“日新”说或“微生灭”说。谭嗣同断言，一切事物皆“旋生旋灭，即生即灭。生与灭相授之际，微之又微，至于无可微，密之又密，至于无可密。夫是以融化为一，而成乎不生不灭”[3]。所谓“生与灭相授之际”，“微至于无可微”，显然就是我前面说的背向过去（灭）与面向未来（生）两者发生于同一瞬间。谭嗣同由此而得出结论：生与灭“融化为一，而成乎不生不灭”，或者说，“但有变易而无存亡”[4]。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时间的“超出自身”、打破在场与不在场的僵死界限的特性；“旋生旋灭，即生即灭”，意思就是生与灭超出了自身的界限。谭嗣同可算是懂得连续性是对非连续性的超越的道理的人。谭嗣同说：“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无对待然后平等。”[5]我们当然不要机械地把谭嗣同的“破对待”、“生灭融化为一，而成乎不生不灭”，理解为生灭是无差异的绝对等同，他的意思不过是说生与灭相通相融。革命家谭嗣同所强调的“破对待”、“无存亡”、“一生死”的革命气概和高远胸怀，同诗人荷尔德林所歌颂的视死如归的悲剧英雄的精神以及哲学家尼采所崇尚的万物一体的最高境界，实可东西呼应、交相辉映。

4.瞬间质变的意义

过去，我国哲学界在讲量变与质变的哲学范畴时，一般都把量变阶段看成似乎是根本没有质变的，只是在量变达到某一点时才突然发生质变。其实，现实事物的每一瞬间，或者说，“量变阶段”的每一瞬间，也都如前所述是新旧转变的瞬间，这新与旧的交替、生与灭的“相授”，都是质变，新与旧、生与灭是有质的差别的非连续性，只是这种质的差别发生于瞬间，发生于“微至无可微”的“相授之际”，而为人所不觉察。但这种未觉察到的质的差别，却为我们平常说的那种觉察到的质变奠定了基础。过去，我们不注重讲每一瞬间的转变中所包含的质变，不注重讲“量变阶段”中所包含的质变，因而也就无法解释平常说的质变的突然性。事实上，质变的突然性从根基上看并不突然，驴子在卧倒之前，农夫每给它加重一两负担，它的承受力都有新旧的转变，生死的搏斗，头发每次被拔掉一根，其实也是一次新旧质的转变。这样看问题，并不是要抹杀和否定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而是要让我们能够从更深层上看到事物间各种界限的不断“超出”和消融，看出事物虽不相同而又相通（虽有界限而又能不断超出界限），从而达到一种万物一体的境界。过分强调质的稳定性而不重视每一瞬间新旧质的“转变”、“超出”，会导致对某一特殊事物的过分执着，导致自我限制，而缺乏万物一体的高远旷达的胸怀。

[1] J.Sallis，Delimitations，p.191.

[2]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157页，台北版。

[3] 谭嗣同：《仁学》。

[4] 同上。

[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