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昆明，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们彻底沸腾了，日本侵华战争给每个中国人的内心都蒙上了阴影，那种逃亡的生活消耗了人们所有的热情，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好好安个家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梁思成扶着林徽因，此刻两人的眼中满是泪水，战争终于结束了，终于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新生活在朝着他们招手，南京教育部指令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并委派他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大学的邀请，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这几个消息让梁思成非常开心，可开心过后，他突然想到了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如今，她已经不能再随他同行了，而且他离开了，也没有人能继续照顾林徽因。

林徽因对梁思成的担忧心知肚明，她鼓励梁思成要为中国建筑业做贡献。1946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同回到北平，同年8月，梁思成踏上从北平经上海到美国的征程。林徽因与孩子们相守于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橙色的砖墙，灰色的砖瓦，庭院中仍旧是几年前茂密的绿植，这里的一切都让她觉得十分惬意。而且，金岳霖和其他几个朋友也都住在附近，朋友们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林徽因静静地坐在桌子旁，回想着过往的一切，她突然想到了海明威的形象，他笔下的老人圣地亚哥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圣地亚哥是个独自坐在海中漂流捕鱼的老头，他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可他眼中的蓝色却在不停地跳跃。圣地亚哥从海边打鱼，四十天都没什么收获，连十几岁的小朋友都收获满满地回家了，老人的悲壮在他硬汉的映射下显得更加悲壮。老人从不相信自己的失败，只相信自己英勇无比。林徽因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她觉得自己仿佛就是那个高傲的老人，她一生都在为建筑痴狂，身上背负着为中国建筑正名的重任，这个使命和荣誉、金钱、辉煌、成败无关，只是自己内心的梦想。除了建筑方面的成就，林徽因在诗歌上也发表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她希望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年轻一代探讨，共同进步。

林徽因的生命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她在和死神做斗争的同时还取得了一次胜利。1949年，林徽因在新生的清华园中担任建筑系一级教授，主讲市镇设计课。清华建筑系在旧水利馆二层，最开始创办的时候仅有20人，如今也不过三五十人，建筑系从1948年开始成立市镇组，开设市政设计科，是国内最早城市规划的设计雏形。而林徽因主讲的住宅设计专题非常注重战后恢复城镇建设需求。她从阳光、水、绿荫、鲜花、林石等讲起，讲出了人与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园林艺术的空间关系，四合院的结构等，可以说是面面俱到。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受中央委托规划北京城区，他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碌。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们需要医治战争中所受的创伤，中央领导委托梁思成成立研究小组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

林家的茶会多了很多新客人，他们大都是为北京市都市规划的人才，梁思成从外地调来的青年建筑学家——陈占祥、程应诠、朱畅中、胡允敬、汪国瑜、戴念慈等，那段时间里，大家每天聚在一起，有的时候从下午谈到深夜，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北京规划问题。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已经有北京新城的规划方案，主张将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把长安街西端延伸至公主坟，用西郊三里河作为新行政中心，将钓鱼台和附近湖泊组织成新绿地、公园，此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携程《对首都建设的建议》，梁思成自费刊印递交给中央领导进行审阅。

大家在茶会上对此方案进行了热烈讨论，林徽因谈及“多核同心圆”城市、“潜在带形”城市、“集成化”城市、“星座式城市群”，还谈到柯布西埃和尼迈亚。在她看来，城市应该是美的整体，建筑不仅仅是美的形式，更应该体现着一定的思想和感情，应该能给人一种精神力量。建筑是人们的生活、活动场所，应该随人们的生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建筑是个审美对象，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审美要求而改变。

林徽因觉得北京的故宫、天坛、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玉泉山、西山一带的风景区和修养区等名胜古迹应该用河流、林荫大道串联起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公园系统，城市中的每条街道都应该成为公园的一部分。

谈及北京的古城墙时，很多人认为那些不过是废弃的建筑，拆掉了省去占地，林徽因却否定了，她觉得在城墙外修路做公园更好，不仅保护了古建筑，还利用了古建筑，它是社会文明的灵魂，象征着社会的进步。

当大家谈论得**澎湃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坐在墙角的那个恬静的姑娘，她叫林洙，原籍福建闽侯，在云南长大，在上海读中学，1948年和哥哥一起到北平投考清华大学选修班，3年后在北京工作，林徽因病逝后，1962年和梁思成结婚，是梁思成生活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平静的生活让林徽因如沐春风，她觉得自己不能浪费这大好的时光，要抓紧时间将自己的智慧统统献给中国的未来建设，她经常抱怨时光太短暂，她无法安静地躺在病**，总是想着收集资料或是写点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林徽因发现苏联窝罗宁教授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赶忙要梁思成将此书翻译过来，这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宝贵资料。她在译者体会中写道：

“从这本书里，我们愤怒地看到了德国法西斯几番在人民苏联绝灭人性的破坏，较比日寇在中国暴行有过之无不及，曾几何时，德、日法西斯和美国法西斯强盗及其帮凶们又在我们手足之邦，向所有的城市、乡村和爱好和平英勇不屈的朝鲜人民进行同样灭绝人性的破坏和屠杀。苏中两国人民在八九年前，十余年前所面临的正与朝、中两国人民今天所面临的敌人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今天的强盗吸收了昨天的强盗的经验，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负责重新设计平壤的朝鲜建筑师金正熙同志告诉我们，平壤今天已真正成为一片‘平壤’；将来重建平壤就同重建斯大林格勒一样艰巨。

一整个区域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发生了政治、经济、地理上的大变动时，他们就有计划地迁移整个村庄乃至市镇，使这属于区域城乡规则范围的布置更合理了。整个城市洗劫了，他们就将整个城市有计划地重建起来，且在建中修正了过去的缺点。至于个别的建筑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计划不只在平面上区分、筑路而且有立体上予以同样缜密的考虑；不只是关于经济的，生产的，居住的，而且是关于文化的，娱乐休息的；不只是房屋建筑的，街道桥梁和公用设备工程方面的，而且是关于山林园苑，池沼溪河，树木花草种种方面的部署的；不只蓝图和施工说明书的，而且是材料的生产、分配和运输，以及人力的组织和分配的各方面的努力。这种全面计划和组织工作就是准备期间最主要的工作。

‘重建工作必须考虑到民族传统，把它融汇到新计划之中；把它和新兴的，现代标准所需要于建筑的各方面调和起来……’。‘建筑师必须考虑到个别地区的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传统，在他的设计中保留一切合理的和有历史价值的，他所计划的市镇或村庄还必须构成自然地形成风景中的一部分’（第二章）。‘计划必须同时考虑到居民的习惯和苏维埃人民在文化和美感上的要求……需要建筑师做出高度艺术价值的图样，城市的整体必须与当地的地形和风景相和谐’（第四章）。由作者所举的许多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建筑师们在重建一个市镇时如何小心翼翼地从原有基础上发展，同时又有远见地将原有不合理的、错误的加以改正和‘现代化’。

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差不多任何一个中国的市镇都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文物。我们有伟大优良的都市计划传统和建筑传统；除去几个大都市外，全国所有的市镇，那就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劳苦人民现在所正在居住的，并且所正在继续不断地建造的市镇和房屋正是遵循这伟大优良的传统建造的。但是今天中国的建筑师们，无一例外地（译者们在内）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学来的。年长一点儿的由学习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开始，年轻一辈的学习资本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晶，即所谓‘功能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现代化’或‘国际式’（世界主义式）流派。我们在这前后两种毒素中酣醉了数十年。”这本书在英国伦敦出版了7年，两人是从英文转译的。

随着天气的变冷，林徽因的病情不断加重，清华园里没有暖气，他们家的房子非常高大，四面透风梁思成只好用牛皮纸把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糊得严严实实的。为了保暖，屋里生了三个炉子，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翻译工作紧张的时候，林徽因经常会熬夜加班，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状况变得更加糟糕。每次炉管不好用的时候，梁思成都会被弄得筋疲力尽，浑身都是炉灰。等到翻译工作结束的时候，已经又到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