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写作很多年了，起码在30年前，我就写过文章，表述过“我为什么写作”。30年来，我的这类文字，倘搜罗一起，大概够编成一个小册子了。很多次，都是在编辑的盛情邀请下，或记者的热情邀请中，来回答“我为什么写作”的。30年里，也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写你的作品就是了！你为什么写作，拿你的作品一读，便“昭然若揭”，还用得着发宣言么？是的，发一大堆宣言，“严正声明”也好，幽默调侃也好，只是让人知道“为什么写作”，而实际上并没什么作品推出，述而不作，光说不练，实在也没多大意思。我30年来这类文字攒在一起，印成一本书，会有人掏腰包买来读么？实在没有信心。既然如此，这回怎么又写这个话题呢？那是因为，我30年来关于“为什么写作”的表述，在既定的指向上没有摆动，检索起来不至于被认为“前后矛盾”或“跟风逐潮”，但毕竟每次都不是照抄前篇，总多少有些个微妙的变化，把握一下自己写作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公布出来，对自己可以清心醒脑，对关心我写作的人们，也许可以引出更有针对性的批评鞭策。

我曾说过，我是为现世读者而写作的。这是在文学追求趋于多元化后，把自己这一元与他元区别开来的说法。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为自娱而写作”、“为美而写作”、“为下一世纪读者写作”、“为创新而写作”等等写作追求出现。我虽也视写作为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并从写作中获得生命快感，但我写作时是面对读者的，我这里所说的不是泛泛的读者，而是那些近30年来（或至少十多年来），因为读过我的《班主任》或《钟鼓楼》等作品，不因文学新潮的汹涌澎湃而弃我他顾，对我的写作有“追踪性阅读兴趣”的那样一个群体。我渐渐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磨合成了一种默契，因而，我对他们的阅读期望，负有一定的责任。

1998年春节期间，我和几位朋友到郊外一处以乡村风味著称的“向阳屯食村”小酌。该饭馆里有几位可应客人点唱而当场献技的京剧演员，这也是目前京剧不景气，闲置演员自我过瘾并开辟财路的一种可理解现象。他们当中一位穿蓝布长袍的男子，手持一份戏单朝我们走过来，显然，是要我们点戏，可是，那男子忽然认出了我来，便忘记了生意，兴高采烈地向我倾诉起他对我作品的印象与评价来。他说他今年48岁，6岁入戏校坐科攻花脸行，16岁时赶上“文革”……“文革”结束后，首先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里便有我的短篇小说，后来追踪阅读，他觉得《四牌楼》最好，其中“七舅舅”这个人物最耐品味；《风过耳》里仲哥一角则太理想化了；《栖凤楼》中“神秘女子”含义颇深，是否有原型？而且他还读过我的《私人照相簿》，以及许多的随笔，乃至《秦可卿之死》。他鼓励我：“甭改辙，您就这么一路写下去！”这是我30年来，所遇上的众多对我写作有“追踪性阅读兴趣”的最典型一例，他们喜欢我关注现实、咏叹人生、探究人性的写作取向，喜欢我在明白流畅的叙事中适度地从结构、语感等方面创新出奇的笔法。这次邂逅更坚定了我为他们而写作的信心。当然，这个读者群体一定在不停地变动，有人退出，或者也会有新加入者，但在可展望的将来，似相对稳定，数量不是太大，但也不是太小——这就决定了：我的书不是太畅销，但良好的长线销售状态也能使出版社稳获利润。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有相互信赖的出版者，我的写作得以持续，对此，我知足常乐。

《钟鼓楼》成为一本常销书，几乎每年都有加印，我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