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读书乐

我读初中时，姐姐已经上大学了。我和父母住在北京，姐姐是在哈尔滨上大学，因此，每临近寒暑假，我就盼姐姐回家。

放假了！姐姐回家了！我真是快活得不得了！记得我学会了在墙壁上“贴饼子”，就是两手撑地，把双腿往上甩，牵引身体倒竖，把一双脚落在墙壁上。姐姐刚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她眼前“贴饼子”，希望她发出惊叹声。可是姐姐一点也不夸赞我，还批评我用鞋底弄脏了墙。后来，我又学会了完全不用墙壁支撑身体的“竖蜻蜓”（或称“拿大顶”），姐姐一到家，我就得意地倒立着，在她眼前走来走去，姐姐也仅是淡淡地夸我两句，使我很败兴。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姐姐回北京过寒暑假。姐姐除了帮妈妈做些家务事、跟中学老同学聚会，以及用妈妈的一架老式的手摇缝纫机给自己做新衣，就是看小说。我记得那时候，除了吃饭、睡觉，她几乎一直斜躺在**，倚着被褥枕头看小说。可以说，看得昏天黑地！我的父母对子女一贯很温情，尤其是对子女看书，只要看的是好书，那么就很纵容。比如说姐姐看小说竟看上一整天，爸爸妈妈绝不干涉，更不会催她去做什么家务事。姐姐如此这般地看小说，不跟我玩，我当然不高兴，有时就跟她捣些乱，比如在她旁边发出怪声呀，假传爸爸妈妈的“圣旨”呀，让她去做某件事呀，可是大都收效甚微，她依然津津有味地只顾读手中所捧的书。而且，她还会忽然命令我，让我给她送杯茶，或让我把她的梳子找出来递给她，以便梳一梳倚靠中搞乱了的头发。我虽嘴里嘟嘟囔囔，实际行动上，却很乐于为她服务。

半个多世纪以后是我抱住了二哥。岁月悠悠，手足之情愈加浓酽。

始终记得和阿姐一起看过的书、唱过的歌……

姐姐读小说的嗜好，很快地传染给了我。记得有一天，姐姐的中学同学约她出去玩，我便到她**枕边，翻看她读的那些书。结果，好像是一本《简·爱》，意外地吸引了我，我竟趴在她的床边，一页页地读了下去，直到她玩完了回来，我还在那里读。

那时，作为一名初中生，我原来读的，大体上是些少儿读物，如美国童话《绿野仙踪》、苏联童话《哈哈镜王国历险记》、意大利童话《洋葱头历险记》……当然更少不了《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除了童话和民间故事，那时我喜欢读的小说有苏联盖达尔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远方》、《蓝杯》、《鼓手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以及那时《少年文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短篇小说。当然，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少数成人读物。是姐姐，通过她的假期阅读，把我正式引入了成人读物的天地。记得那时，一般是她先读，然后我接过去读，所读的，大体上分三类。一类是苏联长篇小说，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钢与渣》、《青年近卫军》、《虹》等等。一类是外国古典名著，如《大卫·科波菲尔》、《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卡斯特桥市长》、《安吉堡的磨工》、《贵族之家》、《复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一类是中国古今名著，如《红楼梦》、《家》、《骆驼祥子》、《死水微澜》等。那时像《青春之歌》等后来风靡一时的当代长篇小说还没出现，所以我们读当代长篇小说不多。渐渐地，我们姐弟间也会就读过的小说，很随意地交换些意见。当然，姐姐免不了笑我幼稚，我也免不了跟她抬杠犟嘴，但“开卷有益”，在独自默思与相对笑谈之中，也就体现出来了。

我给小哥当哑奴

我上高中时，有一回在教室里谈笑，我提到奥勃洛莫夫，语文老师恰巧进来听见，吃了一惊。如果我提到的是叶甫根尼·奥涅金，他大概不会那样吃惊，那时喜欢俄罗斯古典文学的高中生阅读过普希金的著作不能算太稀奇，可是阅读过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并且拿那小说里的主人公当谈资，这确实让他想不到。那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没有什么有趣的情节，好几百页过去，那从第一页就在**的奥勃洛莫夫竟还没有起床！老师问我是怎么读到这本小说的？我告诉他，是我小哥介绍给我的。我们家小哥学历最光彩，他是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生，本来是应该成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没想到他毕业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俄语人才过剩，他被分配到湖南一所县级中学去了。小哥虽然没能从事上俄罗斯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但他把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那特殊韵味的领悟，传递给了我。我在1958年，上高二时，第一回投稿成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一篇文章，不消说，这跟小哥对我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小哥在北大是京剧社的活跃分子，他专攻梅派青衣，在北大礼堂粉墨登场，出演过《玉堂春》、《大登殿》、《二堂舍子》，高腔遏云，低哦婉转，身段飘逸，表情细腻，常常博得满堂喝彩。当时的校长马寅初和许多著名的教授，都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观看北大京剧社的假日演出。小哥那时发愿要排出梅派名剧《宇宙锋》的“装疯”一场，以飨厚爱他的观众。那出戏里的赵艳容唱段吃重，还有大量复杂的身段，许多身段必须是与哑奴一起配合着完成，于是，小哥就拉我权充哑奴，与他一起排练。我不断地笑场，还故意捣乱，未必对他有多少帮助，但在那样的嬉戏中，我对京剧艺术多了一分理解与爱好，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难得的营养。

我们全家都热爱《红楼梦》，小哥对金陵十二钗常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一回他从湖南回北京，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十三中任教，他借住在我宿舍里，晚上我们俩聊《红楼梦》，开始低声细气，后来不知怎么的争执起来，声音都变粗了，结果第二天隔壁宿舍的同事善意地把我们的争执学舌一番，闹得我脸上发烧。近年来我撰写有关《红楼梦》的书，小哥提供了若干很好的建议。

我走上文坛以后，小哥是我最热心的读者，他对我的每一本书都细读详批，尤其是对《四牌楼》，他把“批注本”从成都寄给我，我读到他那些认真的批评，心弦颤个不停。我告诉他《四牌楼》虽然得了上海的一个奖，但离轰动、畅销距离不小，他鼓励我说：“莫求一时灿烂，丝从心里吐，线从魂里拈，才能织出耐久的锦缎——能有一批人欣赏，你也就该知足了！”

小哥从成都一所大学退休后，生活虽然清贫，却情趣盎然、自得其乐，他陆续撰写出一些关于京剧艺术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京剧》等杂志上，我们通信、通电话，大多是交流对文学艺术的看法。

人生需要坚实的情感支撑，除了爱情、友情，家族成员间的相濡以沫、砥砺鼓舞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