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曾国藩的《爱民歌》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传统的以仁爱带兵这一方法，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这一方法是极为成功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日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甚至在咸丰八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还于十一月初六日在建昌前线作《爱民歌》，共八十句，给湘勇规定了许多不许扰民害民的事：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火。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贼匪**。若是官兵也**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最后他总结地写道：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曾国藩一方面标榜仁爱，一方面又被人称为“曾剃头”，意即杀人像剃头一样。在这方面，应该说暴露了他本性残忍的一面。

咸丰二年底他刚出办团练，就对友人说：“不治以严刑峻法，则竖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更表明决心说：“不敢不威猛救时”，“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所以只几个月，在湖南便盛传他为“曾剃头”，令人侧目。

过了八年，正当湘军围攻安庆之时，他给正在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写信，叫喊：“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以假仁慈误大事。”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以杀人为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似乎发现了良心一样，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者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国藩写了《爱民歌》和《解散歌》，确实一本正经，堂堂皇皇。可是湘军果真不扰民、解散胁从吗？只须举一个例子。

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太平军败于安庆城外之赤冈岭，其中三营在苦战后投降。第二天，曾国藩闻讯，立即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第三天，他听说投降者已全部被杀，立即给曾国荃打气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一克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当那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稍流露出一点悔意，曾国藩立即对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尤可愤慨的，是曾国藩对湘军屠城的肯定与鼓励。他兴奋地说：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对太平军“屠戮尽净，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他鼓励正围攻吉安的曾国荃说：“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克城’虽迟亦无后患。”后来，湘军在攻占安庆、苏州、金陵时，都疯狂地屠城，仅金陵一处，曾国藩便向同治帝报告说：“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显然，这些被杀者不仅包括大量胁从，还包括大量和平居民，甚至有不少在政治上基本拥护满清皇朝的地主、士人及其家属。

所以，儒家提倡爱有差等，即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爱，爱的只是自己阵营中的人，而对非自己阵营的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人，则应毫不宽贷。曾国藩的行为大概也只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了。

智慧点评

仁，就是二个人字，从这个字的形我们看到了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字呢，古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害人人，人人必将害我。”的简写。这句话中两次使用二人组合。所以就是仁的意思了。仁是道的一种。

No.30拂逆面前如圣贤

名人导语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

——莎士比亚

本节要点

逆境面前“无所逃而待烹”；拂逆面前做到“圣贤之用心”。

故事案例

1.逆境面前“无所逃而待烹”

对待逆境的方法，只有《西铭》中所说的“像申生那样无处逃遁就束手待烹，像伯奇那样勇于追随而顺从命令”等话，说得最亲切。

外界困境的侵扰，不可常存心中，而应把它排除，这样，终究会走上坦途。心要安定，气要静定，精神要安适，身体要泰定。

古人办事，也往往有人干扰阻挠，这种违拗的情况，代代都有，人人难免。因为厌恶别人违拗自己的心意，定要别人顺从自己，便设法诛除异己，这是权奸的行径。听任其违拗自己，借此砥砺自己的德性，培养自己的耐心，委曲求全，并且以没有敌国外患，反而造成亡国为虑的，这就是圣贤的用心。借助别人的违拗，来磨砺我的德性，这就差不多了吧！

《挺经》的主旨就在于在逆境中顽强挺立，等待机会的到来。因此，此章处逆境之道当属《挺经》的核心内容。曾国藩把逆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大的逆境，它关系到生死存亡；一类则是比较小、的逆境，它关系到事情处理的顺遂与否，这也称为拂逆。

在逆境面前，曾国藩为什么会主张“无所逃而待烹”呢？这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将特别提一下曾国藩两次自杀的经历。1854年2月，新组建的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了岳州，但不久又被太平军夺回。岳州之役后，石达开之堂弟石贞祥与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得距长沙城北仅五十里的靖港，三月二十七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九十里的湘潭。王闿运后来分析道：“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二十刻。”与此同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两粤诸地本已很活跃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想”。当此之时，省城内外，官府上下，日夜惴惴，“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因而昼闭城门，自断饷道。曾国藩于是于三月廿四日（4月21日）集众计议，都说：“人城坐困，宜亲督战。”湘勇经岳州、宁乡两次挫败，阵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余名，加上林源恩所带一营远在平江驻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者已为数不多。以为数不多的练勇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当然不能同时兼顾靖港、湘潭两处。那么首先指向何处，当时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有人建议先夺取靖港的太平军大营。曾国藩因为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谕，也觉得若能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向；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有退避之嫌。但是幕友们多不同，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理宜先夺取湘潭；若攻靖港大败，再退回省城，便是置自己于死地。持此主张最力者是陈士杰。他对王闿运说：“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阎运把这个意见转告曾国藩，曾“即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向曾国藩“尽其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俱陈上攻（湘潭）之便”。恰恰这时，“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定所向”。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下决心先攻湘潭，于三月二十八日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带动一千三百余人向湘潭方向增援。次日，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管带水师五营逆湘江而上，夹击湘潭，并且约定由曾国藩于第二天自带五营继进。

当天晚上，突然长沙县乡团的士绅来报：“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一听，立即动了心，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变更计划，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战船四十多只，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为湘江、资水交汇之处，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置铜官于此，故称铜官渚。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座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出发前，李元度极力劝阻说：“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不听，李元度和章寿麟都请求同行，他也不同意，并且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秘密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后将遗疏交湖南巡抚代陈，遗嘱则请交他的弟弟们。又说：“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善护之。”

曾国藩大有孤注一掷之势。岂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不敢近岸，乃急令后退。却因风大水急，难以逆水而上，只得牵缆徐行。而缆绳又不断被太平军的小队砍断，水师因此大乱，溃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陆师八百名与团丁合军进击时，因团丁见太平军旗号便反奔，陆师也随之溃逃，争夺浮桥，桥坏板浮，坠水者百余人。

曾国藩见这兵败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剑，站在桥头，立下令旗，大喊：“过旗者斩！”但湘勇都绕旗而过，抱头鼠窜，无可收拾。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溃散，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竞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且“贼船直犯帅舟，矢可及也”。

曾国藩在这种情况紧急，情绪悲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拖拉，曾国藩鼓眼吹胡子大骂，标兵无奈。正在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座船后舱跳出一个人来，一手把他拉上岸。此人叫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职。曾国藩出战前，陈士杰、李元度估计，如曾国藩兵败，必死，乃由章寿麟潜藏于曾氏座船船尾。

此时，曾国藩见到章寿麟，依然尊严不减，怒道：“你来干什么？”章寿麟随口编出话来说：“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他给了曾国藩一个下台的阶梯。曾国藩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地回到了长沙市郊南湖港。

第二天早晨，左宗棠缒城出，到船上会见曾国藩时，他的短袄上泥沙犹在。左宗棠劝慰他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他“瞠目不语”，只在纸上写明所存军械、弹丸、火药的数量，叫左宗棠代为检点。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藉藉，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布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

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和冷遇，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道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有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一些同窗好友，也多敬而远之。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

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了。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因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而被降二级调用。自靖港归省后，弃舟上岸，独居城南妙高峰上，想起自己的处分，又想起自己成师以来，初战失利于岳州，继而挫败于靖港，悲观至极，料必被朝廷科以重刑，乃写好遗折和遗片，谓自己“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只待填写自裁的日子了。只是由于身旁友人多方劝慰与鼓励，尤其他想起父亲曾麟书屡屡告诫他“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这才最后打消了自裁的念头。

他父亲的信中有云：“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时人闻者，肃然起敬，传为美谈。当然，曾国藩没有去演这幕自裁的悲剧，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派去湘潭的队伍屡获胜仗，太平军死伤四千余人，炮械、战船也损失不少，败退岳州，主将林绍璋被革职。塔齐布等的这一胜利，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悲中有喜，他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能够继续上游。他笑着对幕友说：“死生盖有命哉！”

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尽则完全是由于湘军的骄傲造成的。1855年湘军由于几个月在岳州、城陵矶、武昌、罗家墩等地连战连胜，很有一股骄气和锐气，水勇赤膊短衩，手持刀枪，露立船头，急流东下。

咸丰四年九月（公元1855年11月）水陆两师先后从武昌等地拔营起行，一路攻克大治、兴国，九月二十九日（11月15日）水师在蓟州获胜；十月初一、初四、初五（11月20日、23日、24日）陆师在半壁山大获胜仗，逼太平军移屯下游之富池口。半壁山对岸为田家镇，在长江之北。太平军在此驻有重兵，约四万多人，且在江面上横亘铁锁链四道，铁锁链系在船、排之上，船上置枪，排上安炮，同时铺沙贮水，以防火弹延烧。铁锁链上游有战船三四十只，铁锁链下游约六十里处，则屯集各类大小船只。田家镇沿岸上下六七里，都安有炮台，统由燕王秦日纲管带。

湘军根据“先攻南岸，次攻江西，然后合攻北面”的战略部署，十月初在半壁山获胜后，于十月十三日（12月1日）发起了新的进攻，斩断了江上铁锁链，焚烧了太平军船四千多只，其所夺船五百多只，也一并烧毁。驻田家镇的太平军因而下撤。与此同时，在田家镇上游的蕲州，由检点曾凤传、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本与魁玉、杨昌泗尚相持不下，闻田家镇失守，也于次日深夜弃城东撤。

此次田家镇之役，湘军的屠杀极其残忍，曾国藩自供道：仅仅南岸，“自半壁山以至富池口，中间沙州数里，前此初四、初五之战，尚有千余贼尸未收，至于焚溺半死之贼，复混杂于沙际水滨，残骸堆积，断肢漂流。”至于江面上，“申酉之际，追至三十余里之武穴地方，乃纵火大烧，烟焰蔽天”，“又三十里至龙岸，时已三更，凡烧船约四千余号，百里内外火光烛天，皆该逆历年听掳民船，同归浩劫”。

田家镇之役，使太平军于九江、安庆之上游顿失屏障，水师损耗殆尽，西征的计划再次受挫。而在湘军方面，“自有此军以来，陆路杀贼之多，无有过于初四之战，水路烧船之多，无有过于十三之役”；加上，北路桂明之绿营虽被朝廷明令归曾国藩节制，但行动迟缓，节节逗留，军功无几，屡遭上谕谴责，故湘军营哨弁勇此时更多骄慢之气，几有不可一世之概。正因为如此，它的挫败必然接踵而来。

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855年1月29日）水师在小胜之后冒险突进，一百二十多只轻便战船载着两千多水勇，尽除鄱阳湖口障碍，驶入湖内。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的太平军奋勇齐出，飞速设垒设卡，断了这大队水师的退路，使实力雄厚，一时所向无敌的湘军水师从此被截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其在长江者，“多笨重船只，运掉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李孟群、彭玉麟只得放弃这些笨重船只，退逃上游。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因田家镇之胜，奉到上谕，“着赏穿黄马褂”。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大败于长江水面上。三更，九江林启容与小池口罗大纲的太平军，各抬数十只小船入江，乘月黑地暗，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湘军大乱，纷纷挂帆上驶，“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且有弃船而逃者，粮台各所之船，水手尽行逃窜。”

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号令不许开船，可是令不行禁不止。仓卒不及逃亡的战船被焚百余条，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文案全失”，连皇帝奖赏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搬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件，均成为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见自己手中的赌注已失，痛心疾首，再次投水自尽，又被幕客派人救起，送入罗泽南陆军营内。他还欲效春秋时晋国先轸之例，策马赴敌以死，被罗泽南、刘蓉等力劝乃止。事隔四年，至咸丰八年十二月，他犹余悸未定，感叹“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

正是因为这两次自杀经历，让曾国藩得出了“死生由命”、“吉凶同域”、“忧喜并时”等宿命论观点，既然一切由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此后曾国藩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再也没有想过去一死了之。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认识，才促成了他最后的成功。自曾国藩两次自杀以后，他接下遇到的最大的逆境是湘军三河之败。

1858年，太平天国重整朝纲，各路军师在枞阳大会之后，陈玉成、李秀成指挥的大军于8月收复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市），9月25日在滁州乌衣镇歼清军江北大营三四千人，9月26日在江浦县小店歼清军江南大营援师五千人，进而在浦口向江北大营进击，歼敌一万多人，使江北大营溃不成军；又乘胜克复江浦、六合、扬州、天长等重镇，使金陵与大江以北的交通得以恢复。

同时，陈玉成部由潜山指向武汉，石达开大军进入湖南省境。在太平军击破江北大营前后，湘军李续宾曾率部从湖北猛攻安徽，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其势汹汹。但当他进攻太平天国的后勤基地三河镇时，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会同捻军张乐行共十余万人，挥师驰援，切断了湘军的退路，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于十月十日（11月5日）全部被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击毙。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曾国藩日夜忧伤，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给在乡间的弟弟们写信说：“金陵大营去冬即有克复之望，今年六七月间贼势尤极穷蹙。八月间，逆匪忽破浦口，德钦差营盘失陷。又破江浦、天长、仪征三县。扬州被围，并有失守之说。南京之贼接济已通，气势复旺。天下事诚有非意料所及者！”

与此同时，江西建昌、宁都一带由于战争仍频，千里赤地，疫病流行，传染到了兵勇。先行入闽的张运兰部三千多人便“留八百人在建昌养病”，萧启江部病者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吴国佐部病者不下八百人，刘长佑部“患病尤众，几于十人而九，不复能以成军”，“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这就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

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十月二十九日（12月3日），他写信给儿子说：“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北贼指日可平，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变、又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但愿尔专心读书，……则余在军中，心常常**。”

从此，曾国藩再不唱一年内肃清太平军的高调了，而且“公愤私戚，意绪瞀乱”。他“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

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分析了建昌东面的福建连城一带、南面江西信丰一带与北面景德德一带的太平军的情况。三处虽均距建昌在五百里以外，但连城太平军人数少，“闽事不足深虑”，赣南太平军则“尚有畏避官兵之意”，且有开赴湘南的趋势，只有“景德镇之贼，无论东犯广信，西犯湖口，皆为莫大之患”。患在哪里？他认为，在江北三河溃败、安庆撤围的情况下，“若使南岸彭泽、湖口复有蹉跌，则九江亦且岌岌可危”，湘军在整个战场上很可能毁于一旦。因此，他强调，“就大局而论，景德镇情形又较重于南路”。于是他立即将自福建折回的张运兰部调至景德镇，与统带饶防兵勇的刘于淳汇合。舍东舍南而图北，是曾国藩的很重要的一着棋，为他后来进军安徽，包围金陵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2.拂逆面前做到“圣贤之用心”

曾国藩一生大半时间是身处官场之中，遭受的拂逆可谓数不胜数，这些拂逆有来自同僚的，有来自部下的，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上司的。那么，在这众多的拂逆面前，曾国藩是否真的做到了“圣贤之用心呢”？在此，我们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是曾国藩兵陷江西的例子。

咸丰六年，在江西战场上，虽然先后有三支从湖北、湖南赶来的援军，但曾国藩部已被强大的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昔日陷岳州，夺武昌，连帆东下的军威**然无存。时过一年多，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仍不无遗憾地说：“前在珂乡二年，毫无功效”。

在政治上，曾国藩在江西的两年也处于相当困窘忧郁的境地。咸丰帝既要利用他，又不信任他。大臣的进谗与讥评，固不待言，即使以江西巡抚陈启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也认为曾国藩越权侵官，故意与之倾轧，多处掣肘。曾国藩要在江西重建水师，陈启迈却说江西本省毋庸设立；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一会儿写信说，江西要在厂内取去若干船只，一会儿又写信说，不复需用。曾国藩调罗泽南部会攻湖口，陈启迈却调他防景德镇，旋又调他西往义宁，回头又调往湖口，曾国藩几次都复信屈从。

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往援，被太平军打败。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陈启迈“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能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最令曾国藩难堪的是，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在县内办团练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看中，曾两次与陈面商，拟带他至军营效力，陈启迈当面含糊其辞，背后却命按察使恽光宸以彭寿颐正与彭才三打官司为由，将彭寿颐投入监狱，严刑凌虐。曾陈两人针锋相对，几至不能容止。

曾国藩气急败坏，再也不顾自己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的情分，于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7月23日）上了一本《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指控他有虚报战绩、欺君罔上，朝令夕更、反复无常，保举不公、练团解体，徇庇下属、纪纲废弛等四大罪伏。于是咸丰帝将陈启迈和恽光宸革职查办。虽然曾国藩出了一口气，但是接手的江西巡抚文俊并不因此与曾国藩和衷共济，依然对他排挤歧视。王定安评论说“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这还是仅就曾国藩与地方主要长官的恶劣关系说的，即使与省中一般的文武官僚、绅士、良民（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不敢亲近、不能亲近、隔阂重重，以致处于孤立困厄的境地。他丁忧回籍后，仍然对此不能忘怀，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写信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若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曾国藩的一腔衷情，娓娓诉来，想曾国荃读了，一定曾为阿兄暗抛怜悯之泪。

粮饷是军队的大事。无饷则勇溃，有钱便卖命，这是湘军的特点。而曾国藩驻江西两年，在筹饷这件事上也是困窘忧郁的。湘军的饷需原先完全由湖南供应。在出征鄂、赣之后，后方越来越远，转运艰难，常有无以为继之虞。因此曾国藩在兵败湖口，退守江西后，立即于二月二十七日（4月13日）上奏朝廷道：“今贼匪占据汉口，臣军远隔下游，粮道已断，四川、湖南之饷，不能远解来营，即去岁准陕西饷下欠二十万两，亦不复能解至臣军矣。仅恃江西捐项，臣等水陆万余人，殊不足以资接济。相应请旨饬下江西抚臣陈启迈于四年漕折项下，每月酌拨银两以济臣军。”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据曾国藩自己估计，他在江西的两支陆师和一支水师每月需银九万两，但是陈启迈总共只给他数万两漕折银，而且“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掣人之肘而示己之恩”。

欠饷、缺饷给曾国藩所带来的不止是个人的苦恼，更主要的是军事上的恶果。咸丰七年初，毕金科部驻饶州，因久未领粮饷，面有菜色，多次素饷亦无结果。后来，“有司者责君，能破景德镇，军食可图也”。鲁莽的毕金科于是率领饥疲之勇千余人，贸然骤攻景德镇，陷于太平军的包围圈中，死于阵前，全军亦随之覆没。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到毕金科战死的地方去凭吊，并令人立碑。后来，曾国藩又特作《毕君殉难碑记》，其碑铭说：“人心之贼，一矢或伤。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郁极思伸，矫首砥天。徒飞无翼，或坠于渊。渊则有底，愤无已！”这与其说是追悼毕金科，不如说是曾国藩在江西两年的自伤自叹。

可见，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曾国藩那种“动心忍性，委曲求金”的圣贤用心是无法发挥的，因为，粮饷是军队的生命，岂可一忍了之。

第二个例子是天京攻破后来自上司甚至朝廷的猜忌、怀疑、防范甚至威逼。金陵攻克以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方山居民于城外逮住，解交曾国荃军中。部将萧孚泗等为了冒功，却呈报是他们派兵拿获的，并且把解送李秀成的乡民们绑起来拷问，勒索李秀成随身所带金银珠宝。与这事有关的将领兵弁，不是曾家的亲戚，便是邻里乡亲；曾国藩兄弟明知萧孚泗等人的胡作非为，大损湘军声誉，也只好眼睁眼闭，置之不问。而这事传到外面，众口喧腾，曾国藩兄弟又成为众矢之的了。

当时朝野都以为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理应献俘京师。而曾国藩兄弟却因为李秀成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解到北京，湘军一切不太合法的事迹，势难掩饰，又将贻人攻击口实，生出无数波澜来。因此不顾朝旨的勒令，同僚的劝阻，毅然“先斩后奏”，迅雷不及掩耳地先把李秀成杀了，然后再向清廷解释原因，清廷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然而攻讦曾国藩兄弟的流言满天飞，诸如“杀人灭口”、“专横跋扈”之类的指摘，不一而足。甚至有人认为李秀成并没有死，曾国藩所杀的只是替身而已。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过明查暗访。

更有一事，也使曾国藩十分难堪：

金陵城破之后，曾国藩根据曾国荃报告，曾向清廷奏报：城内太平军，或擒斩，或自尽，或追杀，无一漏网。幼主洪福滇则死于乱军之中。不幸几个月之后，江西巡抚沈葆桢却奏报擒获自金陵逃出的幼主洪福填等一干太平天国高级领袖。据供同时逃出金陵的，不下数千人。

这一来，已足证明曾国藩从前的奏报，是虚伪不实的了。至少应负“失察”之过。要不是有克复金陵、**平大乱的大功，这“饰词人奏，铺张战绩”的欺罔罪名，曾国藩兄弟是逃不了的。虽然清廷不便明显地加罪，而来自各处的冷讽热嘲，也是够使人难堪的。第二年起居注官蔡寿祺竟引此事而弹劾曾国藩。是否出于清廷的授意，不得而知；但蔡寿祺以一个小小的起居注官，居然敢弹劾功业正盛的总督大臣，倘非见风使舵，是难以想像的。如此则清朝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信任程度，已足可使人怀疑了。

清廷对于曾国藩兄弟明加封赏，在骨子里却是疑忌横生，猜防备至。这对于一生以克己自持，谦退为怀的曾国藩来说，并不难接受，能小心翼翼地挺下去。可是天生火爆脾气的曾国荃，就咽不下这口冤气了。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后，竞谕令“照准”，连一句表示温慰的话都没有，仅赏给人参六两而已。

曾国荃感到满腔冤愤，无处发泄。当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再到南京，住进刚修建完成的总督署时，群僚毕贺，冠盖云集。曾国荃竞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指责清廷功高赏薄，是非不分，一时声泪俱下。曾国藩在旁劝止不住，窘急得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曾国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他跟骆秉章、鲍起豹会奏湘潭之胜与靖港之败，请奖赏立功之将，而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自动请罪。折中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不料清廷在获悉这个湘境空前大捷的大好消息之余，竟会革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甚至咸丰皇帝御笔朱谕，加以嬉笑怒骂，盛词相责。咸丰毫不容情地大骂曾国藩：

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打了七八年烂仗，做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钱我不出，连一个像样的名义也不愿给。始终是前礼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义，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

清王朝中不少大臣忌妒曾国藩的大功而向慈禧进谗，如祁隽藻辈即引曾国藩少年时渡洞庭湖诗：“直将云梦吞如蔼，未信君山铲不平”句，强调曾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刘先生主自许，以诗为证，入情入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湘军的兵力使清朝奈何不得，只好加以羁縻，同时曾国藩又善于自处，否则一定会兴大狱，或是兵戎相见了。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紧张。引退之念，皆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嗅到朝中亲贵大臣倾挤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更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

尤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如其致同乡兵部侍郎黄悼函说：

弟自庚申（公元1860年）忝兵符以来夙夜只惧，最畏人言。返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近有朱、卢、穆等文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便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

此函颇明白地透露出对朝内倾挤之怨望。在其具疏请辞之先，亦将引退决心函告郭嵩焘：

近来礼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未审遂如人愿否？

此已充分表明曾国藩决心引退之志，而无所隐瞒与系恋。曾国藩值此众谤丛集之会，惟有与弟曾国荃互相安慰，互相勉励，其致曾国荃函，尤见心情之充分流露。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初三日函说：

弟军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余岂忍更有挑剔？况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即兄弟同心御侮，尚恐众推墙倒。岂肯檄生芥蒂，又岂肯因弟词气稍忍，藏诸胸臆？又岂肯受他人千言万怄，遂不容胞弟片语乎？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养。此时之兄弟，实患难风波之兄弟。惟有互劝互助，互恭维而已。

至于朝内方面之猜嫌疑忌，尤加深曾国藩之恐惧忧烦。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虏获无算。因此有御史贾铎之弹劾，弹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铎弹章饬谕曾国藩，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诫。

朝廷故示生杀之威，操纵臣下，尤足使曾国藩惊惧伤心。此一谕旨，极具参考价值，足为研究当时政情之重大参考。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七月十一日上谕：

据御史贾铎奏：请饬曾国藩等勉益加勉，力图久大之规，并粤逆所掠金银，悉运金陵，请令查明报部备拨等语。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至国家命将出师，拯民水火，岂为征利之图。惟用兵日久，帑项早虚，兵民生困，若如该御史所奏，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济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属实，谅曾国藩亦必早有布置。惟该御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令该大臣知悉。

同时，果然有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由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七月十八日会见曾国藩，住于舟中，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之猜疑，对湘军之防范，表露至为明显。

在这种种拂逆面前，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动心忍性”的圣贤用心，不断地表白自己不愿官居高位的心迹，只是让人感到过于悲凉。

第三个例子是曾国藩剿捻防线崩溃之时。针对当时捻军呼啸而来、呼啸而过的特点，曾国藩摒弃了僧格林沁前堵后追的疲劳战术，而代之以千里布防之法，但他辛苦筑就的千里防线都在一夜之间被捻军冲破，从而使他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准、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顷。”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师干，尤宜通筹全局，毋得去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戮，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里，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法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定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行，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紧，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办剿捻事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这套对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属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的内容，显得过于被动。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之时，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处置办法吗？

引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不仅把逆境称为逆境，而且把顺境也称为逆境，因为他要求自己在顺境中看到逆境，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吧。

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又开异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常留余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曾国藩这里，成为了他治政治军过程中处事的一条原则。他在攻克金陵前对曾国荃强调说：“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这种“功不独占”的思想，以及攻克金陵后由裁军、减饷等事所体现出来的“功成身退”的思想，都是“常留余地”的具体化。

他对下属，也常劝诫他们“常留余地”。例如，当鲍超“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之际，他写信给鲍超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盛衰消息，“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本是自然规律。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的思考，是具有辩证因素的。他告诫诸弟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曾国藩也是过分自责了。

智慧点评

所谓顺境，指的是一种顺利的环境、和谐的局面、良好的态势。逆境，不顺利的境遇。也就是说，人总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维持生存还是成就事业，总感到困难重重时，我们说，这样的环境是逆境。人人都渴望顺境，因为从顺境到成功，困难少，阻力小，资本厚，条件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