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发了火，要打我和另一位男孩子的手心，但他忘了带戒尺，于是乎大喝一声：

“滚出去！自己找一根棍子来！”

我们就“滚”出教室去了，各自找棍子。

教室后面是一个废园，杂草之中有丛丛灌木。我认认真真地找棍子。最后认定了一丛灌木的一根枝条，那根枝条捋掉了叶子后光光的、圆圆的、直直的，符合“棍子”的定义。然而我怎么也撅不断它——它那饱含汁液的枝干和相当坚韧的外皮就是不肯完全断裂。我几乎使尽了全身力气，并且沁出了满额的汗珠，还蹭破了手上的肉皮，最后一个屁股蹲儿跌下去，才总算让它断离。

我拿着那根枝条回到教室，发现老师正在打那位与我同罪的男孩，用的是一根很细很脆的树枝，随着击打连连断落，引得满室同学发出强忍不住的笑声。当那位同窗哭丧着脸走回座位时，我上前将自己找来的棍子递到老师手中，前排的几位女同学先忍不住“嗤”地笑出声来，结果迅即地引出一个哄堂——因为大家都看出来，我为自己挨打找来了一根货真价实的硬木棍！

至今回想起来，我还为自己的这一行为感到莫名的惊诧——我为什么会那样呢？

倘是写小说，我往下写时或许会这样设计：老师接过那根硬木棍，望了望，忽然改主意，不打我了……然而那天存在过的事实是，老师毫不含糊地就用那根硬木棍抽打了我的手心，足足20下，使我疼得钻心，并且手心肿起老高，很多天后才平复下去。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老师严肃地说：“全班同学必须每四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学习小组，每天晚上集体复习功课，哪位同学家里有条件开展小组活动，请举手！”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因为我想我家有一张八仙桌，正好四个人围着复习功课。

老师派定了三位同学到我家。晚饭后，我把八仙桌拖到了屋子当中——它原是靠墙放的，并且准备好了四杯热茶。三位同学到了，他们的眼神也许有点异样，但当时我没注意到，我以为我们小组的活动开展得很好。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正讨论数学习题，忽然一位男同学小声问我：“刚才那倒茶的，是你家保姆？”

“哪里！”我告诉他：“是我妈！”

我心里头有了点不愉快，我记得我当着他们叫过“妈”的。我妈妈当时穿得比较差，因为她每天要给爸爸和我做三顿饭，而我家是很注重吃的，她大量时间泡在厨房里，烟熏火燎的，所以没必要穿好看的新衣服，其实她是有那样一些衣服的，去亲友家做客时她才穿，我知道的。

复习完数学，一位女同学又小声问我：“你们家怎么连沙发都没有呢？”

是没有沙发，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买沙发，那是他们的事。

临到他们都走的时候，另一位男同学又小声问我：“你们家怎么不养点鱼呀什么的？”

这我就更答不上来了。

后来知道别的家庭学习小组都没能坚持搞下去，我们小组也就散了。班主任说话仍然那么严肃乃至于严厉，但对于这些小组解体他并没有追究。

我很少到同学家串门，过了挺长一段时间，我才去了那三位同学家。一位男同学家是个独门独院，他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在他家不仅可以开展小组活动，甚至可以把全班同学请去聚会。另一位男同学家光客厅就足有28平方米，并且有好大的一个“水族箱”（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称呼，我叫成“大方玻璃鱼缸”），里面有百十条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热带鱼在欢快地遨游。那位女同学家有整整一圈皮沙发，坐在那些皮沙发上讨论功课是非常惬意的，聊闲天更是神仙般的感受。然而当班主任老师问：“哪位同学家里有条件开展小组活动”时，他们都懂得谦虚谨慎，只有我狂傲地举起了手来——仅仅因为我家小小的两间屋子里有一张陈旧的八仙桌。

中学最后一年的头一个学期，班主任老师说要召开一次家长会，发给每个同学一张通知单，我回到家就把那张通知单交给了妈妈。

那次家长会定在一个星期日召开，妈妈去了。她很胖，走路移动步子很迟缓，可是她一步步地挪到学校去了。结果，那一次家长会只到了两位家长。本来定在教室开，人太少，班主任老师便把两位家长请到他宿舍中去坐着聊。那位家长似乎并没聊出什么，主要是妈妈聊。妈妈说话很慢，同她走路一样地迟缓，然而她一句跟着一句地对班主任倾诉，倾诉我在家里闹脾气的种种情况。

回想起来，我在那一阶段，内心莫可名状的**确乎超出了同龄人，爸爸妈妈不理解我，连我自己也不能认知自己。我在学校里面，当着老师、同学，是安静的、温柔的、羞涩的、不引人注意的，然而在家里，我却会无端地烦躁、粗暴、哭闹。以至弄得邻居们也都怪讶我的表现，使爸爸妈妈除了承受我直接给予的刺激外，还要承受邻居们的鄙夷目光、窃窃私议乃至于当面讥评，所以妈妈主动积极地去赴家长会，并且不以到会人奇少而生遗憾，反以能同班主任老师尽兴倾诉而感荣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我妈妈是一个天性良善、毫无城府的人，并且她一生中从未减退过对我的挚爱，我知道她向班主任老师倾诉一切绝无“告状”心理，她纯朴地认为班主任老师可以帮助我克服存在的问题。

谁想妈妈的这一行动给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班主任老师从此认定我是一个“两面派”。那位当时在场的家长回家后自然把听到的情况当作一桩新闻，学舌给了她的儿子，她那儿子即我的同窗自然很快又把我的笑话和丑态传达给了别的同学，这就不仅使我从此后脊梁添了遥戳的手指，并且使班上的团干部认定我绝无资格入团，其中情绪最激烈者甚至认为我“品质恶劣”。这就导致了我毕业时的操行评语十分不雅，并影响了我在高考中的命运。

现在回想起来，也实在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那时在家中确实有过若干荒唐的表现，比如我非要把八仙桌四边蒙上布单，自己钻进去独坐，想象自己是在一个深邃的地洞中，可以派生许多的奇遇。爸爸妈妈觉得我幼稚不堪，让我出来，我不干，他们撤布单，我就跟他们吵闹，等等。当时的班主任和团干部们，不可能从生理、心理、性格、气质等角度出发，来理解我，疏导我，他们一律归结为思想意识问题、道德品质问题，那是很自然的。

现在仍令我自己惊讶的，是我明明知道妈妈去开家长会可能会暴露出我的另一面目，我怎么会毫不犹豫地将家长会通知书交给了她？并且她去赴会时乃至赴会回来后，我为何一直麻木不仁？倘是编小说，我不会把那次家长会写成只有两位家长到会的——那会被认为“情节设计不合理”——然而事实就是那样的，可见当时并不存在着一种压力，使同学们觉得必须把通知单交给家长——我敢说一定有许多同学根本就没把通知书交给父母。而有不少家长，看到通知书也并不以为应当来开那次的家长会，因为离毕业还有差不多一年呢。总之我又成了一个“大傻帽儿”，就同那回找了一根硬木棍条给老师打自己手心一样，也跟那回只因为家里有一张八仙桌便举手让人家来我家搞小组活动一样。

这些往事，不知怎地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我感到害臊，但，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