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住在上海，慢慢地感到了生活的压力，经济拮据。陆小曼生活散漫奢侈，不做事情，家中雇用人。公公婆婆坚持不见她，她的自尊心受压抑，生了病，而徐志摩呢，要东奔西跑去兼课赚钱，来往于上海北京之间。

家庭矛盾的诞生

到上海3个月后，他们搬到法租界的花园别墅，最后又搬到福熙路四明新村，租有一座同样是三层楼的豪华住所。这是一所上海老式石库门洋房，高爽宽敞，环境幽静，治安管理井井有条。这种石库门洋房一般由一家几代一起居住，是真正有钱人家的理想选择，与上海一般的新式弄堂或公寓不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选择这样一所住处，绝不会是徐志摩的主意，这样的房子光房租一月就近200元，没有一定家产，不敢作此考虑。平常居家过日子的人最多选择一处新式弄堂房子或公寓，只有讲排场，把自己看作有钱人的人才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所房子的结构是这样的：楼下当中叫“客堂间”，陈设很简单，当中摆设佛堂，一般没有人到这间屋子里来坐；边上那间统厢房是陆老太爷的房间；二楼亭子间是陆老太太的房间，有内外两间之分，内间是陆老太太的卧室，外间则是来了亲戚住的；陆小曼和徐志摩住在二楼统厢房前的那一间，后面一间是她的私人吸烟室，只有一张烟塌；二楼客堂才是真正的客堂，也有一张烟塌，供客人吸烟使用，中间一张八仙桌，是吃饭的地方，但只限吃晚饭。三楼亭子间是徐志摩的书房。这所房子，装饰豪华、讲究，陈设也很精致，有古玩，有花卉，有文房四宝。在陆小曼干女儿何灵琰的记忆中，这所房子是极洋派的。

这所房子，去过的人都有深刻的印象。郁达夫夫人王映霞回忆说：“……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我们是寒伧人家，这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大半月的开支了。……陆小曼派头不小，出入有私人汽车。那时，我们出门经常坐黄包车，有时步行，她家里用人众多，有司机，有厨师，有男仆，还有几个贴身丫头。她们年轻俊俏，衣着入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主人家的小姐呢。陆小曼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中需要不需要，不问价格贵不贵，有一次竟买了五双上等的女式皮鞋。家庭经济由她母亲掌握，她向我们叹苦经，说：‘每月至少得花银洋五百元，有时要高达六百元，这个家难当，我实在当不了。’我听了，为之咋舌。那时五百多元，可以买六两黄金，以现在的人民币来说，要花两万元左右。……因此，志摩只得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以至北平北京大学，到处兼课，拼命挣钱，以博小曼一笑。即使这样，还要经常欠债，徐志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而陆小曼则若无其事，坦然处之。”

陆小曼在上海的生活，是把婚前她在北京的生活原样搬到了上海，过去有的现在必须有：私家车，众多佣人。至于钱的问题，那是男人的问题，男人没本事就不应该娶她这样身价高昂的名媛做老婆，既然娶了，就应该老实赚钱，不能诉苦。徐志摩当初娶她，自然应该考虑到这一层，难道要喜欢了奢侈生活的她像王映霞一样步行不成？她以前没受过这样的苦，她也丢不起这样的人。

徐志摩与陆小曼安在上海的家，到底是徐家还是陆家？这也表明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谁说话更算数。陆小曼的干女儿何灵琰（何竞武的女儿）回忆说：“这个家究竟算是徐家还是陆家，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因为陆家的老太爷老太太也都住在这儿，而佣人称徐干爹为姑爷，称陆干娘为小姐，想来是陆家的了。那时干娘常常犯病，一病就晕过去，或是大叫大嚷，见鬼见神，现在想起来大约是神经衰弱。”看来徐公馆其实是陆公馆，因为所有佣人都是陆小曼家以前的，陆小曼被称作小姐而不是太太和夫人，那她就是主人了。徐志摩在这个家的地位如何？何灵琰回忆说：“干娘房间里总是阴沉沉地垂着深色的窗帘，连楼上的客堂间和小吸烟间也是如此。她是以夜为昼的人，不到下午五、六点钟不起，不到天亮不睡。每天到上灯以后才觉得房子里有了生气。……住在陆家的时候，只盼天黑，因为天黑了干娘才起来，此时上下灯火通明，客人也开始来访，记得在座皆属一时俊彦，如胡适、江小鹣、邵洵美、沈从文、张歆海夫妇、陆定山伉俪及钱瘦铁等位老伯、伯母。”在夜上海，陆小曼是过夜生活的人，王映霞回忆说：“我多半在下午去，因为她是把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的人。每天近午起床，在洗澡间里摸弄半天，才披着浴衣吃饭，所以她的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在下午，她作画、写信、会客、记日记；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过了子夜，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在汽车里一躺，回家了。上海是个不夜城，她过的是不夜的生活。”这就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的生活。小曼喜欢被人奉承、追捧，被人赞赏、追求，喜欢在上流社会被人看和看人，喜欢前呼后拥，喜欢热闹、兴奋、刺激的生活，喜欢明星一样的感觉。

徐志摩为了满足心爱的妻子的物质需求，一人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几所大学同时兼职任教。他还办了书店、杂志，并编辑翻译图书，一月下来能赚600-10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陆小曼喜欢捧戏子，常常一掷千金。她认一对唱京戏的小姊妹为干女儿，又认一个上海坤伶小兰芳为干女儿，她喜欢这些唱戏的小姑娘。总之，她的花费太大，自己又无法控制，结果只能是增加丈夫的负担。她因为喜欢看戏，在高级戏院常年包有座位，并很大方地请朋友看戏。看戏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看戏就像吸鸦片一样上瘾，如果几天不看，她就会难受得要死。陆小曼是个喜欢热闹和朋友的人，圣诞节时，她要在上海最繁华的饭店——大华饭店包饭。何灵琰回忆说：“干娘订了许多座位，约朋友共度圣诞，……那夜是我第一次去夜总会，第一次看到圣诞树和无数玩具，更是第一次看见那么多黄发碧眼的绅士淑女。……好不容易抢到一个（气球），隔座一个洋婆子吃醉了，把我的气球用香烟烧破。我正要发作，翁干爹说：‘别哭！我给你出气！’等那位太太去跳舞时，他把蛋糕上的奶油涂了许多在她留在椅背上的白色西班牙绣花披肩上，那时我只觉得翁干爹行侠仗义，令人可佩，徐干爹大约也在座，不过他人很沉静，常常容易被人遗忘了。”

她还喜欢出游，有一次他们去杭州的西湖博览会游玩，徐志摩大约有事不能去，但这些场合总有翁瑞午，翁瑞午似乎寸步不离陆小曼，他总能满足她的要求，因此小曼对这位朋友很是满意和欢喜。何灵琰回忆说：“对于徐干爹，我认识的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很少（大约那时他正在北大任教不常回家）。只记得他是一位白面书生，带副黑边眼镜，下巴长长有一点凸出，人很和气，不太高谈阔论，很安静的。当他在家时好像也不太适应家中那种日夜颠倒的生活，有时他起早了，想早一点吃饭，叫用人，用人总说：‘小姐没有起来，等她起来一块儿吃吧。’他性情很好，很少发脾气，平时干娘吸烟，天亮才睡，他又不吸烟，只有窝在干娘背后打盹儿。这个家好像是干娘的家，而他只是一位不太重要的客人。”倒是翁瑞午天天报到，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又好像是这家的男主人。当何灵琰认干爹时，也将翁瑞午认作干爹。“干娘和翁干爹带我们去逛西湖，我初次领略到湖山秀丽，高兴万分。”像陆小曼这样玩，这样让男朋友登堂入室的名媛似乎也不多，这也是陆小曼的作风，比起一般名媛似乎更张扬，或许是因为光明磊落而坦**。

陆小曼喜欢漂亮的衣物，她的衣服、鞋袜、手帕、装饰多得不计其数。而许多是外国货。徐申如曾经因为她什么都要外国的、高档的而看她不惯，对她存了偏见。小曼确是如此，她已经养成了习惯，不是好东西不用。她的丝织小帕必须用外国的一个牌子，不管多么费劲也要朋友从国外捎带。有一次刘海粟出国，徐志摩写信给他：“小曼仍要绸丝帕的，上次即与梁君同去买，可否请兄再为垫付百方，另买些小帕子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王映霞回忆说，她买衣物从来不问贵不贵，需要不需要，喜欢就买。这些平时日常的消费志摩也不太管，可是有一次，她说她要义演，需要做一幅堂幔，做一副行头，还要做许多佩饰。这些东西她本可以借用，但因为别人都是自己的，也是虚荣吧，她非要亲自制一套不可。她的戏票朋友，如江小鹣、翁瑞午、唐瑛都有属于自己的行头，她也要，否则没面子。可是这些人都是些家财万贯的公子小姐，志摩是靠工薪养家的人，怎能与这些人相比。置这些行头可需要很大一笔钱，而志摩这个月的薪水已领取，再没有财源，从哪里给她找这笔钱去？小曼开始打恩厚之给他们寄来作为旅费的英镑的主意，她说可以先挪用一下这笔钱，过后有钱了再补上，反正现在也不出国。但志摩说这是供他们出国学习用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还准备带妻子去欧洲，实现他们婚前的愿望，也给朋友一个交代，所以绝不能动用这笔钱。陆小曼软磨硬磨非要制作行头不可，志摩只好破例，挪用这笔钱，小曼的虚荣心满足了，但志摩心里却十分难受。陆小曼挥霍无度的行为，已让志摩感到头疼，并尝到些许苦涩的滋味。

朋友们的妻子中，没有一个像她这样挥霍的，人家要么像胡适的妻子那样相夫教子；要么像张歆海的妻子持家、教子、教书；要么像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那样一面持家、教子，一面与丈夫一起做事业——堪察、发现、丈量、保护古建筑、写作建筑学史。唯独自己的妻子一天吃喝玩乐，挥霍无度，看戏、跳舞、抽鸦片，简直没有过日子的样子，现在他真是看不透陆小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了。

陆小曼一面为自己的衣物铺张浪费，可对徐志摩的衣物却很少过问，这些事都由她母亲料理。可怜的徐志摩虽然一月赚不少钱，可只有一两身衣服，而且都破旧不堪。有一天胡适的妻子看到志摩的袖子上有两个洞，领子也磨破了，要他脱下来给他缝补。当他外出或有些场合需要衣服时，张幼仪的服装店，可以给他制作一两身。陆小曼太贪玩，常常会忘了丈夫的需求，长此以往，徐志摩有些灰心、伤感，并从内心发出不满。这不是他要的生活，虽然他仍然爱着她。

生活变成了甬道 ，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光天，

这魂魄，在恐惧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这一阶段，徐志摩的生活就像他的诗作《生活》描写的一样消沉、痛苦又挣扎。

1928年6月中旬，徐志摩再一次出国。上次出国是为了躲避因与陆小曼恋爱引起的风波，那是为希望而分离。两年之后的这次出国，却是因为婚后对陆小曼的失望与绝望，负气而走。对外的说辞是访友（泰戈尔），实际是因为对陆小曼的失望，因为陆小曼吸食鸦片，愤而出走。鸦片是他这样的有识之士最反对的东西，可自己家就有一个瘾君子，这是怎么说，让他的面子往那里搁。他说：“你初沾上吸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么难受。但因你身体太坏，竟连话都不能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的。所以至多只是短时间绷长着一个脸，一切都郁在心里。”他难受，看不顺眼，但说服不了陆小曼。因此，他决意去外国时是他最难受的表示，也是他的抗议，希望陆小曼能够惊醒。

到了1931年，徐志摩对上海的生活已无法忍受。“上海这种疏松的生活实在是要不得。”“上海的生活想想真是糟。”这都是徐志摩对这种生活的厌恶，是徐志摩对他们共同生活的概括和感受。上海生活一年半，徐志摩感到太多的烦恼，而这一切全是因为陆小曼不正常生活引起的。陆小曼只知跳舞、唱戏、打牌、抽鸦片，过着极不正常的生活。志摩为了支付她庞大的开销，诗是写不了啦，一天只为挣钱东奔西忙，像无头苍蝇。为了生计，1927年春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因为入不敷出，1928年春又开始在苏州东吴大学兼课。虽然与朋友一起办了新月出版社和新月杂志，但那只是为了出版同仁的书籍，并不赚钱。因为小曼的原因，他感到生活上不了轨道，因此烦恼。他出国唯一希冀是陆小曼能明白他的苦衷，提起勇气做人。希望通过离别，让她猛醒。

徐志摩虽然负气而走，但在国外的5个月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小曼。他爱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除非她与别人私奔，否则他就会这样痴情地爱下去。刚刚离开中国国土一天，他就千叮咛万嘱咐。第三天到了日本就给陆小曼买了一束手绢，还嘱咐好友济远从日本带一筐大樱桃给小曼。每天给陆小曼一封长信报告自己的行踪，抒写对陆小曼的思念，又怕信长了令小曼心烦，又想通过外出的机会多说服小曼。刚离开一周就格外想家。他说：“昨天我想你极了，但提笔写可又写不上多少话；今天我也真想你，难过得很，许是你也想我了。”

可是陆小曼并没有因为徐志摩的出国有所警醒，就像当初《福尔摩斯小报》事件以后，她也没有因为徐志摩的缘故有所收敛，还是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过她一贯的生活。徐志摩不在的日子，她外出时由翁瑞午陪同，他们一起出入于高级酒店、舞厅、赌场，她像贵夫人一样，对灯红酒绿的生活习以为常、自鸣得意，徐志摩当然早被抛在脑后，他的那些哲理话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她太忙了，每天都有约会，那么多朋友需要她，她是上海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徐志摩曾不满地说：“为什么你不肯听我的话，连极小的事情都不依从我，倒是别人叫你上哪儿你就梳头打扮了快走。……你这无谓的应酬真叫人不耐烦，我想想真的气，成天遭强盗抢。婚前如此，婚后照样。”

徐志摩先去了美国，后又到了欧洲，在欧洲给陆小曼写了一百封信，这就是后来让陆小曼丢了的那些信。在英国，他重返康桥，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一首广为流传的优美动人的诗篇，是徐志摩这次出国最大的收获。几十年之后，还有许多人吟唱这首美丽的诗。张幼仪的八弟在美国去世时，要求他已经西化了的子孙，要在他的葬礼上朗诵这首诗。

1928年10月份，徐志摩到了印度，看望他最崇敬的老诗人泰戈尔，这是他这次出国的主要任务。因为一年前，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曾给刚结婚不久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寄来一笔钱，让他们出国学习，因陆小曼身体不好，没有成行。这次志摩出国用的正是这笔钱，也算是对朋友的交代。徐志摩一到印度就写信给陆小曼说：“我想你极了，一离马赛，就觉到归心似箭，恨不能一脚就往回赶。此去印度真是没法子，为还几年的一个心愿，在老头（泰戈尔）升天以前再见他一次，也算尽我的心。”话虽这样说，但见了老诗人，徐志摩不知有多么高兴，只有老诗人才会像父亲一样对待志摩，只有老诗人才理解他，鼓励他，安慰他。以徐志摩的性格，大老远跑来，自己又十分苦恼，肯定把自己的处境和陆小曼的不争气告诉了老人，因此老人第二年才特来看陆小曼，也有鼓励说服之意。

泰戈尔也难改变

1928年11月中旬，徐志摩回到中国，发现陆小曼的生活毫无变化，并且与翁瑞午走得更近。后来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但在我归时，依然是照旧未改；并且招恋了不少浮言。”徐志摩从国外回到北京，对朋友们说了自己的烦恼，真正爱惜他的朋友们，如胡适、金岳霖十分关心徐志摩，劝陆小曼与徐志摩一起来北京。他在1928年12月13日自北京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友辈都要我俩回来，再来振作番风雅市面，然而已矣！但陆小曼根本不理他的那个碴儿，他说他的，她做她的。直到徐志摩死仍不离开上海。徐志摩也只好随着小曼在上海那种令人筋骨衰腐，志气消沉的地方又耽搁了两年。

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已经做了两份工，但还不够陆小曼挥霍，不得已又在南京中央大学兼了第三份工作，同时还要做编辑，一月所赚千元上下，还是不够陆小曼挥霍，还要不时借债度日。正如梁启超所言，徐志摩完全被陆小曼拖垮了。当初梁启超不信任她，她确也不争气。

1929年3月19日，泰戈尔在去日本、加拿大讲学之前，路过中国，特来上海看望徐志摩和陆小曼，老诗人也是放心不下亲如儿子的徐志摩。上一年徐志摩在印度时，向老诗人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老诗人是怎么劝他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老诗人还没有见过陆小曼，他想亲自看看陆小曼。在上海期间，陆小曼表现很好。她推掉了一切应酬，每天与徐志摩一起陪老诗人说话。老诗人很慈爱地对待她，他们与老诗人处得非常愉快。陆小曼回忆说：“那是她和徐志摩婚后最快活的几天。”这次老诗人来，没有像上次那样到处演讲，而是在徐志摩的家中静静地住了两三天，与他们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交谈。他肯定委婉地劝说过陆小曼，但我们看不出陆小曼在老诗人走后有什么变化，只知道老诗人走后徐志摩闷闷不乐。老诗人这次来，给他们在纪念册上留下两幅字画，一幅是老诗人的自画像，用毛笔写的，近看像是一位老人的大半个身子，远看又像一座小山。又用秀丽的钢笔字在右上角写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英文小诗：“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负担。”还有一幅是诗，用孟加拉文写的，译成中文是——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这首诗寓意深刻，表现优美，大约还是劝徐志摩要快乐起来，感受生活的美好。老诗人还送给陆小曼3件礼物：一只用头发与金丝线绞成的手镯、一张精美包书纸和一块印度风格的头巾。

从徐志摩接触的朋友和朋友们对徐志摩的钟爱，陆小曼应该了解徐志摩追求的是什么，也应该明白她的生活与泰戈尔这样的人相去有多远，明白她的生活需要改变，但一切未变。生活还是照旧，照旧的浑浑噩噩，照旧的灯红酒绿。徐志摩讨厌这样的生活，知道这样的生活的危险和可怕，因此他万分痛苦。痛苦、挣扎的徐志摩，这个时候所写的诗表现了他生活的真实感受。1929年5月29日写的《生活》一诗，据梁实秋说实写实，是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惧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诗人，竟然写下这样颓废、灰暗的诗，如果不是到了绝望的地步，绝不会有这样的嘶喊。

1923年12月，徐志摩在《明星与夜蛾》的诗中写了有关爱情与女人的哲理关系，据研究徐志摩的专家说，这首诗是因为徐志摩追求林徽因未果而发的感慨，意即太完美的女人只能像雕像一样被人崇拜和敬礼，但男人需要爱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他写到：“我们爱一个女子—— 一个众恶的，愆尤的，无常心的，易变的，不依理的，可怜悯的，善心的，仁恕的，很人道的女子。”此言不幸被他言中，他爱着的女人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善恶如此地掺揉在一起，让他奈何不得！

由希望走向绝望

他俩初起的日子，

像春风吹着春花。

花对风说“我要，”

风不回答：他给！但春花早变了泥，

春风也不知去向。她怨，说天时太冷；

“不久就冻冰。”他说。

这是徐志摩发表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第2卷12期的一首诗，很契合地表现了他与陆小曼的感情变化。

促使徐志摩做出离开上海的决定，是光华大学的一次事件。到了1930年，志摩只在上海光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两处教书，而上海光华大学是志摩4年来经济的主要来源。但1930年底，光华大学的一次事件却使他丢了饭碗，他被政府当局辞退了。原因是作为学校选出的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的他，在国民党支持的特务学生杨树春闹事的事件中，坚决反对政府干预校政。徐志摩被辞退后，北京关心他的几个朋友，特别是胡适，为他着想，给他在北京大学找到一份不错的教职，因此徐志摩决定北上。这是徐志摩离泸北上的直接原因。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徐志摩早想离开上海这个浊消人筋骨的十里洋场。徐志摩多次说过他不是洋场人物，不适宜洋场生活，多次劝陆小曼离开上海与他到北京开辟一片疆域，但始终说不动陆小曼，只好暂时住在上海不愉快地耽搁着。但他对上海的环境和上海家庭的生活早腻烦透了。上海，他已毫无留恋之处。他来北京之前，与陆小曼做了一次长谈，但还是他说他的，她做她的。但这次，徐志摩绝不再迁就陆小曼，既然他决定北上，陆小曼就一定要北上了。

虽然他人已北上，但显然陆小曼并不同意。陆小曼多次在信中责怪他，责备他忍心离开多病的她。陆小曼的母亲也不理解志摩为什么非要北上，上海不是挺好的么？因为意见不同，他只能苦口婆心地给陆小曼解释。他说：“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我毁，于别人亦无好处，于你更无光鲜。因此忍痛离开；母病妻弱，我岂无心？所望你能明白，能助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拔，脱离痼疾；彼此回复健康活泼，相爱互助，真是海阔天空，何求不得？”

在他说明了离开上海的原因后，说出了自己这些年的苦衷，在上海家中毫无愉快可言的情状。在同一封信中，他说：“我们这对夫妻，说来也真是特别；一方面说，你我彼此相互的受苦与牺牲，不能说是不大。很少夫妇有我们这样的脚跟。但另一方面说，既然如此相爱，何以又一再舍得相离？你是大方，固然不错，但事情总也有个长理。前几年，想起真可笑。我是个痴子，你素来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经怎样渴望和你两人并肩散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饭，或同看一次电影，也叫别人看了羡慕。但说也奇怪，我守了几年，竟然守不着一单个的机会，你没有一天不是有约会的，我们从没有私生活过。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也不想望那种世俗幸福。即如我行前，我过生日，你也不知道。我本想和你同吃一餐饭，玩玩。临别前，又说了几次，想要实行至少一次的约会，但结果我还是脱然远走，一单次的约会都不得实现。”徐志摩说着这一切时，心中既有悲苦，也有怨愤，因此这次北上，也是一次“负气”远走。在陆小曼身上，他既得不到精神上的契合，也得不到世俗的幸福，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一个丈夫竟无法和妻子有一次单独的约会，说来人们不相信，但这就是徐志摩的生活，说到此陆小曼就有些过分了，不考虑丈夫的感受，这大约是最愚蠢的做法了。徐志摩心冷了，对于他们的爱情，他麻木、绝望了，既然如此，留还不如走。

走，既是为了个人前途，也是为了生计。在上海，失去光华大学的教职，徐志摩已没有足够的钱养家。上海的家，一个月的开销最少要在五六百元上下。在北京，北京大学和女子大学两处教书，他的工资所得是580元，再加他写作、翻译和其他收入养家不成问题，因此他才南北奔波。从春季到夏季，他来回往返于北京上海达8次之多，身累，心也不宁。

徐志摩本来是一个离不开爱人的人，而且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两地分居给他带来的不便，他最清楚，可是他宁愿忍，也要离开上海。每天4到5节课，早起晚睡，说不尽的辛苦和劳累，最需一个女人在身边料理、呵护，可他却不敢奢求这普通的幸福，因为他得不到，他只乞求陆小曼不要再生出新的花招。胡适的太太看着他每天那样辛苦，说他可怜，他也只当这是本分之事，从没有怨言，只盼有一天能说服陆小曼北上团聚。他这样辛苦，每天却从不忘写信关心陆小曼的生活、起居、学习、前途。他隔两天写一封信，报告自己的情况、诉说思念之苦、鼓励陆小曼画画。他是一个好爱人，好丈夫，陆小曼最知道，但不珍惜。陆小曼很少给志摩写信，不多的几封信里，总是责怪，不理解，讽刺挖苦。以致徐志摩写信求她：“你来信说几句亲热话，我心里不提有多么安慰？已经南北隔离，你再要不高兴我如何受得？所以大家看远一些，忍耐一些，我的爱你，你最知道，岂容再说。 ”

徐志摩和陆小曼已是矛盾迭出，处处说不到一起。

在这许多矛盾中，因林徽因引起的矛盾也是其中之一。徐志摩对陆小曼什么事都不隐讳，别说每次见林徽因的情况，就是逛妓院而不拈花惹草也不忘写上几笔。但即使这样，还是存了一份戒心，总把他与林徽因见面的情况说得轻描淡写，即使这样，陆小曼还是嫉妒甚至埋怨了，因为陆小曼怕的就是林徽因这种女人，她知道徐志摩爱的就是林徽因。徐志摩自北京写的第一封信就说到林徽因，他说：“最后要告诉你一件我决不曾意料的事：思成和徽因我以为他们早已回东北，因为那边学校已开课。我来时车上见郝更生夫妇，他们也说听说他们早已回，不想他们不但尚在北平而且出了大岔子，惨得很，等我说给你听：我昨天下午见了他们夫妇俩，瘦得竟像一对猴儿，看了真难过。……你要是见了徽因，小曼，你一定吃吓。她简直连脸上的骨头都看出来了；同时脾气更来得暴躁。思成也是可怜，主意东也不是，西也不是。凡是知道的朋友，不说我，没有不替他们发愁的；真有些惨，又是爱莫能助，这岂不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虽然徐志摩已经摸透了陆小曼的心理，把林徽因描写的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但陆小曼还是不高兴了。在她写给徐志摩的信中挖苦徐志摩只会关心林徽因，不关心自己。徐志摩接到这样的挖苦信当然委屈，他写信说：“我不会伺候病，无此能干，亦无此心思，你是知道的，何必再来说笑我。”他又强调，他一定会注意自己的行为，“至于梁家，我确是梦想不到有此一着；况且此次相见与上回不相同，半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如今徽因偕母挈子，远在香山，音信隔绝，至多等天好时与老金、奚若等去看她一次。”到这个时候，徐志摩确实没有想过要与林徽因再续旧情，正因为他心无杂念，他才说“你要是见了徽因”这样的话，他希望将来陆小曼来北京后，他们家能与梁思成家走动来往。徐志摩是坦**的，但不自信的陆小曼却难以做到泰然处之，因此生了矛盾。

最亲之人不理解

后来徐志摩三番五次邀请陆小曼来京，陆小曼坚决不来，徐志摩这才有了向林徽因诉苦、出气的需要，有了对林徽因的一份依赖。因为比之陆小曼，林徽因是那样理想：相夫教子，不忘自己的教学工作，还挤出时间写诗。两厢比较，怎能不让徐志摩感慨。更重要的是林徽因理解他，自始至终理解他。他们俩在一起说一件事，刚刚开头，就完全理解了，而和陆小曼却南辕北辙。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徽因，女性中谁还能与他一起谈诗？只有林徽因，林徽因是他真正的朋友。林徽因养病期间，徐志摩鼓励她写诗，而在这之前她从没有写过诗，短短几个月，林徽因就写出并发表了8首优美的诗篇，令徐志摩佩服、喜悦。而陆小曼，他苦口婆心地说了几年，她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来，看看努力的林徽因，再想想懒散的陆小曼，他真的很失望。徐志摩去世前，与林徽因的交往确实密切，在精神和情感上也十分依恋她，徐志摩如果不死，正如梁从诫所言，他对林徽因的感情真是很难把握。

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另一层矛盾是由家庭引起的。徐志摩母亲病重，他从北京赶回上海，准备回硖石尽孝，陆小曼也想同行，但被公公阻止。徐志摩的父亲原先就不想接受这个离过婚的女人，对她从不信任，婚后发现陆小曼不懂持家，还娇气蛮横，挥霍无度，令他十分不满。后来又抽上鸦片，与翁瑞午关系暧昧，令老人十分气愤。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为了这个女人的挥霍，劳累过度，对她更是恨之入骨。他一直与妻子、幼仪和孙子住在上海，徐志摩过的什么日子，他们一清二楚。他培养了徐志摩，老了本该和儿子住在一起，安享晚年，现在却不得不在干女儿家养老，全是因为这个女人，上述种种，致使他怀恨陆小曼，老人不能原谅陆小曼。现在自己的老伴就要离他而去，在这伤痛之时，他不愿看到这个令他痛恨的女人。这是他的家，他的情感让他这样做。

母亲去世，作为儿媳的小曼本应到场，但父亲坚决不从，为此徐志摩对父亲十分生气。这毕竟不同平时，儿媳不能到场，成何体统。他与父亲争辩，他那晚顶撞了父亲几句，父亲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徐志摩自那晚起，变得不多言语，他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疼爱他的母亲去了，父亲又与他不相容，爱妻又责备于他，他只能在母亲的灵前痛哭不已，他心里苦。

葬礼那天，徐志摩求父亲让陆小曼参加葬礼，但父亲坚决不从，说如果她来他就走，口气坚决，不容商量。结果婆婆葬礼，陆小曼不得参加，这对陆小曼是沉重的打击，证明她在这个家中没有地位，根本不被承认，心高气傲的她，怎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她只好把气撒在徐志摩身上。她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上说：“你通同他人来欺我！你家欺我太甚。”已经非常悲痛的徐志摩接到信后说：“方才得你信颇喜，及拆看，更增愁闷。”徐志摩一边要对付父亲，一边又要安慰妻子。为了安慰妻子他不得不表示自己对父亲的愤怒和不可饶恕，以平妻愤。他写信说：“至于我们这次的受欺压，我虽懦顺，绝不能就此罢休。但我却要你和我靠在一边，我们要争气，也得两人同心合力的来。我们非得出这口气，小发作是无谓的。别看我脾气好，到了僵的时候，我也可以僵到底的。并且现在母亲已不在。我这份家，我已经一无依恋。父亲爱幼仪，自有她去孝顺，再用不到我。这次拒绝你，便是间接离绝我，我们非得出这口气。”徐志摩也是聪明，他的安慰还真管用，小曼看丈夫与自己齐心，这样痛恨父亲，并扬言要报复等等，她的气也就出了一半，不再计较。虽然如此，她还是受到了打击，明白了她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虽然自己的形象是自己塑造的，但她的沮丧还是影响了她与徐志摩的关系。

徐志摩虽然口口声声要出气，不肯原谅父亲，但下个月，也即5月28日，当父亲过59岁大寿时，孝顺的他还是乖乖地回到硖石，为父亲祝寿。其实，父亲从没有责怪过徐志摩，父亲对孝顺的儿子十分爱护和满意，除了看不惯他的妻子外，乖巧的徐志摩还是给他们带来不少快乐。父亲大寿，徐志摩请求让陆小曼来，父亲还是坚决不从，徐志摩也只能一人回到硖石，表示孝心。但婆婆的“开吊”，陆小曼被允许参加，不过这次见面也不愉快。徐申如看着这个不会挣钱，只会挥霍的媳妇，气就不打一处来。而张幼仪不仅会挣钱，会持家，还对他孝顺，两厢比较，他只能唉声叹气。陆小曼感到徐家处处与她作对，很不愉快，为此，任性的她痛恨他们家的一切，连同徐志摩，为此也就不愿多听徐志摩的话，脾气也来的更坏。因此，当徐志摩再次请求她去北京时，她更不答应了。

他俩最大的矛盾就是陆小曼来不来北京这一桩。夫妇如果真的相爱，志同道合，怎又能忍受分离。如果一个人爱一个地方胜过爱一个人，这应该就是爱人还不够的证明。从1931年2月24日到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来北京后写给陆小曼的24封信中，有6封直接提出要陆小曼来北京的问题。其他信虽没有直接提出，但从他授课的劳累，生活的不便，羡慕朋友们成双成对，意下也是想让陆小曼来。这些信，有的是请求；有的是**（说北京有多好玩）；有的是责怪；有的是指责；有的是最后通牒。他软磨硬拽，但陆小曼就是不来，这让他寒心、失望。

1931年3月19日的信，是徐志摩写给陆小曼最严厉的一封信。这封信诉说了多年来他对她的不满，指出她舍不得离开上海的原因是舍不得鸦片和与她一起抽鸦片的人。他说：“我想只要你肯来，娘为你我同居幸福，决无不愿同来之理。你的困难，由我看来，决不在尊长方面，而完全是积习方面。积重难返，恋土情重是真的。……就算你和一个地方要好，我想也不至于好得连一天都分离不开。况且北京实在是好地方。你实在过于执一不化，就算你这一次迁就，到北方来游玩一趟：不合意时尽可回去。难道这点面子都没有了吗？现在我需要我缺少的只是你的帮助与根据真爱的合作。”这封信看出徐志摩的严肃，也感觉到他们夫妻的疏远，至徐志摩死，陆小曼也没有给他这点面子。一封信，徐志摩由指责到乞求，但一切就像耳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