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传统重“为道”：“知”哲学与“行”哲学的统一

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的知行合一思想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一般都要求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付诸实践，使哲学与实际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打成一片，他们不单是讲哲学，而且要用哲学，身体力行。所以一般哲学家，当然主要是儒家，都集哲学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于一身，他们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很赞赏金岳霖对这个道理所做的概括：既有内在的圣智，就必然可以外在化为王者治国安邦之道，哲学思想必然可以在经国济世的活动中得到实现，哲学家必然要成为政治家。[1]所以“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可以成为“无冕之王”[2]。

儒家哲人的这种特点不仅与知行合一思想直接相关，而且说到底还是他们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儒家的天人合一本来就是一种人生哲学。人主要地不是作为认识者与天地万物打交道，而是主要地作为一个人伦道德意义的行为者与天地万物打交道，故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个最充满人伦道德意义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哲学思想与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融为一体，个人与他人、与社会融为一体。这样，在儒家传统中，哲学与实际的政治生活、人伦生活合而为一，哲学家与实践的政治家、道德家合而为一，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西方传统哲学重“为学”：“知”哲学与“行”哲学的相对分离

和这种情况不同，西方哲学传统重主客二分，重对自然的认识与征服，重认识论与方法论，比起中国儒家传统来，较少重人生哲学。如果用“为道”与“为学”的术语来说，中国儒家传统是重“为道”，而西方哲学传统则是重“为学”。重“为道”的哲学家必然把自己的哲学与人生、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3]；重“为学”的哲学家则比较脱离实际生活，处在实际生活之外，用金岳霖的话来说，“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4]。也可以说，他“知”哲学而不“行”哲学，不身体力行。前者往往兼作政治家、道德家，后者则往往脱离实际，对哲学做学究式的研究，在自己的哲学推理和论证中自得其乐。这当然不是说西方传统哲学家不讲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相反，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或则与他们本人的生活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的哲学思想并无紧密联系，或则与他们的哲学思想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本人的生活并无紧密联系，他们都不像中国的儒家哲人那样，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既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5]，甚至于哲学家与政治家、道德家，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都是同一的。

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大都表现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上面所说的西方传统哲学主要地也是指近代哲学。这仍然是由于上面已提到的主客二分式的发展所造成的。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模式和原则，故上述特点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表现得较普遍、较明显。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情况和中国儒家颇有些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就很像中国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王。[6]

3.西方现当代哲学重“为道”的趋势

西方现代哲学家尽管仍然保持近代哲学史上的基本情况，但已经有接近中国传统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我倒是不完全赞同金岳霖的看法。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认为西方现当代的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家“大异其趣”，“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至于西方现当代，则“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苏格拉底是再也不会有的”。[7]金岳霖的主要理由是求知有分工，“每个知识部门都取得了很多专门成就，要我们这些庸才全部掌握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必野心勃勃地要求某一位学者独立统一不同的知识部门”[8]。我以为分工明细固然使哲学家不可能再像苏格拉底那样集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于哲学家一身，不可能使哲学家同时成为政治家、道德家，就像中国哲学的情况那样，但西方传统哲学之所以具有哲学或哲学家与实际生活（政治生活、伦理道德生活等）的联系不那么紧密的特点，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中国儒家哲人的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思想态度决定着儒家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态度及认识与实践的理论决定着西方近代哲学家与实际生活有不同程度的分离的特点；至于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至后结构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则大反主客二分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类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不是儒家式的天人合一），他们都把哲学思想与人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人的实际生活在他们看来，不仅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也不仅是道德行为，而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情、情欲等，他们大都公开反对做书呆子式的、学究式的学者，反对那种把人看作是只有认识，只知向自然索取而没有感情、情欲，只知理性至上而无非理性因素的干巴巴的观点。克尔凯郭尔、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萨特等基本上都是如此。他们不一定全都像中国儒家哲人那样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但他们都关心实际生活，以致关心政治生活，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人生哲学，他们也都要求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要求“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这一点却是和中国儒家哲人非常相似的。尼采不就是由于自己的哲学信念而疯狂致死吗？尼采反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主要是反对他们过分吹捧理性、吹捧知识，但就尼采哲学之紧密联系人生、紧密联系生活而言，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有相通之处，尼采实际上是要超越以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为模式和原则以及重认识的西方近代哲学而回复到古希腊的某种意义的天人合一的时代。海德格尔之向往前苏格拉底哲学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萨特明确主张哲学应具有实践性，他本人就是一个实践家，一个身体力行其哲学的哲学家。看来，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思潮，就其要求与人生、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这一点来说，颇有以新的形式回复到古希腊哲学之势，也是向中国哲学靠拢的一种表现。也许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多有金岳霖所说的那种情况，但毕竟分析哲学不是西方现当代哲学之全部。当然，金岳霖也举了分析哲学以外的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例子，他认为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政治思想与其哲学虽有内在联系，但与这些哲学家本人（“只有格林除外”）的联系却“非常外在”[9]。但金岳霖毕竟没有看到分析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以外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那种把哲学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并身体力行其哲学的特点。还是用“为道”与“为学”的术语来说吧。西方现当代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思潮反对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重“为学”的旧传统，颇有中国哲学史上的重“为道”的思想，故其哲学以及哲学家本人多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金岳霖说西方现当代哲学家“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这个说法未免笼统，其实，例如克尔凯郭尔、尼采就不搞甚至反对脱离实际生活的推理、论证，而着重“传道”，只是这里的“道”不能理解为中国儒家之“道”。克尔凯郭尔、尼采不但“传道”，而且身体力行其“道”。

[1] 参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3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同上书，359页。

[3] 参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3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 同上书，361页。

[5] 同上书，359页。我这里基本上采用了金岳霖在该书中阐发的观点。

[6] 同上书，357~358、360页。

[7] 参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360、3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 同上书，360页。

[9] 参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