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刊第四期发表的《百年的外交》一文竟引起了少数读者的误会，其中最要紧的是邓公玄先生。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读者对于我的史学试作有所批评，这当然在我的意料之中，而且是我所欢迎的。史学是种很困难的学问，史评和史论尤其困难。专家集毕生精力的著作，在著者的主观中，或者是不朽之作，然而在史学上，往往仍不过是一种试作。但是邓先生对我的不满大半在于文外问题，而且大半是误会，不是学术的批评。在他的结论里，他这样说：

末了，我认为蒋氏《百年的外交》一文，对于过去史实的判断如何还是小事，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士各有志，不可相强”。

邓先生把过去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而于“小事”以外提出些无关的问题来与我争辩。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史实的判断作为小事，并且关于史实的判断不能“士各有志”。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所以我对于邓先生的议论不能不答复，而我的答复又不能不以史实的判断为主。

在入正题之先，我应该简单地解释邓先生因文外的问题而发生的误会。邓先生急于要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譬如，他开始引了我论琦善和袁世凯的两段文章以后，他就问：

看了这两段文章，我们不说蒋氏替琦善、袁世凯二人翻案为不当，只是要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特地替他们翻案？

在他的结论里，他有这样的质问。我想邓先生的误会完全由于他不知道我平素生活的习惯。我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未入政府以前，差不多有十五年的工夫专门研究“百年的外交”。这文的内容，我用不同的方式，向南开大学的学生讲过三遍，向清华的学生讲过五遍，向北大的学生讲过两遍。关于琦善的那一段，我于民国十九年（1930）在《清华学报》发表过专文，以后又在美国的《近代史学报》讨论过，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演过。关于李鸿章的高丽政策，我也用中文、英文发表过无数次的论文。我入政府以后，仍想把研究历史作为我的副业，也可以说我的娱乐。在政府规定研究历史是一种不正当的娱乐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时常继续这种工作。

我写那篇文章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新经济》的编辑先生问我要稿子。我一想，今年是鸦片战争的百周年，应该作文纪念。但是专写鸦片战争或者不免引起中英之间不良的情感，所以就决定写“百年的外交”。那篇文章是上年十二月初写的，十二月十日左右送给编辑先生，十二月十五日付印，本年正月初一出版。这些年月日都是极自然的，不应该引起任何文外无关的问题。

邓先生既不知道我平素的学术兴趣，又不注意原文第一段所说写文的理由，于是就疑：“难道是引古以非今吗？”邓先生的疑问证明他的历史观念完全与我的不一样。现在史学界公认历史是不重演的。历史不是一种制好的电影片，今天演几场，明天、后天又拿出来演几场。换句话说，历史上的事情前后没有两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引古以非今，也不能据今以非古。我们旧日的八股先生们固好写史论，说尧舜以前是怎样，所以“今上”也应该怎样，或桀纣以前是怎样自取灭亡，所以“今上”不可那样以自取灭亡。这样的写法不是现在科学的史学家所愿过问的。

但是历史未尝不可以“资治”，因为历史虽不重演，却不断地继演。历史是一种制不完、演不完的电影片。在这个片子上，前后没有两幕情节完全相同的，但是第一幕的情节往往能部分地支配第二幕，第二幕又部分地支配第三幕，如此下去，以至无穷。历史家的主要工作是作寻求和分析前一幕如何支配后一幕及支配的程度。我们如本着这种精神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必发生无穷的兴趣，以至有此癖者，就是在抗战紧张的时期，还是恋恋不舍。

现在我想文外的问题都解决了，可以言归正题。邓先生承认琦善所订的《穿鼻草约》比以后的《南京条约》“对于国权损失较少”，却不承认琦善是个政治家。我所以称赞琦善为政治家，正因为他减少了国权的损失，而且他做这事的时候，他不顾一己的损失。他原可以与世浮沉，随着时人唱高调，因以误国而利己。他不，他情愿牺牲自己以图有利于国。这就是政治家的风度。琦善固不是头等政治家，但是道光一朝实无了不得的人物，琦善比较地要算是高人一等。

为什么琦善不是头等政治家？因为以后他虽又服官多年，却毫无建白。我们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与英国打了三年的仗，惨败了，被迫订割地丧权的条约了，然而国人毫无觉悟，战后绝无改革，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然后有新政出现。民族整个地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假使同治年间的改革提前到鸦片战争以后，那不但英法联军之役可免，即中日甲午之役或亦可免，而我国在远东的领袖地位必可保存。从民族的立场观察，我们不能不痛惜那二十年宝贵光阴的白过。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清算此中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易解答的。据我所知，此中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当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全国的士大夫一致地鄙视外夷，以为英国人哪能与天朝抗衡。林则徐也这样想。在他的奏折中，他表示十分有把握。林是当时士大夫所佩服的一个人，他自信，国人也信他。但是事实上林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比武。英国派遣来华的军队，照中国人的理想，应该先攻广州。林已准备好了各种防御工事，不料英国人不攻广州而攻舟山。于是时人断定英国人怕林则徐，林的声价因此提高了好几倍。后清廷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去主持粤政，时人说英国用计，借琦善以去林则徐。林一去，自然我方失败了！后裕谦奏调林则徐去帮他防守浙江，清廷答应了，许林“戴罪立功”。时人深信有林在浙江，英国人是不敢来的。英国人来了，快要与林交锋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忽下令把林则徐谪戍伊犁。在鸦片战争的三年之中，除第一年小有接触之外，林始终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打一个大仗。所以以后士大夫不服输。他们以为我们的败，不是由于我们的旧战法和旧军器不行，而是由于清廷用人不得当。既然如此，那我们没有改革的必要。琦善虽知道中外强弱的悬殊，经过一次的革职拿办，他也不敢再触犯士大夫的清议而有所主张了。所以他不够称头等的政治家。

当时士大夫的清议之可怕，我们于林则徐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来。在他初到广州的时候，他真相信他用中国的旧法子就能制服英国人。到了广州以后不久，他就觉悟了，知道唯独“用夷器而后能制夷人”。他秘密地探访外国的国情，购买外国的船炮。他以后把他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又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及以夷器制夷。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常说明治维新的事业受《海国图志》的影响不少。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他在赴伊犁戍所的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但在信尾，他坚请他的朋友不要把信给别人看。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他怕时人骂他是汉奸或败北主义者。邓先生如了解此中的情节，或者不怪我在回想我民族过去百年的历史时，要痛骂士大夫阶级。

关于袁世凯的一段，邓先生批评袁的外交，说袁应该在民四交涉的时候，努力谋美国的援助。邓先生以华府会议美国的援助为证据，判断美国在民国四年（1915）也可以援助我国，只要袁运用得法。其实袁派人把日本“二十一条”通知美公使芮恩施并求他援助，芮氏颇热心，但其政府不愿意。第二年美国尚与日本订所谓《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民国八年（1919），在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苦求威尔逊助我取消《民四条约》，威尔逊不愿理会。民国十一年（1922），华府会议的时候，美国内部的情形已完全改变，而国际形势复有利于我，故我国能得相当的收获。虽然，国人不要误会华府会议的重要所在。关于既成事实的纠正，华府会议仅助我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民四其他条约华府未过问。邓先生说：“假使袁世凯不是要做皇帝，不敢得罪日本，又何至于遵守日本人的谆嘱，严守秘密？”袁要做皇帝，据我所知，是签订《民四条约》以后的事情。而且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人仍旧反对袁做皇帝。袁的一贯政策是联英、美以制日，他在高丽的时候如此，光绪末年他做外务部尚书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日本恨他。至于守秘密一层，国际交涉的事情，正在交涉之中的时候，除非双方同意，是不可宣露的。

邓先生所指摘的其他各点完全由于误会和曲解，没有再加讨论的必要。

（录自《新经济》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