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西哲学都有其“奥秘性”

黑格尔在他和谢林合编的《哲学评论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哲学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某种奥秘的东西（etwas Esoterisches）。”“哲学只是由于它正好与知性（Verstande）相对立，并从而更与常识（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相对立……才成其为哲学；相对于后者而言，哲学的世界自在地和自为地是一个颠倒的世界。”[1]例如常识和知性的观点总以为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的、二分的，客体外在于主体，但哲学的观点则相反地认为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而黑格尔死后的一些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家则更进而认为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主体客体关系的，或者用我在前面用过的术语来说，是“后主体性的”（“后主体客体关系的”）“天人合一”境界。不管是黑格尔所最崇奉的“主客同一”也好，或者是“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也好，对于常识和知性而言都是“颠倒的世界”，都是“某种奥秘的东西”。其实，不仅西方的哲学观点是如此，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我在前面称之为“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或“前主体客体关系的天人合一”），其中包括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一与道家的天人合一，也都是“某种奥秘的东西”，是一种同常识和知性相对立的“颠倒的世界”，例如孟子所提倡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2]，庄子所说的“同于大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就是如此。

2.哲学都有其可以为人所接受的“公开性”

但是，说哲学是“奥秘的”，这并不等于说哲学是高不可攀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认为哲学所奉为最高原则的东西，一方面是单纯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能停留于单纯性中，它需要陈述或表达自身，需要特殊化和加以详细的规定，即是说，需要有一个展开自身的过程，否则，哲学就“只是少数个别人的一种内部秘传的东西”，而“缺乏普遍理解的可能性”。黑格尔主张：“只有完全规定了的东西才是公开的、可理解的，能够经学习而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4]所以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既是“奥秘的”，又是“公开的”（exoterisch）。[5]美国当代哲学家John Sallis在《黑格尔关于陈述的概念》一文中开宗明义就阐释了黑格尔关于哲学具有“奥秘性”与“公开性”的观点，他说：“哲学就其使它自己适合于它的实质（Sache）的道路，适合于它的世界、一个颠倒的世界的道路而言，它是奥秘的（esoteric），但就它给所有想从事哲学的人提供忍受进入哲学的颠倒的可能性而言，它又是公开的（exoteric）。”“哲学的特殊的奥秘性规定着想提高自己进入哲学的初学者所需要的严格性：［因为］转向哲学是需要一种激烈的颠倒的。而且这种颠倒的本质因素是一种激烈地偏离原来的方位，其偏离之激烈只有用‘怀疑主义’这个名字才适合于说明之。”[6]这里的“怀疑主义”就是指《精神现象学》所说的对“自然意识”（常识和知性），按照主客二分观点所以为是真的东西不断加以怀疑、加以否定的过程；正是通过这条怀疑主义的过程，初学哲学的人才逐步否定原来的常识的观点，进入一个颠倒的世界，即哲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体与客体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同一的。由此观之，对于我们这些初学哲学的人来说，要想进入哲学之堂奥，首先要有点怀疑的精神，即对习以为常的东西加以怀疑。Sallis在阐释了哲学的“奥秘性”之后紧接着说：“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哲学又是公开的，哲学不得不给予初学者以可能性使其进入这种偏离原来方位的颠倒，亦即提供（在严格意义下）一种进入哲学的引导（introduction）。［这也就是说］进入哲学这一激烈偏离原位和颠倒的运动过程必须加以陈述（presented）。入门的陈述（Darstellung）是必需的。而精神现象学就意在满足这种需要。”[7]Sallis引证了上述黑格尔发表于《哲学评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的一句概括性的话：“哲学诚然必须承认民众有提高自己进入哲学的可能性，但是它又不能把自己降低到民众的水平。”[8]

黑格尔关于哲学的“奥秘性”与“公开性”的观点以及Sallis的阐释启发了我们：哲学的最高境界，无论是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大成的黑格尔的主客同一也好，或者是黑格尔死后西方现当代的超主客关系论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也好，甚至是中国古代的“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也好，首先都有其“奥秘性”，但又都有其“公开性”，都有让一切想从事于哲学的人达到哲学世界的可能性和过程，即是说都有路可循，尽管这种“公开性”的程度在各个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非常大的差距，以至于强调哲学的“公开性”、强调导入哲学世界的“陈述”过程的漫长性和曲折性的黑格尔斥责谢林的直观哲学是“手枪发射式的”哲学，是一蹴而就的、根本缺乏过程的哲学，或者说是“没有公开性”的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以达到“同于大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境界。所谓“心斋”、“坐忘”就是除去思虑和知识，有点类似于谢林的浪漫式的直观方法，不免有“手枪发射”、一蹴而就、缺乏“公开性”之嫌。孟子主张通过“强恕”、“求仁”、“反身而诚”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境界，这是走的一条非浪漫式的道路。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9]这段话说明孟子所走的道路艰苦曲折，与黑格尔所主张的否定性过程即忍受痛苦、劳作之类的对立面而又能战胜对立面的过程有相近之处。但这只是就孟子与庄子对比而言。孟子作为东方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当然远未能达到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的水平，我们不能要求孟子把他所走的非浪漫式的道路提升到主客对立而又不断克服这种对立以达到统一的黑格尔哲学的高度。相对于黑格尔主张哲学的“公开性”在于经历漫长曲折的主客对立和不断克服对立的“陈述”过程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庄子的哲学还是孟子的哲学（包括宋明理学对孟子哲学方法的发挥），都是比较缺乏“公开性”的。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应该既坚持其“奥秘性”，具体地说，既坚持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高远境界，又要强调“公开性”，强调达到这种高远境界所必须经历的道路和过程，具体地说，我以为就是要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矛盾和克服对立矛盾的过程。

[1] Hegel·Werke，第2卷，182页，1970。

[2] 《孟子·尽心上》。

[3] 《庄子·大宗师》、《庄子·齐物论》。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5] Hegel·Werke，第3卷，20页。

[6] John Sallis，Delimitation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p.41-42.

[7] Ibid.，p.41.

[8] Ibid.，p.40；Hegel·Werke，第2卷，182页。

[9] 《孟子·告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