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想当个画家的。五六岁的时候，我家来了客人，妈妈常对我说：“乖，画张画儿送给伯伯（或叔叔、舅舅、爷爷、姑姑、娘娘、姐姐……）吧！”我便铺开一张纸，用彩色铅笔认认真真地绘制起来。临到客人走时，我便上前，郑重地献上那画儿，那气概，那心情，怕跟毕加索赠画也相差无几。但有一次我就从窗里看见，一位客人走到街上以后，漫不经心地将我的馈赠团成了一团，轻轻地一丢，那揉成团儿的作品便滚落到阴沟边了。这使我小小的心灵，得到了人生第一次教训。原来得到别人承认，竟是非常之难的。

我放弃了当画家的想法，但我想画出真正的好画儿。

除了“文革”那十年，我始终没有放弃画画。有时画得少，几个月才画一幅，有时兴致勃发，不能抑制，一日画出数幅。

我在作画方面的妄想，早已暴露于人，同行好友有时免不了泼我几瓢冷水。邓友梅是我邻居，当时虽已到中国作协“入阁”，公务缠身，有时倒也不弃，还来我处小坐。我把一幅记录1984年冬到德国访问印象的干棒油画出示给他，他便兜头给我瓢冷水说：“画得如此之满！你该晓得以一当十，计白当黑，方是作画之正理！”他的批评甚是，但朋友的这些冷水，只能将我的画兴泼得更旺，将他送走时，我的告别语是：“过几天画一幅‘不满’的。请你来看！”

其实我还有另一向往，便是登台演出。坦白出这一点也许会让一些人莫名惊诧。我之身材仪容之不够演员标准，自不必说，我的性格，一般都认为是内向的，见到生人，尚且不免手脚不知搁处，登到台上，面对百千观众，该不成了泥胎木雕？但我偏有一种被压抑着的演剧欲，时时想见缝钻出。说来可怜，回顾以往，只在高中毕业前夕，曾在班级联欢时，同另一同学合演过一出小小的讽刺喜剧，剧情是讽刺“美国生活方式”的，剧本好像是从《人民文学》上找来的，我兼导演，排练了好多天，演出时只用了十多分钟，地点是教室，观众是全班同学，大概也有班主任老师。效果如何呢？记得演毕后也有例行的鼓掌，但演出当中，同学们都在嗑着瓜子聊天，真正欣赏我的表演才能的，大概一个没有。后来虽然再无机会登台，但也常常胡思乱想，如：“倘若我演哈姆雷特，那有名的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我该如何处理呢？”现在把这个写在这里，读者读了，会怎样想？但我并不脸红。我相信许许多多的读者，尽管由于种种限制，也不曾在艺术上有所表现，有所成就，但内心深处，原是有着种种“胡思乱想”，想借某些艺术形式，一泄自己的情绪和向往的，因此，我们的心，应是相通的。

时下音响设备几乎家家都有，只不过水平不同。我们生活中的音乐确实是多起来了。但我总有点怅怅然。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人们自己放喉唱的时候似乎少了，其实音乐这个东西，光听，还不足以发泄自己的满腔的情感，必得自己弹唱，方能一抒胸臆。我小的时候，我们一群红领巾，便常常放喉高唱，回到家中，一边准备功课，或一边收拾书包，也就一边唱了起来。最难忘傍晚时分，散步到湖边林中，听到一群大姑娘、小伙子在看不见的地方齐声唱着一支抒情歌曲，那时真觉得人在美中行，心也愿意求真、为善了。“文革”中的高音喇叭，以强迫性的“学唱样板戏”，败坏了人们的乐思歌喉，从此，生活中的自我吟唱大大减少。如今是到处有播放的乐声，而人们的自然的随口歌唱，尚未恢复到往昔那种水平，你说我怎不怅然？我的喉咙，何以久不歌唱？难道让自己心中的歌从自己的喉中飞出，不比什么高级组合音响设备更值得追求吗？那年那月，在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决定关闭录音机不听，而大家来自由歌唱，我几经犹豫，终于当众唱了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曲终了，大家感动，我也几乎热泪盈眶，因为我们都感觉仿佛拣拾回了一些什么宝贵的东西。

从本性上，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都有从事艺术创造的权利，都能从中使自己和别人得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