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早就描述了仇恨和情感暴力产生的一个可能机制。当孩子突然把怒气转向家长时，家长通常都会很震惊，毕竟他们都是好意，而且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然而孩子从1岁起就可能憎恨父母。生于1928年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费城精神病学家亨利·帕伦斯说：“孩子最先恨的是父母，这真是太棒了。”他这么说并不是挑事：“被恨还乐意照顾人的，除了父母还能有谁？”

不过，在帕伦斯看来，这种早期的仇恨也容易导向日后的毁灭性行为和歧视倾向。他说：“对母亲生气的孩子不朝母亲扔东西，而是朝坐在母亲旁边的那个人扔东西。”当然，也有直接朝父母动手的孩子，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看出，寻找比自己弱的或者至少不会防卫的动手是一个更有效的策略。人很快就能学会不把愤怒发泄在引起愤怒的人身上，而是寻找更容易对付的受害者，这在许多冲突中都可见到。愤怒与仇恨很快就被转移，找其他人当替罪羊。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很少是真正引发愤怒者被攻击，大部分时候都是最弱、最无力防卫的人无辜遭到攻击。

当今欧洲有越来越多的极端政党，与这种发展明显并行的是，感觉被压迫、被忽视、不在社会阳光面而被算作失败者的人，会把攻击对准抽象的敌人——外国人、犹太人。这些人与他们的问题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但要让这些容易下手的受害者为他们的悲惨负责。这既不理性，逻辑上也说不通，比如萨克森州的仇外情绪最严重，但生活在那里的移民其实最少。可惜，这种心理机制最管用，正如其他许多歧视和压迫表明的。

但毁坏性和偏见不是天生的。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去攻击和破坏，但这些特性需要心理伤害、不断的贬低和侮辱来激发。帕伦斯说：“孩子被羞辱的话会特别受伤，他们会因此变得愤怒而有攻击性。”加害者与孩子越近，攻击就越严重。

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然的，但会很快被视为是负面的，而不是一种挑战。建设性地处理它，允许它发生而不让它产生毁灭性的作用，可能会让彼此间打交道容易很多。许多人感觉自己必须永远当个“好人”，尤其是在助人的职业中。到底为什么呢？因此，隐藏起来的攻击有时必须要爆发出来也就不奇怪了。在医疗行业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同事：他们不经意间夸耀在高速公路上飙车是多么刺激。如果这是被压抑攻击性唯一的一次失控爆发，那情况还算轻的。

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在最近几十年里对全社会性的现象关注越来越少，只在处理战争创伤时会偶尔提到。但将群体作为对象来“治疗”社会的冷漠孤立进而预防暴力，还是很有前途的。弗洛伊德就已经提出了“感受遗传”（德语：Gefühlserben）的概念：下一代的某些人会继承父母的封闭或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