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的一天又有远客来。问及前些时报上的一条报道，该报道冠以“名家售书，购者寥寥”的标题，说是我6月在上海图书馆售我的文集，只有三个人买。记者的立意，在为“严雅纯”的文学之失落鸣不平，其实此报道不准确。因为那天在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分馆所搞的活动，并非签名售书，而是一次座谈。实际销书者从北京带去的十套文集，在座谈会前即已全部被订购一空。座谈会后，有三位与会者顺便拿出所购到的文集，让我当场逐册签名，事情的全貌就是这样。

不过，“严雅纯”的文学创作，尤其我这样的作家所写出的“沉甸甸”的作品，在目前的世道中，确实已再无领**的可能。

虽说如此，我这样的创作者，欢迎这种创作的读友们，仍有我们也不算太窄狭的享受空间。

回忆那夏日的情景，当我坐在上海图书馆分馆的会议室里，面对着虽然不多，却都是诚心而来的听众，真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是的，没预料到。

当我断断续续、写成一些又撕掉一些、重写许多又反复修改，终于在1992年初秋完成了长篇小说《四牌楼》时，我所想到的只是：能找到一个愿接纳我的出版社，能遇上一个能理解这部书稿的编辑，能顺利地印成书，能有不多的人买它、读它，也就行了。

我不曾有过梦想，无论睡眠中的梦还是所谓“白日梦”里，我都不曾有过《四牌楼》受褒奖、受欢迎的幻象。

我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我都已从“中心”向“边缘”转移了。不仅所谓的“商业大潮”已宣布了我这种不以畅销为目的的小说必得“靠边站”，刻意创新的锐进一族在与我相处友好的同时，也以他们并不针对我的美学宣言，令我自知：不管我的小说里融进了多少新潮的营养，毕竟我小说的骨架还是“写实”，所以纵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种“古曲”式的美学掘进，其时代价位，是不可能高的。

我对这种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是不仅处之泰然，而且甘之如怡的。我的所谓“边缘化”，其实是相对而言，离“最边缘”还远，更无“出局”之虞。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算是找准了自己最恰当的位置。

却忽然得到通知：我的《四牌楼》，在上海市第二届长中篇优秀小说大奖的评定中，荣获了二等奖，并且是唯一的二等奖。

喜出望外，去上海领奖，并参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在他们的读者服务部的签名售书活动。再版的《四牌楼》，一个上午，两个多钟头里，买书的人竟络绎不绝。有的从很远的郊区赶来，若干购书者还留下了他们的名片，希望建立联系，名片的头衔有经理、教师、处长、军医、制片人……据说共卖出了约三四百本，会这么多吗？

上海图书馆提出，要收藏《四牌楼》的手稿。他们此前还没收藏过我这一辈的作家的手稿，为此，馆长还在百忙中亲自来参加接收仪式。

这一连串的幸运，都很容易使我糊涂起来，以为自己“重返中心”了。可是，当在上海图书馆分馆的会议室里，与二十多位与会者围坐在长桌边时，我终于还是清醒过来。

清醒，可为什么感觉上还如梦如幻？

是因为，超级的清醒，如同绘画里的“超级现实主义”一样，反派生出奇诡的效应。

一位与会者对我说：“希望你一定坚持你这样的写法，我们需要！”

他在文学读者的群体中，大概属于不算太多的那个“子系统”。我们对视着，很有点相濡以沫的味道。

我作了《文学与心灵》的讲话。他们静静地听。

我的讲话没有进攻性，同我这个人一样。

我不掌握也没有资格掌握并且也不想掌握“中心话语”，我只想说说自己，说说我的处于“边缘”地带的，也许确是比较古典的美学追求。我所希望有的，只是现在的自己同以往的自己比，在坚持的前提下，又有新的掘进，并且在吸收包括“中心话语”和更其“边缘”的种种话语的营养方面，也更通达。

至今难忘冰心先生沉静地对我说：“人死了，只不过是转过了一扇屏风。”

一直怀念二十多年前一起漫步在前门东大街的情景。

人生如筏，顺流而下，能有几人真正能够坦率交流？至今，我仍能同从、邵二位兄长从容对话。

我认为写实的文学，没有，也更不会死亡。

当然，那种镜面似的描摹现实的小说，也许确会被淘汰。视听文化已如此发达，用文学去跟它们拼，你怎么拼得过？

但是文字自有其威力与魅力，往往恰是视听文化乃至造型艺术所难以企及的，那便是对人的心灵的深入、细腻的开掘。

我所追求的，便是从写实入手，去探索人的心灵，或说是灵魂，干脆说是人性。

我使用一张“三齿耙”。

它的第一个“齿尖”，对着自我。常常惊悚：怎么自己的某些“心思”，竟也埋藏得根植得如此之深？而且，有些最本原的生命冲动，究竟是怎么生发的？在心灵的最漆黑浓酽的地方，所闪动的，是磷光还是爝火？层层剥去那外面的包装，撕开往深里探究，宁不悲苦？

它的第二个“齿尖”，对着他人。所爱者，所仇者，爱恨交糅者，超越情感者，那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所作所为，生死歌哭，悲欢离合，其隐蔽于深处的，也应是人性的涌动激**，能窥见几分么？偶有洞若观火时，不胜诧讶么？不胜欷歔么？

它的第三个“齿尖”，对着大大小小的集群，对着不断变幻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群魂”、“族魄”，那些威武雄壮的群体行为，那些紊乱无序的族间冲撞，其底蕴，究竟是些什么无形而有影的东西，是些何等诡谲而可辨的因素？

或问：为什么只是一张“耙”？“耙”能触及多深？可能仅及“浮皮”。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蹩脚吗？姑存之。

文学之“耙”，当能比农用之“耙”，更深入一些吧。

但这“耙”的三齿，也并非想起社会科学论文的作用。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医学、性学、社会学、行为学、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紊乱学……虽然都间接或直接涉及人性，却都不足以另确立出一门“人性学”。文学之“耙”，一旦“学问化”，离文学的本性便远了——文学是必须有浓厚的非理性因素来宰制的。

我的《四牌楼》，便是用这文学探索的“三齿耙”“耙”出来的。是的，“耙”得还不够深，但也还打动了一些人，包括不少的评委，更有勉励我“不要放弃此路数”的热心读者。

离我们座谈的地方不远，便是万丈的“后现代”红尘，是活生生的“同一空间里不同时间的并置”。里弄里拎马桶的老妪与刚从“伊势丹”买回金手链的少女没工夫互相鄙视，吃完肯德基炸鸡的少年与踱出老城隍庙的老叟全都心满意足，看完《天龙八部》的闲人与奔忙的出租车司机更能和平共处，而暗斗的商人与明争的小贩各自吞咽着他们的苦乐。是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是直观的、简便的、快餐式的、卡通化的、一次性的、强刺激或绝无刺激的、软性的、花花绿绿的、省力省心的、拼盘式的、一次够的、一步到位的文化消费，“严雅纯”的文学？对不起，管你“写实”还是“造境”，古典还是新潮，容易读还是“读不懂”，他们统统“不感冒”！

所以，我在那座谈会上，思路虽极清醒，感觉上却“相对如梦寐”。

我与我的支持者，我们，小小的一群，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共同的“境域”，那是位于与这历史时期的文化中心有一段距离的“边上”，在我们自己的园地中，我鼓舞自己，他们勉励我，仍以“写实”为风骨，挥动“三齿耙”，埋头创作我的小说，造我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