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岛到上海,只用了一天时间。
1934年11月2日,萧红和萧军、张梅林带着一身难闻的咸鱼味从四等舱爬上轮船上层的甲板,他们伸展着因长时间席地而坐变得有些僵硬的腿脚,小心翼翼踏上上海的土地。
这里就是大上海,十里洋场到处都是灯红酒绿,街边从某些商铺某些娱乐场所传出留声机的音乐,香软的靡靡之音弥漫在昏暗、暧昧、湿冷的风中。到处是月份牌美人那样的广告招牌,街面上的穷人看上去和别的城市没多大差别,富人确实能看出和别处的不一样,特别是街头行走的摩登女郎,尽管已经是初冬,但她们穿着高开衩的旗袍,那气质那装扮尽显婀娜多姿。
从一家大百货公司的橱窗旁走过,里面的陈列看上去非常高大上。一个裹着高档时装的女子从他们身边走过,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水味道,萧军吸吸鼻子,回头悄声对走在后面的萧红说:“上海的香水味道真好,等我们有钱了,我也给你买它三五瓶。”
这句话把一直沉着脸赶路的萧红逗笑了,她说:“真老土,那是巴黎香水,很贵的。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这话有点“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感觉,三个人很轻松地笑了起来,这是他们踏上上海土地之后,第一次开心大笑。
夹裹在这样的行人中,萧红显得寒酸单薄,灰头土脸的。她跟在萧军和张梅林后面,紧紧追赶着他们,那双磨掉了半个跟的旧皮鞋已经有些不合脚了,踢里踏拉的。平时和萧军一起出行的时候,也总是这样,萧军在前面迈开大步欻欻走,萧红一溜小跑在后面追赶,从来没有从从容容散过步。
三人先是找了一家档次不是很高的旅店住下,然后开始租房子。
只要有钱,房子是好租的。但因为钱紧,他们只能找廉价的出租房。
最终,梅林去了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一个同学租的亭子间拼住。萧红他们在拉都411弄的福显坊22号租到了房子,他们租的这个房子是拉都北端一个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
荒岛书店老板孙乐文给他们的四十元钱除了买从青岛到上海的船票,租下这个小亭子间后,又采购了一袋面粉,一只小泥火炉,外带一点木炭和锅碗瓢勺油盐酱醋什么的生活必需品,四十元钱用光了,他们又把全部积蓄几乎都投到了里面。
萧军摸摸衣袋,告诉萧红:“咱们现在袋子里只有十二块钱了。”
“没关系,采买的这些东西支撑半个多月没问题。”萧红正用抹布认真擦桌子,她看上去很乐观,手头还能剩下十二块钱已经大大超出了她的意料。当年她在哈尔滨街头流浪时,最贫困的时候分文皆无,现在居然还有十二块钱,还有这么多吃的用的,她已经很知足了。
经济拮据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这几年,萧红的每个冬季几乎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她已经有了抗寒冷饥饿的免疫力。
他们租的房子就是现在的襄阳南路351号那幢粉黄色拉毛外墙公寓,如今,那座民国年间的老房子像一座古董屹立在城市很中心的位置。当年,这里并不是上海的中心地带,那时节这里是比较偏僻的,属于临近上海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当时房子是新盖成的砖房,但里面的条件比较简陋,楼梯光线昏暗,在屋子里透过窗户往外看,能依稀看到外面的农户的菜地和看守菜地的窝棚。租住这样的位置往往要便宜得多,他们并不是看好了这里临近城郊,空气新鲜,而是没有足够的资金租更好的房子。
出租弄堂里的小亭子间是上海人独到的精明之处,租这种狭小黑暗的小房间的,都是混在上海落魄失意的海漂。对于曾经在街头有过居无定所流浪的经历,曾经住过阴暗潮湿的偏厦子的萧红来说,在国际大都市上海有一个亭子间住,她已经很满足了。她勤快地安顿着自己的新家,还好,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内,一个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木椅,也算温馨。有一张小书桌,这张小桌子其实算不上书桌,但好歹可以在上面写作,有它就齐活了。
这里和哈尔滨租住的偏厦子一样,没有炉火,没有阳光,到处充斥着阴冷,唯一有区别的是,这里有电灯,晚上不用点着蜡烛秉烛写作。
把一切各就各位安顿好,萧红兴奋而疲惫地仰面躺在硬的有些硌腰的**,长吁一口气:谢天谢地,从今天起,我们就算在上海落下脚了。
萧红对窗外的那片菜地很满意,她自言自语,也似乎在告诉萧军:“外面的这个菜园还有点诗意。”
萧军正在对着墙壁费力地挂他自己的一张黑炭画的背影画像,刚才,他已经挂好了一张很有情趣的很典雅的人物风景画,这两张图片上墙之后,屋子内立即多了几分文化气息。他配合着萧红的心情说:“嗯,只要你认为有诗意就好,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是很难写作的。”
萧红趁着心情好,开始和面,准备烙葱油饼。
张梅林来看他们,见面就说,“别做饭了,我们到外面喝几盅,庆贺庆贺从青岛乔迁到人间天堂上海。”
萧红并没有被这种**所打动,她依然头也不抬地和面,依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没有闲钱到饭店搞庆贺活动的。不过,他们还是咬了咬牙,买来一斤牛肉,熬了一锅香喷喷的牛肉青菜汤,就着萧红做的烙饼,象征性地对这次迁居上海做了一个小小的庆祝。
他们开始静下心来写作,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完稿后还没来得及修改,趁着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开始修改文稿。萧红像一个称职的秘书,在寸寸寒冷时光里,帮他抄写修改后的稿子。工作一会儿,她的手就会被冻僵,湿冷的气息包裹着她,呵呵手让那份僵硬稍稍融化一下,然后接着写。
他们除了修改稿子,也在创作新作品,希望能靠着发表作品的稿费维生,但是,寄出去的稿件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袋面粉马上要吃完了,如果还是没有作品发表,他们只能想别的办法维生了。萧军戏称他们两个是两只土拨鼠,从青岛逃到上海,没有朋友,一切都是陌生的,连天空看起来也是生疏的。
在让人透不过气的潮湿寒冷和看不到希望与前途的沉郁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修改完成。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和鲁迅通信,只是通信,并没有见过面。
鲁迅基本上每信必复,信都是回给萧军的,有时候会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萧红对此提出了抗议,之后鲁迅回信的时候开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姐姐,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鲁迅的幽默一下子拉近了他们心与心的距离,他们非常想见见这位恩师。
11月27日,鲁迅回信了,约他们三天后的下午到内山书店见面。
得到这个消息,她们的心兴奋得狂乱地跳着。鲁迅在这些文学青年心目中不是一般的偶像和巨匠,他是一个神,是他们这些草根作者认为高不可攀的大人物。现在,这个高不可攀的大师级人物来信,说要和他们见一面,他们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福,他们要把这份激动和朋友一起分享。于是,他们找到张梅林,告诉他,鲁迅先生要和他们见面了。
等待,心焦而忐忑地等待着和一直景仰的鲁迅见面的日子。
11月30日下午,按照约定好的时间,他们提前了一点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这样做显得礼貌一些,他们觉得,不能让鲁迅先生来等他们这样的小辈。
走进书店,却发现鲁迅居然先他们而到,正坐在那里等着他们,这让他们更加不知所措。他们设计了许多和鲁迅见面的情景,但在他们的预案中,没有设计他们迟到的应对措施,所以,一时间两个人都有些慌乱。
鲁迅从座位上站起来,腋下还挟着个带花纹包皮的小包袱,走过来平静地问:“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当时,鲁迅穿了一件黑色的短长袍,短长袍有些瘦,藏青色的西服裤子的裤管也有些窄,在瘦窄的服装束缚中,更显出他的瘦。
萧军和萧红步调不很一致地点着头,原先设计的那些问候语全忘到九霄云外了。
鲁迅和蔼地笑笑说:“我们走吧!”
还要走?去哪儿?他们不敢多问,跟在鲁迅后面走出书店,向附近一家咖啡店走去,那是霞飞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店。
外面的天空有些阴霾,上海的冬天,这种没有阳光的日子很多。阴冷的天空正刮着冷风,鲁迅走在前面,不时咳嗽几声。萧红先是盯着鲁迅那双穿着黑色橡胶底网球鞋的脚,而后把目光向上移,她注意到,他背影消瘦,再加上本来个子就不高,在粗大威猛的萧军衬托下更觉瘦小,就是这个瘦小羸弱的身影,引领着他们走上了文学正途。
走进咖啡店的雅间,萧军萧红诚惶诚恐,鲁迅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率先打破沉默,轻松和他们谈笑。在他们心目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鲁迅,原来这样平和,善解人意,咖啡室的气氛立即变得柔软轻松起来。
萧红发现,坐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一位善良平和的老者。他貌不出众,面色略显苍白,脸颊消瘦,因为消瘦,使得本来就高的颧骨更显得突出,一双眼睑显得浮肿的大眼睛,口唇上留有浓密的隶书一般的一字胡须,这胡须最有特点,根根笔立,又粗又黑,因为没有修剃那胡须显得有些凌乱。他的脸色不太好,呈现出一片苍青而又近于枯黄的颜色,但是他的目光是智者才有的,总是半眯着,你会发现他的目光很锐利。
谈笑风生间,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了。
有了女人和孩子的参与,这场面一下子变成了家庭和家庭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小聚,氛围也彻底变了一种风格。
女人之间的寒暄,女人和孩子之间的童趣对话,大家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这样的见面方式是鲁迅精心安排的,他担心两个青年人尴尬不随意,特意让许广平把孩子也带来了。海婴很喜欢这个说着一口东北话的大眼睛扎着蝴蝶结的姐姐,萧红用东北话逗海婴玩,海婴用上海话淘气地回她,这两种方言的混搭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把大家惹得不断大笑。
后来,许广平回忆鲁迅和萧军萧红初次见面的情景,这样写道:
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午后的时光过得很快,阴霾中的冬日午后更显短暂,会面近了尾声。要分手的时候,鲁迅取出二十元钱送到两萧面前,让他们拿着,回去贴补一下生活,另外又让许广平从衣袋里掏出了几个铜板和银角子,给他们做回去的车费,拉都最北端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路程。
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敢想到的,他们没给鲁迅带任何礼品,不但让鲁迅破费请他们喝咖啡,还送他们二十元钱。萧红萧军激动万分,当时,都不知道怎样接过的那笔钱。
走出咖啡馆,傍晚的天色愈发昏沉,两个人在寒风中和鲁迅一家挥别,各自走上回家的路。这一次,萧军没有自顾自往前走,他把脚步慢下来和萧红并行着,诉说自己还没有平息下来的激动。
回到住处,他们就商量着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对先生的感谢,嘱托他注意身体。
鲁迅接到他们的信,没有简单的应酬几句文字,而是真心实意地对他们进行指导。因为通过这次见面,他敏锐地感觉到,两个年轻人因为窘迫的生存现状,导致心态比较浮躁焦虑,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于是在复信中指出这个问题:
我看你们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处在焦躁的情绪中,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到,鲁迅的话提醒了他们。
这里不是他们熟悉的哈尔滨,这里不是到处都有朋友和组织可以依靠的青岛,这里是形势和处境更加复杂的上海。
萧红的《生死场》被鲁迅推荐给了生活书店,生活书店觉得这部书稿不错,有了出版意向,就把这个选题向国民党有关机构送审,如果审查通过,很快就能出版了。在没有什么好消息的沉闷日子中,这个好消息让萧红高兴了好几天,但是稿子最终没有过审,只有重新等待机会。
他们重新调整心态,不管处境怎样,坚持创作才是硬道理。只有努力,只有坚守梦想,梦想才有希望成真。
既然是来上海寻梦的,既然已经走到了今天,就要坚定走下去。
他们互相鼓励,逆境中,他们是可以患难与共的情侣、文友和同志。