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坡

一次去西郊，看望宗璞大姐。闲谈中，她提及1981年夏天，我在兰州给她画像的事，说那张画儿她仍保留着。那是一幅方形的水彩画，画的是宗璞大姐在未名湖畔，背倚一株大树，借着朝霞和湖光，读一册厚书。当时她的女儿小玉说我画得挺像，儿童不会恭维，可见的确捕捉到了一点大姐的神韵。大姐随之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画水彩画的。

我便告诉大姐，大约是上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才十二三岁（我五岁上小学，所以比一般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小），因为受到家里的熏陶，开始热爱文学艺术，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拿到手的文艺书籍外，我还常以两种游戏自娱，那头一种，便是自己“编辑”、“出版”文艺杂志。

记得“出版”得期数最多的杂志，是用小32开白纸横向装订，除了里面的文字中附有钢笔画的插图外，封面上总画有一幅水彩画，那刊名便叫《斜坡》。

宗璞大姐听我这么一回忆，笑了，又问我：“怎么给你的杂志取这么个怪名字呢？”

说真的，我也记不清究竟为什么要取这么个怪名字了。从宗璞大姐处回来不久，我应约给一家杂志写创作随感录，不禁袭用了多年前的这个刊名《斜坡》，并在其中写道：

斜坡，

上攀艰难，

下滑容易。

似乎很有点哲理性——但这其实是多年以后的我才有的感慨，在那十二三岁的烂漫岁月，我是不可能有这类思维的。

仔细地回忆，那《斜坡》的第一期，封面上似乎画着一道开满鲜花的斜坡，上面站着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怀中抱着一大束鲜花。也许，我当时是先图而后题，因为画一道斜坡，所以就将那“刊物”命名为《斜坡》了。嗯，想来就是那么回事儿。

听到我说这些事，有人也许会认为我是个创作天才，但只要我把“底细”一露，便“真相大白”。

那《斜坡》杂志封面上的水彩画，全非创作，而是从杂志上登的图画中模仿而来的。即如刚才所说的“创刊号”的封面画，记得便是照着当时的一本苏联儿童画报《木乐济尔卡》中的彩色插图，“依样画葫芦”搞出来的。唯一的“独创性”，不过是把那抱花小姑娘的头发从黄色变成黑色而已。

里面的“作品”呢？大体上是三类。一类是把我读过而喜欢的小诗、小文，照抄上去，当然，还署原作者的名字，但附上我为他们制作的拙劣的插图，这当然很有偷窃版权之嫌。另一类是我根据自己看过的电影，编写的类似“故事梗概”的一类文字，这类便可署上自己的“笔名”了（记得用过的这类“笔名”有杨弟、赵壮汉、陆离、文质彬……等等），好像“创刊号”上的那篇，便是苏联电影《雾海孤帆》的故事。第三类才是我自己独立写出的东西，幼稚不堪，敷衍成篇，以至今天我回忆时，头两类的“作品”尚可忆及一二，这一类的“作品”除了几个题目外，竟毫无印象可寻了。

需说明的是：里面的字迹并不那么工整，而我的画技，也始终未达到入门的水平。总之，那些玩意儿实在近乎胡闹。

到24岁那年，遇上了大家都遇上过的赶紧烧“罪证”的劫难，《斜坡》之类自然便**然无存了。

也没什么可惜的，现在想起来，只是一笑。

但我对文学艺术的痴迷症，却是从那时染上而至今未愈的。

家族文学基因

谁一定要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么？换句话说，谁启发了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呢？

没有。

父亲常向我提起在我出生前十年便牺牲于“一·二八”事件日寇轰炸中的祖父。祖父是晚清举人，后官费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学的是“人类学”，回国后曾在北京任蒙藏院佥事。大革命时期南下参加革命，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后又随北伐军北上，光复武汉不久，经历了国民党发动的血腥“清党”，流亡到上海，著七言旧体长诗《哀江南》，抒发愤怒和哀痛。父亲说那首长诗曾由“神州国光社”印过1000册，他能背诵出其中许多段落。这样，祖父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就相当高大，在我的意识之中，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但父亲向我讲述祖父的事情时却并无鼓励我当诗人之意，他不过是要我像祖父那样保持做人的正直与刚强。

父亲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京剧艺术的爱好者。1949年以后，父亲一度很受重视，从重庆调到北京，在海关总署任职，工作很忙，但他枕下却也经常压着一些临睡前调剂精神的线装书——版本都不怎么好，那自然是他不许我看的。但我却偷看过几部，如《石头记》、《浮生六记》等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以为父亲仅仅是个一般的欣赏者。“**”中，父亲在一所军事院校任教，被“造反派”彻底地抄了一次家，结果抄出了一册他珍藏在箱底的手稿，那是他二十出头时尝试创作的一部章回体小说，叫《铁兰花》，大约只写了十来回，便中断了。这一文学尝试，他可从未对子女说过，就是母亲，见了大字报在公布一系列“罪证”时竟夹有一条“写作大毒草《铁兰花》”，也不禁愕然。可惜父亲偏在好日子复来时因患脑溢血而逝世了。有时我不禁想，假设父亲仍在世，当他知道我不仅违背了他的宿愿没有去学医当大夫，而且也没有再当教师和编辑，而是专门搞文学创作时，他该会怎么说呢？多半会笑着摇头，说“何必……”吧？那我就要“将”他一军：“您当年不也暗暗地做过文学梦吗？《铁兰花》不就是明证吗？”

母亲和父亲一样，虽是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却更希望子女去为祖国搞一点“实业”，只不过母亲比父亲宽厚随和一些罢了。

大哥解放战争中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来在部队中专攻汽车技术。二哥先学造纸，后来成为抗菌素工业研究所的工程师。姐姐学的是农业机械，当过拖拉机总体运用专业的研究生。他们都不负父母的厚望，从事“实业”，服务于祖国和人民。

唯有小哥哥和我，一个先在北大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后来这类专业人员过剩而改行教英语；一个走了一条教师——编辑——专业写作的道路，成了所谓“文人”。这实在是出乎父母所望。

然而，说到底，我的痴迷于文学艺术，又确确实实出于家庭的熏陶。

父亲书架和枕边乃至枕下的那些中国古典小说、笔记、野史……对我难道不是一种引诱吗？

母亲说起《红楼梦》，如数家珍，由我家桌上的一盘菜可以联想到“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又可以随时回答我们诸如周瑞家的和秦显家的是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对我难道不是一种渗透吗？

大哥在家信中不时夹带他的诗作。二哥在迷恋照相印相时将他的一副侧影与钢笔、白云之类放大叠印，戏题为“作家之梦”。小哥说话中不时使用脂砚斋《评石头记》的辞句引人发噱，什么“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草灰蛇线，伏延千里”。姐姐从东北农机学院回北京过暑假，居然整整几天靠在**读大本的苏联翻译小说《大学生》、《收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凡此种种，难道对我不也是一种启迪吗？

戏剧家之梦

少年的心，天上的云。

中学阶段，我曾有过许多梦想，并不是只想搞文学艺术。因为班上有一些同学体育上很行，有的在全国速滑比赛中夺到名次，有的学校准假到外地去参加举重比赛，引得一大批同学，包括我这种那时其实是瘦弱多病的男生，都一度迷恋于体育。于是在我的床头，普希金和罗曼·罗兰的画像竟被挤到了一边，而陈镜开、黄强辉、赵庆奎这些当时的举重明星照片竟占据了中央位置……不过那也仅是一阵旋风，现在想起来，真忍俊不禁。

我生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童年在山城重庆南岸度过，八岁后定居北京再没有离开，对山城重庆的回忆虽然模糊，却还很生动，仿佛大写意的水墨画。

就是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里，我首先选择的，也并不是文学。

上面讲过，我少年时代曾迷恋两种游戏，一种游戏是“编辑出版”文艺杂志。另一种呢？便是“自编自导自演自观”戏剧。怎么个搞法？将我家的椅子，当作一个舞台，用一些铅丝、碎布、头巾，构成前幕、侧幕、天幕，然后或自己画，或从画报上剪，弄出一些房子呀、树木呀之类的“景片”，还用手电筒“布光”，于是便可“开演”了。“演员”有时连纸人都不是，就用一些玩旧了不成套的积木片儿，依据我的想象，用手把它们挪来挪去，这个要把那个打死，于是嘴里一声“砰”，手指便扳倒一个，另一个则晃三晃——因为他后悔不迭，心中发虚，等等。那时已有十三四岁了，这样一个人玩，从旁看去，大约近乎疯癫，然而我就那样度过了许多课余时光。

再大一些，不这么玩了。不再是随父母兄妹去剧场观剧，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那时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因此我几乎看过那一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每一个剧目，从最优秀的剧目到演过就算的剧目，我全看过，有的还不止看过一遍。比如，我记得那时我至少看过五次《雷雨》。有一回大约是演蘩漪的吕恩病了，结果原来演鲁妈的赵韫如改演蘩漪，这样我就在很近的时间内既看了赵韫如演鲁妈又看了她演蘩漪。印象之中，我以为她演蘩漪更为出色，我不明白为什么导演却认为她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演鲁妈。

在高三毕业前夕的新年晚会上，我导演并演出了一出小剧，好像是一出讽刺美国社会畸形现象的喜剧，剧本是从当时一本杂志上选的。一贯连起立回答老师问题也不免脸红的我，竟突然以喜剧角色面目出现在同学们面前，自然令他们大吃一惊。但也仅只是吃惊而已，剧终时，观众们只忙着嗑他们的瓜子，似乎没有几个鼓掌的。

可是我却狂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去当戏剧家了。

高三毕业后，我去中央戏剧学校一试，居然好意思报导演系。记得初试时我朗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郭沫若《女神》中的一首短诗，我激动得要命，末了主考教师不得不首先对我说：“你干吗那么使劲地嚷呢？”

但是初试的五百多名考生经过筛汰后，留下的三十来个可以复试的考生中，仍然有我。

我的小品考砸了。主考教师给我一盏马灯，让我设计一个小品。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娇生惯养，连马灯该怎么点燃都弄不清，我只好请求他们另给我出一个题目。结果心慌意乱中，我连那个本来与我生活相近的题目也没做好。如果不心慌意乱呢？我大概也做不好。

我没有考取。

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把这件事隐蔽起来，说实在的，我有一种羞耻感。

现在我已步入中老年，失败过的事太多了。我终于懂得，在事业的道路上，失败不仅不是羞耻，而恰恰值得珍视。

我一般不在文章中引用先哲的话，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看时下许多文章中总爱引用若干先哲先贤的话，为避免文章写法与人雷同计，我便尽可能一句也不引。但此时此刻我却不能不将曾在我灵魂中烙下很深印迹的这句罗曼·罗兰的话录在下面：

“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鸡啄米

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试着给报刊投寄稿件。

我已经记不清都投寄过些什么。总之，不是投给“中学生征文”或“幼苗”一类的专栏，而是大摇大摆地作为成年人向报刊投寄“正式”的作品。

屡投屡退。

那时候，刘绍棠已经是知名作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引起强烈反响，我们的文坛正孕育着、发生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而我对这些事的了解却处于鸿蒙未开的混沌状态。唯一的一次接近成功的情况，是《少年文艺》杂志把我寄去的短篇小说《旗手》打了回来，但附有一封手写的编辑部信件，提了几条意见，让我修改。那个短篇大约是写一次少先队的中队活动，登香山“鬼见愁”，中队旗不慎掉到了悬崖边，于是两名护旗手一个表现得惊慌胆小，另一个则勇敢地爬到悬崖边取回了队旗。素材是取自我们班上的一次少先队活动，但写得非常幼稚。我兴冲冲地修改了一遍，满怀希望地寄回了编辑部。记不清是石沉大海还是终于退了回来，总之是没有刊出，自然很伤心。

伤心归伤心，投稿仍未中断。

到了1958年，我上到高二的时候，才终于在当时的《读书》杂志登出了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寄稿子去时我没说自己是还在上学的中学生，只写了家庭地址。结果编辑部大约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成年人，登出后寄给我刊物时，附信请我“不吝赐稿”。我当然“不吝”，但寄去的稿子一定令他们哑然失笑——他们看出我不过是个一知半解的少年人，因此都婉辞退回了。

我朦胧地意识到，归根结底每个人还得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过了一年，我不再装成大人样了，我以中学生的面目给刚创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寄小稿子。我寄去了个小小的快板剧本《王大妈让房》，内容是街道上办托儿所没有房子，一位王大妈主动让出了自己的私房，供办托儿所用。编辑部给退了回来，但在油印的统一格式的退稿信下面，一位编辑顺笔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说：你写得挺生动，但报纸不宜提倡公占私房，你是否另写点别的试试。我很快就“另写了”几首儿童诗寄去，结果其中一首很快便登了出来。编辑并写信告诉我另两首也留下备用，后来不但用了那两首，还陆续登出了我接着寄去的几篇“一分钟小说”。

后来《北京晚报》副刊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把我也请去了。至今我仍然非常感激《北京晚报》的那几位同志：王纪刚、顾行、刘孟洪（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晚报》复刊时，又回到原有岗位上而辛勤工作）。他们见到我只是一个17岁的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时，既不惊讶也不歧视，既不吹捧也不苛求，平等待我，一视同仁。他们使我从少年时代便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编辑部取舍稿子只看质量，而并不把资历、地位、名气、背景搁在头里，因此只要我严肃认真地写稿，投寄去便有可能刊出。

到1966年夏天，《北京晚报》被当作“反党喉舌”被迫停刊止，我大约在上面发表了50篇文章，属于“一分钟小说”、“一夕谈”、“儿童诗篇”、“影剧随感录”、散文、散文诗等不同的类别。此外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小小说、杂文、小品、剧评。

现在偶尔从旧报纸上看见这类“豆腐块”，我总不免脸红，确确实实脸红。

穿开裆裤的照片，就是那么个性质。

然而，我就是这么开始我的写作活动的，多么卑微，多么简陋。

“你看你，又‘鸡啄米’！”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家独立生活，妈妈看见我伏案写稿，总不免调侃地说：“你这样‘鸡啄米’还要啄到几时啊！”

的确，笔在稿纸上一格一格地移动，那动势，那笔尖摩擦纸面的声音，都令人联想到鸡从地上啄食米粒。

真没想到，我现在竟成了专业“啄米”的“鸡”。啄到几时？怕很难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