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既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过轻，达不到充分激发下属积极性的目的；过重，就会大权旁落，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从古至今，那些强势的君王、领导者都不会让下属权力过大。为什么？因为如果部下权力过重，难免会拥“兵”自重，这无论是对管理者本身还是对整个国家、团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一旦权力过重的部下起了二心，必将后患无穷。

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乐队的指挥如果把指挥棒交给他人，节奏就会被打乱，合奏就会演砸，因为指挥棒是乐手们关注的焦点，是指挥家引导音乐走向的关键。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就是一个“乐队指挥”，而职责所赋予我们的权力便是一根指挥棒。指挥棒拿不稳，或被手下人侵夺，我们就不能稳定地操纵局面。

有这样一位朋友，他是一家企业的老总，这位朋友对业务部经理的能力很是倚重，不但业务部人员的安排、业务开展等事完全交给他决策，而且有关企业营销战略的重大问题也基本由此人说了算。长此以往，此人拥“兵”自重，后来带领全部业务骨干另创新企业，把原企业的客户一股脑带了过去不说，整个营销模式完全套用原企业的。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一下子成了空架子。大家看，这不就是过分放任的苦果？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古代的例子，说的是刘邦的中央集权手段，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西汉王朝建立前后，刘邦分封了一些非刘姓的异姓诸侯王，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当时的异姓诸侯王共有7个，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后为卢绾接替）、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其中除吴芮和韩王信外，前面5人皆在楚汉战争中协助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封建统治秩序尚待重建，高祖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但他对日益膨胀的异姓王势力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早已采取动作。垓下之战结束后，刘邦立即夺取韩信的兵权，将他由齐王徙为楚王，都下邳。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七月，张耳病死。不久，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领兵镇压。剩下的五人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对西汉王朝的建立立功最大，且都手握重兵，这成为汉高祖的心腹之患。在吕后的协助下，刘邦采取强硬的对策，一一剪除了几位异姓王。

高祖六年（前201年），高祖认为韩王信雄壮勇武，封地颍川北靠近巩县、洛阳，南逼近宛县、叶县，东边则是重镇淮阳。这些都是天下的战略要地，就下诏命韩王信迁移到太原以北地区，以防备抵抗匈奴，建都晋阳，后迁到马邑。这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率大军包围马邑，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去匈奴求和。高祖派人带兵前往增援，但怀疑韩王信多次私派使者，有背叛汉朝之心，便责备韩王信。韩王信心中恐慌，害怕被杀，索性投降匈奴，并与匈奴约定好共同攻打汉朝。次年，刘邦亲自领兵征讨，韩王信逃入匈奴，后来与匈奴联兵侵扰边郡，被汉军杀死。

项羽的败将钟离昩，素与韩信交好，投了韩信。刘邦和钟离昩有仇，得知钟离昩在楚，要韩信抓他，命韩信交出钟离昧。可韩信拒绝了。韩信刚到楚地时，出入都有重兵保护，仪仗威严，这更让高祖疑心。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借口去南方的大湖云梦泽游览，实际上是要收拾韩信。他乘机逮捕韩信，把他带回洛阳，贬为淮阴侯，并严密地看管起来。刘邦仍不时与他讨论用兵之道。汉高祖十一年，韩信的好友陈豨谋反，韩信做他的内应，次年乘高祖亲自率军讨伐。韩信召集了他的门徒，意图袭击吕后和太子，结果为人告发。吕后在萧何的策划下，将韩信骗至长乐宫钟室处死，并杀光他三族。汉高祖听说这消息后，又喜又哀。

陈豨谋反，汉高祖亲自率兵平叛。他命令梁王彭越发兵增援。彭称病，不愿前往，这引起刘邦的不满。后梁太仆告发彭与其将扈辄意图谋反，高祖于是迅速逮捕了彭越，废黜蜀地。押解途中，彭越遇见吕后，向她哭诉，辩称自己无罪，请求改徙昌邑。吕后口头上假惺惺地答应，却将彭越带到洛阳，对汉高祖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指使彭越的兵士出面告发彭越谋反，由廷尉审理后夷越宗族。又命人将彭越尸体剁成肉酱，遍赐诸侯，于是更引起了其他异姓王的恐慌。

淮南王英布本来是项羽的部下，与刘邦并无渊源。他见韩信被诛，心中本已不安，收到彭越的“肉醢”后，更是惊恐万状，立即私下集合部队，加强警戒。结果被人告发谋反。汉高祖十一年七月，英布起兵谋反。刘邦发兵征讨，并于次年十月平定淮南。

取代臧荼立为燕王的卢绾，与刘邦的关系最为亲密。因为陈豨谋反的事受到怀疑，刘邦派使者召绾。卢绾称病不行。他对幸臣说的一番话倒很能说明问题：“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汉灭淮阴，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汉高祖得知报告，非常愤怒，认定卢绾谋反。高祖死后，卢绾遂率其众亡入匈奴。

可以说，刘邦在汉初所施行的中央集权制，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秦末汉初风云变幻的错综复杂的政局中，刘邦郡国并行制度作为一个开创性的体制，不但兼顾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式，又放眼于历史进程，使其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并被承认是一条可行之路，为其后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地位。

如今，现代领导学中十分强调合理授权，其实要点全在“合理”二字，因为在中国历史的各朝各代，不管朝廷管理机构如何变更，领导者的风格如何多样，没有一定的授权任何事都办不成，管理机构的运转便没有效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授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对于必须由自己掌握的核心权力是一丝一毫不能放松的，这是个有方无圆的原则问题。

那么，有哪些权力是我们这些管理者必须紧握手中，不可放松的呢？

一、人事任免权。特别是对直接下属和关键岗位的人事任免权，我们必须保留。而且人事方面的决定（评估、晋升或者开除）通常来说，是很敏感的，而且往往难以作决定。

二、关系协调权。我们必须保留对直接下属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权。协调下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其他下属所不能替代的。

三、机密的事务。分析你的团队中工作的分类和薪资范围，这看上去会花很多时间，这似乎是首先可授权的工作。但由于牵涉到很多的利益，所以应该由我们自己去做，不适合授权。

四、培养直接下属。作为一名管理者，培养你的直接下属不仅有利于你工作的展开，而且也是你的职责。你的下属应该在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你的帮助，他们依赖你的经验、你的判断来辨别对他们成长有帮助的工作。这不是你该授权的工作，虽然你可以从他人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但这是你的职责。

五、危机问题。危机总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假如发生危机，我们应亲自坐镇，制定应对方案，很多事都应该亲力亲为，这不是你该授权的时刻。当处于危机的时候，要保证自己在现场起一个领头的作用。这样，有利于稳定人心，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为解决问题赢得宝贵的时间。

管仲在《七法》有云：重在下，则令不行。意思是说：如果下属权力过大，超出合理范围，国家的政策法令就会难以顺利地贯彻执行。是故，我们这些管理者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授权有度，才能拿稳手中的指挥棒，指引团队朝着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